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二元经济体制数理逻辑一些概念和定义及其重要提醒

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笔者为研究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写了一篇感言。记述了自己从事此项研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拟在公众号中连载，今天发出之八。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二元经济体制国家。OECD统计在经济体特征上将中国归属于转轨国家。绝大多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国家，大体在三年时间完成了从一元计划经济向一元市场经济的瞬时转轨。中国走了渐近达到改革目标的体制转轨道路，因此，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并且改革还没有结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经济体制国家。

二元体制经济自然低速增长。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在二元经济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二元体制国家相当多的生产潜力和价值潜能禁锢在二元体制扭曲之中，其经济体的自然运行和仅仅宏观经济扩张政策调控无法解锁。如果没有体制不断的转轨，学术语言讲就是扭曲值X没有不断地向Y值靠近，二元体制经济体的自然经济一般处于低速增长状态。

二元体制经济增长潜能只能通过改革才能获得，稳定增长仅指望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会落空。市场经济国家在萧条时期，经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为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主因是货币流动性不足所致。对此，市场经济国家的措施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然而，前面已述，二元经济体制国家，增长潜能主要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但是，需要提醒和强调的是，锁定在体制扭曲之中的这种潜能，根本就无法用财政和货币扩张的政策能够释放出来。比如，锁定在农村农业低收入领域、国有企业和土地要素领域浪费、闲置和低利用的，即体制性剩余1.8亿劳动力、251万亿元国有体制性剩余资产和体制性剩余1.9亿亩建设用地等等的盘活和潜能释放，只能由体制改革来进行，对此希望于财政和货币宏观经济政策，一点用处都没有。

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为近似平稳的增长曲线，不能把稳增长的希望全部压在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前面已述，用索洛模型计测算未来15年的要素投入产出增长大体在1.5%左右，于是一些学术和政策研究，将希望寄托于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然而，（1）琼斯研究欧洲和美国1980到2000年间研发人员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向上向右的增长趋势，期间欧美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在0.9%分别为1%；菲斯佩奇评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长周期看，是一条平缓的曲线。（2）罗格宁根大学测算，1971到2019年间，日法英德美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在0.5%到1%之间，创新最好的韩国这一期间的全要素年均增长率也就1.6%，并且各国的增长都呈略微下行的趋势。（3）罗格宁根大学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57到1977年间为-1.21%，1978到2019年平均为0.7%。如果未来要素投入产出增长年平均1.5%，翻一番基本上需要创新提供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3.23%的速率。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已经到后期，创新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和趋缓，我觉得这基本是一个没有希望极小概率事件。

二元体制国家存在着经济改革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实验室计算，1978到2021年间，中国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3.32%。其中广义技术进步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我们估计年平均增长0.8%左右。通过体制改革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年均为2.52%。其来源为：一是原来没有价格的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在其交易时零到市场价的溢值，也即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溢值性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产品供求与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二元体制经济场景中，与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需要强调的是应该修改教科书全要素生产率全部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的定义。

零到市场价溢值土地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居住和工商业的转移，也是二元体制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来源。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建设用地有偿出让和资产化，使无价格的资源和生产资料性土地，持续地发生了被转移到城市居民和工商业领域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中国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这项改革，2000年后大规模进行，巨额的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如前有关章回所述，以各种方式进入了生产法的GDP核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土地有偿出让改革和土地不断地从零向市场价格的溢值，就不会有2000来经济中高速度增长的支撑。

不说明这些，无法直接理解二元体制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算式。若知这些算式，且读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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