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究亚当·斯密学说的专家李非教授，曾将斯密的市场道德理论称为“道德人假设”，其要点列举如下：
1、利己心是人类的本能，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发地趋向美德的内在力量；
2、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具有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其个人伦理或者说国民性才表现为基于利己心的慎思之德；
3、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社会中，其国民的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将自然而然地同时实现。即国民在积累经济资本的同时，积累勤勉、节俭、诚实、守约、守时等道德；
4、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富裕的过程就是道德修炼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意之中的结果，意味着每一个市场的参加者谁也没有意识到在经商中使自己高尚起来。
5、从长期看，一个民族或国家将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成为有德之国。这是因为市场社会存在着看不见的道德强制作用，无形之手的伦理学涵义正在于此。
1831年，一位年仅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后，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经典著作中无限感慨地谈起美国的民主。在那里，几乎没有人作一心为公、自我牺牲的说教，但是人们相信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价值，而且决不乏牺牲精神的表现；人们也绝口不谈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们坚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尽管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非常强烈，他们拼命追求财富，但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这就是亚当·斯密道德理论实践的最佳例证，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典型实践者，因此其国民道德水准、伦理意识普遍较高。
理解了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也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民主，不难理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捐献给社会的慈善行为，他只不过按照亚当·斯密所奠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行事，钢铁大王卡内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为不也是对亚当·斯密道德理论的忠实履行吗？因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最终结果就是：市场社会的国民富而有德，因为国民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
跟儒家思想在中国一样，亚当·斯密的原著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其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已经渗透到每个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的骨子里面。这些国家的政府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包括从婴儿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为一般的国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作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和商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已无须冗言论证。但由于中国社会的主体人群长期以来对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了解甚少，在这种背景下，亚当·斯密的商业道德哲学能否结合中国的国情，逐渐形成新的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的道德标准，尚是个未知数。
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虚伪性，其伦理学原理上存在着根本缺陷：虚伪地否认人类本性，否认人具有“利己心”这一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所以难以让普通民众信服。更大的问题是，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以中国原有的任何一种道德哲学也无法解释商业社会的各种现实，很多道德说教甚至是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张回归道德传统的论点可能会使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更加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但是，我们仅仅借鉴了市场经济的硬制度，却没能借鉴市场经济的软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没有跟上，造成了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使得原有的价值观没人信奉，而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没落的连同新生的许多道德观念混杂在一起，尚没有形成被普通大众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标准。缺少适当的道德理论引导，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作用，中国人也就无所畏惧，不择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来。
按照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他们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这些都是违背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商业道德伦理而种下的恶果。
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几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释了商业社会中道德败坏和腐败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妨碍人们勤劳工作、阻止人们实现生活改善愿望的制度就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例如：特权、垄断、管制、保护等制度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不仅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而且还造成了商人的腐败和堕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机取巧而获得垄断和超额利润上，导致腐败的产生和社会道德的败坏。“如果取消了特权、垄断、管制、保护以及暴利等，……则商人阶层亦会非自愿地被引向努力、节俭、正直等道德领域”。从封建遗制看，诸如限制劳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法律（居住法、学徒法等等）皆妨碍人们的勤勉、正直。诸多封建性特权（如长子继承法、永久所有权等）皆妨害人之本能—节俭。显然这样的制度一旦废除，则依人之本性，自然会勤奋工作，节俭为生。
选择了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看这个国家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从这一点上来看，俄罗斯和南美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也不是市场经济社会，而这些国家的国民道德水准也不尽人意。可见，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各种根源，让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继续依靠权力和关系去掠夺财富，而不是让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并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状态就难以改变，也就无法防止整个社会的道德下滑。
作者并不主张完全模仿西方的东西，特别在国人最重视和引以自豪的伦理道德方面，如果传统的道德理论能够解决现有道德危机问题，则无需画蛇添足地学习西方。理论无国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几百年，除了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尚没有任何其它理论能够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不实行拿来主义，借鉴经过西方社会几百年检验的商业道德哲学，中国很难避免国民“缺德”和“文明古国”世风日下的道德尴尬。
用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看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追求物质富裕与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并不矛盾，只要完善法制，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可以双丰收，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理想社会也就会早一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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