朱巍：没有。
吴春岐：我强调一点，如果我要保护自己，成本很大。这就涉及到一点，对很多问题不单靠个人，同时政府还要通过行政法规，行政执法，有些是带有诈骗性质的，现在我就很奇怪，有些电话打一声就挂了，有时候打过去据说扣你很多钱，我都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利益集团。
主持人：也就是说你觉得成本太大。
杨立新：还有一个问题，你找不到被告，你要能找到被告也行。
主持人：就好象虚空被人打了一拳，你发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还不知道敌在哪儿。
吴春岐：其实这次陈冠希，包括影星，很大的失误就是在网络刚刚散布的时候申请禁令。
主持人：有，张柏芝有，但这个说得难听点儿禁止不住，野火一样的蔓延。我也看过一些传播的节点，比如某网站散播了一张，那不是一个网站的，但上百个、上千个论坛，讨论组同时炸开，而且在网络上，奇拿也有技术条件来实现，可以通过一些网络技术手段同时让很多论坛一下炸开。
吴春岐：这也是立法的难题。违法成本太低，而自己的维权成本太高，这是我们下次努力的方向，怎么样使违法成本提高，维权成本降低。
朱巍：尤其是像网站的侵权，由于网站侵权和别的侵权不一样，有储存性和难知遇性，我在文章中形容“九知难遇”，就算现在政府把艳照门事件打压下去，事件平息了，过二十年之后，只要有一个人机器上有这个照片，还可以发到网络上，野火烧不尽，奇拿遍地生。
主持人：刚才吴春岐说得我特别赞同，看起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平静和谐的社会里，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威胁，面临着信息时刻被泄露的透明人的状态。
吴春岐：大街上都有探头，你不知道哪儿有，到处都是，身份，医疗等各种信息有时候经常被泄露，前段时间我也很苦恼，我的电话不知道怎么搞的，经常会接到基金公司，股票公司，问我炒股票吗？天南地北打来的，有时候我还以为是朋友呢。
主持人：如果抓住给垃圾信息提供号码的人，他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杨立新：我想是不是这样，如果我逮到了给我发短信的人，我起诉他，让他承担侵害隐私权的责任，应该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在上课时还讨论过一个情况，分众传媒怎么搞到两亿手机的？其实他大量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现在有一些合法取得私人信息的单位，可能单位不会去卖，但你的工作人员卖了怎么办？贩卖他人隐私，不仅仅是侵权的问题，应该是犯罪的问题。
主持人：杨教授说话非常严谨，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的绝不多说。
杨立新：如果现在没有，将来是不是要制定刑法补充的罪名，贩卖他人隐私，构成犯罪，这要给予制裁。
杨立新：我举一个事例，女同志生孩子，上医院去生，生的时候要留你的手机等什么，等你还没出院呢你的手机上就来了，卖尿布的、卖小孩奶粉的，玩具的，统统给你打电话，你问他怎么知道的，医院给他的。是医院给他的吗？医院的工作人员拿这个东西卖一块钱或者五块钱，这是犯罪行为，我们不说犯罪不犯罪，起码是侵权，恶劣的侵权行为。
吴春岐：所以杨老师，刑法上我们可能拿不太准，但从民法上，对这种行为要进行惩罚性的赔偿。对我的损害表面上来讲没有太大，但对社会的危害很大，如果我们做一个惩罚性赔偿，这时候他在侵犯别人之前要有一个预期，我得到多大利益，但我一旦被起诉，付出的成本会非常高，这时候侵犯人隐私的行为就会降低。
朱巍：但这种性质是不是应该做区分，比如卖尿布卖什么的，也许这个孕妇真的需要，这还有点善良成份。
杨立新：不能这样看，这种服务确实没有问题，但是你把手机号卖给别人时，你经过人家同意了吗？
朱巍：如果没有卖呢？就是提供呢？
杨立新：提供也不对啊，你凭什么把我的隐私提供给别人呢？你没有这个资格啊。
吴春岐：我的个人隐私未经允许是不允许透露的。
杨立新：我们写法的时候写过一条，有权掌握他人信息的人不能透露给他人，你有钱把我的信息给别人，好，你侵犯隐私权了。
吴春岐：最简单的，我给你一张名片，我的地址、电话向你公开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你可以让我的信息公布上网。
吴春岐：有的人就想出名嘛，甚至自曝隐私。
主持人：这个事情就不挺诸位了，我法盲啊，我先声明，但我觉得起码涉及到对人的尊重。
朱巍：但保护一个东西我觉得不要矫枉过正，对一个东西过度的保护反而会伤害他。
吴春岐：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确有一个矛盾，保护隐私权是有一个度的，就像我们讲的，为什么名人的隐私有受限的问题，比如一个高官的财产，他的财产莫名其妙地增加很多，肯定侵犯了公共利益，你的财产就要公示，但我作为普通人，我的财产，别人就不能知道，除非经过我允许。
杨立新：刚才春岐讲到，公共探头，我本来有隐私，你为什么要探我，这是为了公共安全。很多媒体采访我在公共场合装探头是不是侵害隐私权？我说不是，这就是现代社会为了更好地维护大多数的利益装的是必要的。刚才你说的话，权利是要保护的，但不是没有边界的，隐私就要全面保护，探头也不可以装，好象就过分了。
吴春岐：我走到公共场合可以有探头录像，但这个录像绝对不能未经允许，不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主持人：这就像一句老话，我以人民的利益审判你，但你不能以人民的利益去做一些事情。
杨立新：比如我在公共场所做了一些不雅的行为，比如扣鼻子什么的，你有权利监控整个社会的情况，把我也拍进去了，然后你就说，你看杨立新多缺德啊，在那儿扣鼻孔，这就侵害我隐私权了。你不可以利用，你可以监督。
主持人：我们不知不觉地聊了一个小时，最后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位，香港警察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后期，媒体没有料也没有信息时，香港警方不断地发布信息，比如说今天ABCD四个女星有份，明天又发，这种发布信息算不算侵权行为？
杨立新：这涉及到不同法律的问题，香港用的是英国法，和我们的法律完全不一样，假如用大陆的法，我觉得警察不应该这样随时爆料，你的侦查过程不一定都要对大家讲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香港就这样，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调查进行到什么程度要随时报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从我们自己国内的法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好的。
主持人：再听一下二位的意见。
吴春岐：香港警方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是太了解，从我们自己法律的观点出发，一来说哪些人哪些人，涉及到哪些人，这时候唯一公开的理由就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问题，作为公众事件，大家的知情权要受到保障，这时候就衡量了你涉及的问题对你来说是隐私，这时候香港警方可能会衡量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的时候，他偏向了公众知情权。
吴春岐：我觉得香港也不会轻易地做这个决定吧，应当是经过考虑，这种考虑肯定有他法律上的依据，有时候法律规定是比较抽象的，到这个事件时公众知情权的边界在哪里，个人隐私权的边界在哪里。
主持人：其实最后还要看法官，当时是看警察的判断。
吴春岐：如果有些人告警察，你为什么公布了我的情况，本来大家是不会告我的。
主持人：我看现在不会有人站出来说这个话，一站出来不是不打自招吗？
朱巍：现在香港警方的爆料不是说哪个人，是出剪影，还有点儿像猜谜语似的，这个人生于几十年代，身材怎么怎么样，和谁结过几次婚，让大家猜的感觉，我特别同意吴春岐和老师的观点；还有一点是不是艳照开始出时香港警方打压过剩，现在香港警方矫正一下，偏向了公众的知情权。
主持人：今天三位在北京这个糟糕的夜晚却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艳照门事件发展到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多层面上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但抛开道德跟法律的争论，我们不仅又想到康德说过的一句话，头顶星空，胸怀道德，如果没有道德，没有自律，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无限虚无的世界，这应该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情况，还是那句话，建设网络文明，你我同步同行，我们在看艳照门的同时想法律的问题，认识法律也认识我们自己。
主持人：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网易会客室。
本文来源：网易嘉宾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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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