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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钢(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研究总监)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所释放的信号,与过去数年相比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如果说此前几年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词是“稳增长”和“防风险”,那么2026年的政策框架则更加清晰地指向三个新的宏观逻辑:增长目标的理性回归、名义增长的重要性提升,以及科技创新与内需并列成为增长主轴。这些变化并非简单的政策微调,而更像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宏观治理逻辑重构。
首先,一个最直观却也最容易被误读的信号,是年度GDP增长目标预期下调至4.5%-5%的区间。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的减弱,但如果放在更长周期的政策框架中观察,这一目标恰恰体现出一种更加理性的增长范式转型。根据中国到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未来十年GDP年均复合增速只需保持在约4.17%左右即可实现目标。从这个角度看,4.5%—5%的增长区间既为结构调整保留了空间,也为未来周期波动预留了缓冲。更重要的是,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这一目标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我国宏观政策正在从“速度导向”逐步转向“质量导向”。
这一变化背后有着深层的经济结构逻辑。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人口红利、资本投入与房地产投资,而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房地产进入新阶段,潜在增长率自然会回落。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仍然维持过高的增长目标,反而可能迫使政策再次回到过度依赖投资扩张的老路径。换句话说,适度下调增长目标,本身也是一种避免结构性扭曲的政策选择。然而,与增长目标调整几乎同时出现的,是政策对“名义增长”的明显强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并将CPI目标继续设定在2%左右。这一表述变化具有重要宏观意义。过去多年我国宏观政策更多关注的是防范通胀风险,而在当前阶段,政策重点正在转向防范通缩。
这一转向并非技术性细节,而是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变化。对于企业而言,真正决定盈利能力和投资意愿的并不是实际GDP增速,而是名义GDP增速。名义增长决定了企业收入扩张、债务负担变化以及资产价格走势。如果价格持续低迷,即便实际增长保持稳定,企业利润空间仍可能被压缩,投资意愿也会下降。从这一角度看,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具有更深层的宏观含义。所谓“内卷”,在经济学意义上往往意味着供给过剩条件下的价格竞争。当企业通过不断压低价格争夺市场份额时,整个行业利润率会迅速下降,最终形成典型的通缩循环。因此,通过产能调控、价格监管以及标准引领等方式整治无序竞争,本质上也是在重塑供需关系,从而为价格中枢回升创造条件。
这也意味着,我国宏观政策正在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名义增长管理”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政策目标不再只是维持经济增速,还包括稳定价格预期、改善企业盈利环境以及推动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对于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而言,保持温和而稳定的名义增长,往往比追求短期高速增长更加重要。
如果说名义增长的提升是宏观环境改善的关键,那么科技创新与扩大内需的并列部署,则构成了我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两大结构性引擎。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两项任务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实际上反映出我国正在构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随着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以及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这一模式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未来增长更可能来自两个方向:一是科技驱动的产业升级,二是消费驱动的内需扩张。
在科技创新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再次强调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战略产业,还进一步提出未来能源、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并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表述背后的逻辑在于,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算力基础设施与智能终端将成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金融体系也被要求更好地支持这一转型。报告提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用”,这意味着未来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可能发生变化。传统信贷体系往往偏好拥有土地、厂房等抵押品的企业,而许多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却是专利、算法和数据。如果这些无形资产能够更有效地参与融资体系,将显著改善科技企业的融资环境。
另一条增长主线则是内需扩张。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消费政策的描述出现了一些新的重点。例如,在扩大消费方面,政策不仅强调商品消费以旧换新,还提出推动康养消费、入境消费以及假期制度改革。尤其是“康养”首次被明确纳入重点消费领域,显示出政策对老龄化时代消费结构变化的关注。此外,报告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并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从宏观角度看,这类制度改革具有相当大的消费弹性空间。近年来的经验已经表明,假期制度调整往往能够显著带动文旅消费与服务业增长。在人口增长趋缓的背景下,通过制度设计释放消费潜力,可能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路径。
综合来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传递出的最重要信号,并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逻辑的整体转型:增长目标更加理性,政策开始更加重视名义增长环境,而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更多依赖科技创新与消费扩张的双轮驱动。对于外界而言,这或许意味着一个新的我国经济周期正在形成。在这一周期中,宏观政策不再单纯追求高速增长,而是更加注重增长结构、企业盈利能力以及长期产业竞争力。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规模扩张型增长阶段”,逐渐进入一个“质量驱动型增长阶段”。这一转变,可能正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宏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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