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关键逻辑算式及其解释

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2023年，一是笔者《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未来展望》由格致等上海三家出版社收入其当代经济学文库并联合出版。二是8月初到12月20日，笔者主持，有东北财经等大学、科研机构和北京其他单位的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等参与工作，完成了中国二元体制国民经济仿真系统第二次“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大型全面试算。三是《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算式概括性的学术论文。就此三事，笔者写了万余字的一篇文章，分短文逐步发出，请朋友们分享。今天刊出之六。

1. 一个思路性调整：将体制因素变量化

笔者认为，若要实现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间能够进行内生变量的数理分析，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分析客体的特殊性。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从计划向市场的瞬时（三年左右）转轨国家均有不同，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向市场特长周期转轨的二元体制国家。体制改革动能释放和改革开放动能边际递减，成为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和增长的主要影响方面和过程。因此，现有教科书中不含体制安排变量的各类模型，刻画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消长变化经济体系的运行，客观地讲，有着方法上的局限性。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分析客体运行中存在着行政计划与市场配置间的二元体制扭曲。一些扭曲可以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纠正。而相当多由法律法规约定形成的扭曲，不可能通过变通加以纠正；还有相当多或者违法或者不违法模糊地带的扭曲，其变通纠正可能被追究违法责任的风险较大，还有因其变通纠正支付成本大于收益的扭曲，也不能够被纠正。因此，行政计划和市场配置之间的扭曲被改革纠正，或者还未被改革的扭曲，或者新形成的扭曲，常态化地影响二元体制经济的运行。

再次，需要将体制安排及其变化看成是流动中的各类闸口及其开关。体制变动因素能够以自变量进入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计算中，需要调整以流体（要素、商品、货币、投资、消费、贸易和债务等）为主变量的思路，将国民经济看成是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运行体系，而体制安排则是影响各类流体流动的闸口变量。这些被安排的体制——各种不同的闸口，开或者关，开大或者关小，都会对经济流体的流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投入的效率及其产出和增长。

第四，最为关键的是，将体制安排闸口变动设置成逻辑分析中可测度的变量——差值，其可以通过二元体制各类市场经济标准值与相关行政计划影响扭曲值之间进行比较求得。思维的逻辑是“应该有但实际没有，应该有多少但实际多了或少了”的反事实法和“将扭曲纠正到标准状态”的标准事实还原法。差值变量的功能是：表示体制闸口处于关闭或者打开，测度处于打开状态体制闸口的大小。其意义在于，使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理讨论从定性议论转变为定量研究成为一种可能。

在二元体制经济中，差值是一个内生的变量。体制安排和变化与生产要素、各类支出、货币等不同，它不是流体性变量，而是一个闸口性变量。但是，差值作为嵌入经济运行体系内部的行政计划机制性变量，对本来应由市场配置资源流动过程，在经济体系内部起了开或关和大或小的作用。负面看，闸口的设立和固化，造成了资源配置内部流动的放缓、拥塞和淤积，影响经济的产出和增长；正面看，如果改革体制使闸口从关闭到打开，从阻塞到畅通，资源配置流动加速，效率提高，则会释放各方面被禁锢的内生的产出和增长潜能。

2. 扭曲损失和体制剩余及其增长潜能的数理逻辑

当我们将二元体制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看成是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体系时，流体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和工资、利润和地租等产出，而z则可以看成是影响流体流速流量的体制安排。对此，可以用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的比较，观察闸口变量的大小；也可以用禁止交易，或者允许交易，观察闸口是关闭还是打开。

首先，我们计算体制扭曲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如2021年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总资产为311万亿元，其扭曲的资产总利润率为1.45%[1]，因给市场竞争性民营企业的贷款利润比国企高，其资产总利润率标准值最低也需要6%，标准值减扭曲值的差值为4.55%，

国有企业总资产311万亿元乘以资产总利润率差值4.55%，计算出闲置浪费和低利用造成的产出利润损失规模为14.15万亿元。

其次，计算体制性剩余[2]。非价值性的闲置浪费资源，也可以用式（3）计算。比如，2021年与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其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比率的标准值为10.30%。因迁移管制、教育城乡隔离、住宅汽车外地户籍限购和部分工作岗位外地农村户籍歧视等阻碍，中国同期这一扭曲比率值为24.41%，差值为14.11%。差值乘以总就业劳动力74080万人，农业中淤积低利用劳动力，即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规模为10453万人。[3]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对价值产出，可以这样计算，低效率造成的产出损失除以市场经济标准值，即体制性剩余数量：

这个数量也可以很确定地计算出来。如前面计算出2021年国有企业311万亿元资产的利润产出损失为14.15万亿元，其除以民营企业资产利润率标准值6%，全部国有企业没有正常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剩余资产为235.83万亿元。

最后，仿真推演改革提高效率的新获得增长速度。体制改革的目的是盘活释放这部分没有正常发挥产出作用的体制剩余要素，以此加速经济增长。提高效率而促进增长的算式是：

比如2021年，就业总劳动力为74080万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10453万人，进行户籍改革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0年中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配置，假定劳动力产出系数为0.5，改革强度年度间平均，则未来10年仅农业领域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释放，可获得0.70%的增长潜能。[4]

以上推导，建立起了中国二元体制“体制扭曲—扭曲差值—产出损失—体制剩余—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逻辑算式和计算过程。一些学者提出，无论是何种模型，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都有不确定性。但证明剩余存在，潜能被确定。

3.创新生产侧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算法

然而，从学理严谨的角度出发，需要以本文体制扭曲差值变量为核心，以算式（1）-（5）为基础数理逻辑，在生产侧建立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数理关系算式。

首先，假定没有体制改革的经济增长为自然经济增长。一是以索洛模型为算式，不加入土地要素投入变量；二是不加入差值体制变量，其纯粹为流体变量模型，假定体制既定不变，虽然它是计算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但假定体制不变，就可计算二元体制不变动时的自然经济增长。

其次，在TFP计算部分，在土地和住宅变动中设置开关变量，允许交易为1，不允许交易为0。在特殊的2000-2022年期间，行政性土地出让规模太大，因此以生产法直接计入了GDP。如果未来交易量平缓，农村住宅资产化，则与城镇住宅溢值一样，都以余值方式计入GDP。考虑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的平缓和略微下降趋势，将其增长范围定义在0.7%-1%。

再次，将要素劳动资本投入对数型的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改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结构的古典投入增长模型。新古典学派将土地要素去除的理由：较成熟开发的国家，土地要素规模是一个几乎不变的量，其供给表现为一条近似垂直的曲线；总体上讲，即使可能会新增土地，但土地的大部分用于农业，而发展过程中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和低水平状态，农地投入增加对GDP的增长微小，可忽略不计。

但是，结构和体制双二元经济的增长计算中，需要加入土地要素变量，理由为：二元体制中，各生产要素及使用中，被行政计划干预最强的是土地、房屋和建设领域，其造成了大规模土地和房屋的浪费、闲置和低利用。而要改革促进增长，需要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算式中表现为对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松闸扩流贴入，以观察其变动可释放的增长潜能。

依据上述论述，观察生产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内在因果关系的数理历史模拟模型为：

差值方面，1978-2022年，农村向城市的土地市场配置并没有打开，但20世纪90年代开始，行政征用后在城市的出让则是地方政府垄断有偿出让，因其协议或市场垄断出让，进入住宅、商业楼、写字楼和工厂等用地后，不能再交易，这时的SL表现为征用面积，RL=1；而住宅只是城镇住宅进行了商品化改革，城镇住宅为存量面积，RD是一个变化的比率；计算中没有土地利用率高低和土地开发增长等变量。

模型中的主要变量是标准值与实际值的差值。（1）土地房屋资产化差值。观察各类土地允许交易，还是不允许交易，即是0还是1。（2）劳动力利用差值。一是来自于国际相近市场经济国家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率标准值，与中国农业实际值比较；二是非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利用差值，主要是估计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非专业、非业务和非生产人员的比率，以及同样工作水平下的专业、业务和生产人员的冗员率。（3）资本要素利用差值。为国内市场竞争性非国有企业资本平均利润率标准值与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实际值的比较值。（4）土地利用差值。国际市场经济国家国土开发利用率标准值与中国国土利用率实际值比较；其非标准差值，通过各类土地的闲置和低利用率进行估算。

当我们将式（6）用于解释1978-2010年经济奇迹来源，还有2011-2022年经济放缓原因时，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打开了征用土地在城市的出让市场交易，以及1998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打开了其二手房的市场交易；其他差值变动和固化，或者生产的增长起了释放作用，或者对内在生产能力释放形成了抑制。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差值是由国内外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中国实际值相减所得，但还有许多值只能观察其资源的闲置低利用率去推算非市场化的差值。后者，笔者称之为非标准差值，但在计算中不可或缺。

[1] 数据来源：国家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gkml/caizhengshuju/。

[2] 周天勇：《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增长的新潜能》，《学术月刊》， 2021年第4期。

[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data.worldbank.org.cn。

[4] 此处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标准值和中国农业就业比率值，以及中国总就业劳动力和农业就业劳动力，均为世界银行数据。

[5] 周天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增长潜能测算——基于体制扭曲差值内生的核算和仿真》，《财经问题研究》， 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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