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最新解读2022年中国5.5%左右经济增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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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导读：

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一如既往的充满信心。他表示，中国在2035年前仍有8%的增长潜力。8%代表一种可能性，考虑到国际、国内的具体状况，中国应该可以实现每年6%的增长。2022年中国确立5.5%左右增速目标是适度的，是实事求是的目标。

在创新方面，创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含义不完全相同。发达国家代表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价值属于世界最高水平，所以它们要想发展就只能靠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这相对很难。而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引进产业和技术，这是发展中国家高速且低成本发展的法宝。

坚持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进行创新式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如果我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遵循比较优势，就可以在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且给政府更大的空间进行二次分配。

最后，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变成高收入国家？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1美元，和高收入国家门槛12695美元相距1.8个百分点。今年中国应该可以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变成高收入国家。如果不行，明年应该会跨过这个门槛，再退一步，在2025年“十四五”规划完成时，一定可以跨过这个门槛。

以下为正文：

我主要集中谈三点。第一个，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个，经济增长要创新；第三个，怎样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变成高收入国家？

首先，对中国来讲，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大的大局，因为我们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并且服务业的占比越高，那么必然国内循环的比重就越大。那么，怎如何使经济体量变大，以及服务业的占比提高？当然需要提高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就要经济增长。

第二，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包括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但是经济是基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定在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50%，大约是韩国在2002年时的水平，是一个应该有的要求。但是目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多，要从只有20%多变成50%，而且希望在2049年就实现，那必须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另一个大局是，我们现在面临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样来驾驭这个大变局？只有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50%，美国到那时候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因为到那时候，美国大概率也没有手段来卡我们的脖子，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他也改变不了。

第三，美国还需要中国的市场来维持美国自身的就业，来维持美国自身的发展。这些都是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我反反复复地谈，中国到2035年之前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增长潜力是什么含义呢？就像各位买汽车，你要看技术指标，这辆汽车的设计最高时速是多少。增长潜力是从技术面来看，在不过度的消耗各种资源的状况下，你可以维持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已经论证多次了，到2035年之前，中国应该还有8%的每年的增长潜力。当然，有这样的增长潜力并不见得代表你每年都要以8%来增长。就像买汽车的时速可以达到300公里/小时，并不是说你每次开车就开300公里/小时，因为你必须看天气状况、路况、身体状况。

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8%的增长潜力代表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国内国际其他方面的要求，以及状况。考虑到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中国应该可以实现每年6%的增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比我的预期低，但是5.5%是实事求是的目标。因为我在讲，8%的潜力，6%的增长，那时候没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国际石油价格猛涨，粮食价格猛涨，还有一些矿产资源的价格猛涨，再加上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给国际金融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入国，各种原材料粮食的最主要的进口国，当然会受到影响。

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我们把目标定在5.5%左右，是一个合理的、实事求是的目标。并且现在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比重已经超过18%，若以5.5%来增长，每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还贡献1个百分点，每年对世界的增长贡献在25%左右，中国还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原动力。所以，在这样的增长目标上，中国发展的基本态势还是维持的。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尤其是我们现在提出稳增长，并且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明确，“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许努力一点应该可以超过5.5%，让它更接近6%。

第二个是创新。经济发展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等等。那么，经济增长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平面扩张，复制老古董的方式来发展。必须有创新，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来越高，作为发展的主要来源。但问题是怎样创新呢？因为学界与媒体谈到创新，通常强调的是发明。学术界用所谓的换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基本上是和发明相关的。这样的思路和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流经济学来自于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在全世界最高，代表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价值也属于世界最高水平，所以它们要想发展就只能靠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但是在增长核算时，这些发明的投入并没有作为右边的投入要素投入。所以，它就会变成大家非常崇拜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你在发明投入的时候取得的。发达国家靠发明的方式来取得创新，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当然有高有低，但是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是大概每年3%左右。其中，人均GDP或者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概是2%左右，人口增长1%左右。

中国现在还属于在追赶的国家，创新的含义对追赶的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因为创新就是在下一次生产的时候，你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或者你新进入的产业，其附加值比你现在的高。发达国家说要发明是因为他的技术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了，他的产业的附加值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

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用的技术不见得是全世界最好的技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有差距。我们可以把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的来源；在产业升级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但附加值比我们高的产业，引进、消化、吸收，这种方式通常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小。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用这种方式，他的创新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产业升级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但是他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小。因为引进技术，或者是产业升级引进成熟的产业，一般是买更好的设备，在增长核算的时候，增速创新已经包含在资本里面没有剩余项了，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小。但是，这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高速且低成本的增长的一个法宝。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年均九点多的增长，有多少是靠中国自己发明的？不能说没有，但是绝大多数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仅中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日本，处于追赶阶段的时候，同样他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是他的全要素生产批通常都会很小。所以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

当然，学界也讨论，中国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40多年了，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1美元了，快要变成高收入国家了。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引进、消化、吸收了？我们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才有创新了。

我们看实际经济状况。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我把中国现在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第一类是还在追赶的产业，中国有、发达国家也有的产业，但是中国的技术和产值都不如发达国家；第二类是领导型的产业，中国这个产业已经是世界第一，例如家电产业、5G通讯等等；第三类，过去中国很有比较优势，但是现在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像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第四类是新经济给中国带来换道超车机会的产业，因为新经济的特性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而中国是人力资本大国，再加上中国有国内大市场，产业配套齐全，所以中国在换道超车上面可以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第五类是战略型产业，发达国家有、中国没有的产业，但是中国引不进来，不管是由于国防的要求，还是经济安全的原因，还是被“卡脖子”的原因，中国必须自己发明。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把我们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但是比重不一样，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当中绝大多数还是在追赶型的。比如2021年，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占总制造业的比重15.1%，也就是85%并不是高新制造业，绝大多数还是在相对成熟传统的产业。另外，每年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工业展览会，今年总共有27个展厅，每个展厅里面都有中国产品，但是中国产品在绝大多数的展厅的价格比其他国家产品低多了，为什么？中国产品的质量、技术和发达国家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所以，中国绝大多数产业还是在追赶型的，而追赶型的技术创新的最好方式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发展中国家取得快速发展的法宝。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能源转换的时候，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讲，中国以前有一个工人很穷，经常在外面当苦力，用一个扁担挑东西。一天，这个苦力买了一张彩券，结果中了奖，他非常高兴，马上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结果，他把扁担丢掉了，去领奖的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张彩券。后来想到，因为他太穷了，也没住的地方，就把彩券放在扁担里面，结果把扁担丢了。中国传统能源比较多，但是在还没有新能源之前，不能一下子就把传统能源都舍弃掉。同样，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关系到中国85%的制造业。这个法宝不能丢。

第三个共同富裕，中国创新需要企业家，不管是在传统企业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企业家，或是在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或者战略型的创新都需要企业家。企业家创新承担很大的风险，成功了以后他的回报会比较高，他的收入水平要比较高。因为很多人失败换来一个成功，这样的预期收入才会合理。如果没有这些创新成功的企业家有比较高的收入，那么就不会有人去追求创新。如果不创新的话，经济发展就慢了。那么，不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是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有点困难。

最近，大家对共同富裕谈的比较多。社会上，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形成了一种看法，共同富裕是要杀富济贫，拿平均收入。如果那样的话，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是不创新，经济增长就会慢，发展质量就会差。共同富裕是不是一定要牺牲企业家精神？不见得，决定于你怎样实现共同富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遵循的是比较优势，其实可以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就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且给政府更大的空间来进行二次分配。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创新，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那就会变成我们的竞争优势，这当然是效率。

而且它会公平，我们知道穷人的收入主要靠劳动所得，富人的收入更多的是靠资本的收益。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创新，形成政治优势，不仅可以创造最大的就业机会，穷人也有好的发展，因为他有最多的就业机会。而且，经济发展会非常快，资本积累的会非常快。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在收入水平低时，为什么工资低？因为劳动供给相对丰富，资本相对不足。当你资本积累非常快，资本就会逐渐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反过来讲，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状况下，工资会上涨非常快。当你工资上涨非常快，就是穷人所拥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它的劳动力越来越值钱。反过来讲，资本的相对回报会降低，也就是富人所拥有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的价值在下降。在这种状况下，收入分配是能够改善的。

实际上，在东亚处于追赶阶段的时候，他们就实现了增长与分配同时改善。在国内，我也做了不少实证研究，一个地方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快，而且这个地方的收入分配也会改善，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而且如果经济增长快，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多，并且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企业就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所以在政府增加的财政税收当中，就可以更多的进行第二次分配，投资于提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让他有就业能力，然后消除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并且照顾鳏寡孤独。在2007年之前，国内学界与政府的政策是“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这是过去的说法。但是过去说一次收入重视效率的时候，经常用技术指标，资本越密集、技术越密集，就认为越有效率。其实不是，按照比较优势才有效率，因为你才有最大的竞争力，才有效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个基本上就是我前面讲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

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发展得很快，结构变迁非常快，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发明的，并且再加上有新经济，中国和发达国家齐跑。这种状况下当然会有一些技术天才抓住创新的机会，也有一些经营天才抓住结构转型时候的机会，然后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变成超级巨富。变成超级巨富就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是，钱对超级巨富来讲只是一个符号，他根本用不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我们有比较好的税收来鼓励这些富豪们做捐赠，我们形成这种社会风气来尊重对社会在产业发展上做贡献，然后又对社会的收入分配，对社会的大众做出贡献的人，进行三次分配。

最后，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变成高收入国家？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1美元。在2021年7月份以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12535美元，如果用旧门槛，我们去年就变成高收入国家了。但在2021年7月份，世界银行、联合国做了调整。现在新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是12695美元，中国去年是12551美元，和新标准相距只有1.8个百分点。我想今年中国要实现5.5%左右的增长，然后汇率不发生变化，今年中国就应该可以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变成高收入国家了。当然，12695美元是按照现价汇率计算的，汇率会波动。我想不论怎么波动，如果今年不跨过这个门槛，明年应该会跨过这个门槛，再退一步我相信在2025年“十四五”规划完成的时候，一定可以跨过这个门槛。

跨过这个门槛当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我们非常有幸，从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进入到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是人类经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到现在为止，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比重的16%，如果中国也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翻一番，从16%变成34%。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见证这个历史。

（整理自林毅夫于2022年3月15日在北大国发院的“中国经济观察第60期”：“两会解读与中国经济前景”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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