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中美经贸关系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我从中美经贸关系的角度来提一些我的看法，主要是谈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和对外经贸政策的走向。

首先，美国经济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疫情的控制，因此2021年对美国经济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至少上半年美国经济是不被看好的，下半年如果能够实现稳定复苏，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但是不稳定性也有可能会延续到2022年，考虑到拜登执政后会加税、加强监管，不利于经济的恢复。这是关于美国经济走向的判断。

其次，拜登执政下，美国仍然有较强的保护主义的倾向。过去四年特朗普留下了很多的政治遗产，在经济政策上，包括贾庆国教授讲到的经济民族主义等等。拜登执政后不可能很快改变国内的政治氛围，再加上拜登的政治基础包括工会这些强大的利益集团，所以总体上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还是偏向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可能再回到奥巴马时代，因此未来几年，很难看到美国会推动多边的自由贸易或是投资自由化的安排。很多人谈到拜登有没有可能让美国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下文简称CPTPP），我认为，因为要考虑到中期选举的情况，在前两年是不可能的。中期选举以后拜登是否会考虑这个选择，一是取决于中期选举的结果，即民主党是否还能控制参众两院，二是取决于美国经济的恢复情况，此外还取决于能不能拿到贸易谈判的快通道的授权等等条件，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拜登不会轻易决定是否让美国加入CPTPP。

第三，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受对华战略竞争的驱动越来越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把中国拉入他主导的多边的安排，这样做，对自己、对中国都有利。现在美国考虑跟中国的战略竞争的需要，要在金融、市场、技术等多个领域建墙，限制中国。结果是对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所以美国首先考虑的不是一个经济上的效率问题，而是战略上的考虑，怎样去打压和限制他的战略竞争对手，根据这个需要来设计对外经贸政策。

第四，拜登政策在推动跟中国的战略竞争的时候，特别是经贸领域的竞争，其着重点、切入点是规则，即重构对美国有利的规则。从经济实力上来看，美国已经不像当年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现在需要从规则、标准、规范方面施加影响。

第五，我觉得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他的对外经贸政策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很大的影响。这一点跟特朗普政府不太一样。尽管商界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特朗普自称是关税侠，再加上非主流经济学观点的支持，贸易战仍然开打。拜登政府不一样，他选举的过程中得到了华尔街、硅谷的大力支持，所以在拜登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方面，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走向。要从双边和多边展开分析。从双边来看，首先，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会逐渐降温。拜登上台后已经表示不会马上取消特朗普对华增加的关税，仍然需要和盟友商讨。我想更重要的是，关税可以作为一个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下一轮谈判中解决美方关心的问题，比如所谓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国企补贴的问题、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等等。但是还有几千亿的商品加征关税，如果长期维持加征关税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复苏不利。拜登和他的助手都承认，跟中国打关税战，最后美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此外，我刚才提到这些利益集团会向他施加很大的压力，因为关税对他们不利。因此拜登能够把加征关税作为对华筹码的期限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形势。

其次，与中国的技术战会继续，特别是拜登看重的5G、AI、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而且会向多边延伸，将日本、欧洲纳入进来。在和中国技术竞争方面，一个是对华技术转让的限制，一个是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限制，还有一个是美国要掌握对技术规则和标准的控制权，

第三，我觉得要注意中美之间的金融战出现升温的可能。最近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股市，也限制美国的一些资金投资中国的股市，但我认为这不是未来主要的方向。我关注的是，中国现在面对的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趋势，客观上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国内汇率改革这方面能够跟上的话，下一个十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是在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所以接下来如果人民币的国际化加速，美国可能要跟中国开展金融战，主要就是阻击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从双边的角度来看中美经贸的博弈。

多边角度也有几个方面。

第一，WTO改革的问题。跟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希望WTO瘫痪，拜登需要利用WTO，但是需要通过对规则进行改造来反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偏好。重点当然是针对中国，不只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的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的国企，这是结构性问题，因此WTO改革应该是中美多边博弈的一个重点。

第二，数字经济领域。我们看到目前在数字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实行的一个政策是瞄准特定的中国企业，比如说华为、中兴进行打压，同时在国际上游说其他国家支持美国。蓬佩奥推动的“清洁网络计划”，实际上是排除来自中国数字领域的软件和硬件。拜登政府的做法可能会不同，他有可能会考虑进行一个多边数字经济规则安排，比如大数据应该怎么保存，国家对大数据的使用应该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如何防止威权国家使用大数据侵犯人权等等，从这个角度来制定多边的数字经济的规则，来限制中国、孤立中国。

第三，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阻挠。特朗普政府这方面做得很明显，但是对拜登政府来说，跟前面的WTO和数字经济规则之争相比，这个可能不是他优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涉及到一些重要地区、重要伙伴，如果要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话，美国会阻碍他们加入。这也是中美在多边竞争的一个领域。

这是第二方面，中美经贸博弈。

第三方面，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些主要因素和趋势。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不论谁执政，他做出判断的依据是跟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还是更多的竞争以及脱钩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对特朗普政府来讲，从相对收益角度来考虑，他认为阻止中国崛起，值得美国付出诸多代价，因此进行更多的竞争和脱钩。但是，拜登政府是不是完全接受这个理念，仍需要进一步观察，前文讲到美国内部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且这些利益集团在中国市场的获益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特别是在金融这方面，这些利益集团对现在的状态比较满意，但高技术这两年受到特朗普政府很大的打压。他会不会在理念上有调整？长远来看，美国的利益取决于做大和中国合作的蛋糕，而不是加强跟中国的竞争和脱钩。

在这个背景之下也有一些因素是在发展的，第一个就是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减少和控制跟中国双边和多边的联系。这一趋势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在拜登政府期间会继续，只不过在重点领域可能会有调整。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双循环发展战略，自主技术研发，也是为了减少依赖美国的市场和金融所带来的脆弱性。所以双方都是在控制甚至减少相互依赖，这个趋势很有可能是长期的，至于这个趋势发展有多快取决于整个双边关系。

第二个趋势，中国对美国市场、资金和技术的依赖是逐步减少的。但是随着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开放、对美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的开放，美国对中国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会上升。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会更加平衡。以前中国依赖美国远远超过美国依赖中国，日后会发生变化，因为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在下降，随着中国市场开放，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在上升。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到长远的双边关系的走势。

第三个就是第三方因素，我们最近谈判达成了RCEP，这对中美之间经贸领域的博弈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对拜登来讲，更多关注的就是跟中国的竞争要走多边，要拉拢亚太和欧洲的盟友，但是如果这些盟友跟中国的贸易、投资、技术、金融等方面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话，美国利用第三方资源来达到目的，会越来越困难。因此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的走向。

来自吴心伯在2020年12月18日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上的发言，未经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