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2020，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物质生活富裕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05 维持健康：最好的防疫方法？
我们在上星期讨论了“防疫的快乐经济学”，其中提到“维持身体健康，是避免过早死亡与增加快乐的最好方法”。现在，我们先补充一点“防疫的快乐经济学”，然后讨论，如何维持与提高健康水平。
一个防疫的成本效益分析
考虑一个假设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为了预防病毒，假定全国约有6亿人平均每天少运动0.2小时（避免出门甚至不散步等建议，以及连复旦大学国福路的运动场也多星期关闭等作用，肯定比0.2小时大很多），一个月下来，共少运动36亿小时。根据研究，在还没有运动过度之前（这对绝大多数白领人士人成立），每运动一小时，能够延长寿命2-3小时(见如Wen等2011；Moore等2012；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报告：https://www.health.harvard.edu/staying-healthy/leisure-time-exercise ； Minimum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reduced mortality and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因此，少运动36亿小时，损失约90亿小时的生命时间。包括睡眠时间，每年有不到9千小时。感染病毒而去世的绝大多数是健康原来有问题的老人，因此，因为感染而去世的损失年数肯定只是几年，而不是几十年。即使算是二十年，也不到18万小时。因此，因为少运动而损失的90亿小时，其生命时间的损失相当于有5万人因为感染而去世所损失的时间。5万人相当于非典全国死亡人数的近一百倍。这只是部分人少运动一个月的损失，如果少运动的时间更长（看来多数会这样），损失也会比例地增加。因此，用减少运动的方法来避免感染病毒，看来成本大大地大于效益，至少应该用室内运动来替代。维持健康，可以减少被感染的或然率，即使被感染，也减少重病与死亡的危险，从而也减少传染他人，应该是防疫的良好方法。
现在来讨论如何维持甚至增加健康。虽然健康与性格等影响快乐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遗传的影响，但是后天的努力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小时候健康比同学们略微差一些，比较经常有小病。三十多岁时，由于很多年缺乏运动，感觉健康更差，每次出国都会生病，才开始做经常性的锻炼。这几十年来，平均每周用在运动的时间约为12小时。现在以77岁的高龄，健康还处于有生以来的最高点，比年轻时还更加健康，也比绝大多数同年龄者健康很多。
例如，我二十多岁时，一次性只能够做二十多次俯卧撑；现在可以做77次。次数等于年龄。1993年3月，我在人民大学教福特班（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和班上四十名学生相约在16年半后在北京重聚。2009年9月30日，我们真的在人民大学重聚（来了20位），并且再相约在16.5乘以2等于33年后，在2042年9月30日，将要在北京重聚。到时我将以100岁的高龄，表演一次性做100次俯卧撑！这次的重聚，不限于福特班的学生，凡是曾经是我的学生，包括网易研究局我的专栏的长期读者，如果自认为是我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还有22年半，要锻炼好身体，到时才能够参加啊！
为什么越缺乏时间的人，越应该花时间运动？
健康对快乐非常重要，大家应该都知道，但绝大多数人却没有用足够的时间、金钱与精力来保持与促进健康。很多人都说，知道运动很重要，就是没有时间。这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你时间太多，可以不必运动；如果你时间不够，则非运动不可！包括打少林拳与太极拳，我每天用接近2小时的时间在锻炼身体。如果你每天用约一小时的时间进行锻炼（例如早上锻炼半小时，睡前打太极拳半小时；但也不要运动过分），则你睡眠质量会比较好，可以少上床至少半小时，每天还精神比较好；工作质量比较高，工作时间可以减少至少半小时而提高产量；每天的休息时间也比较有精神，可以比较高度地享受人生乐趣。所以说，运动并没有用掉时间。短期内（持续运动几个星期后）就已经节省了时间；长期而言，你还可以多活很多年。上面说过，只要不过分，每小时的运动，使你延长寿命约2-3小时。运动让你赚取时间！因此，同意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更加必须运动。关于运动对健康的正相关，见如Huang & Humphreys 2012，Ruegsegger & Booth 2018。
健康对快乐的正面作用，则更加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健康和快乐之间是有双向关系的。健康增加快乐，至少减少病痛；而心理上的快乐也会促进身体的健康。由于这双向关系，要科学地论证他们之间的作用，比较困难。不过，这双向关系，应该是确实存在的。（见如：Kim等2013，Trudel-Fitzgerald等2014，Boehm等2015，Lambiase等2015，Martin-Maria等2016，Makki & Mohanty 2019， Steptoe 2019。）心理辅导往往也能够促进健康与快乐；社会活动、互助群体、锻炼班等也有帮助（Forsman等2011）。
健康的四项小替代
除了运动，关于健康，这里再加上几个小点。针对中国的传统情形，建议健康的四项小替代：
1)以牙线替代牙签，因为有效得多，又比较不损坏牙龈。
2)以公筷替代私筷夹共用的菜肴。这在这次对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防疫，也有帮助。
3)以全谷面包替代白面包。
4)以杂粮（如小米、黑糯米、荞麦、红薯、玉米、山药、芋头等）替代至少一半的白米饭或白馒头。
Blanchflower等（2013）根据英国的数据发现，多吃蔬菜与水果的人比较快乐，顶点是每天吃7份（一个平均大小的苹果是一份）。（参见Mujcic & Oswald 2016。）
再加上一点。十多年前我在广州时，发现父母亲与祖父母亲们给他们的几岁的孩子穿很多衣服。像十一月中广州早上17℃左右，没有风，又有大太阳，我脱光上衣在阳光下运动（现在在上海3℃时，只要有阳光而没有大风，也是脱衣运动），看到很多3-5岁的孩子穿了三四层厚厚的衣服。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肯定是不利的。那些父母亲与祖父母亲们大概很怕孩子着凉，却忽视了长期的抵抗力。也有研究显示，在过分清洁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有过敏的问题。在西方，经常看到年纪比自己大的老人穿得比我少，而在东方却经常看到年轻人穿得比我多很多。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从小被娇生惯养，习惯穿太多衣服了。应该学着逐渐少穿衣服，多晒太阳，至少男生应该这样。（关于太阳和健康与快乐的正相关，见Kaempfer & Mutz 2013.）
除了经常性的体育锻炼，要增进健康，还要有充分的睡眠、有规律与有节制的生活、健康的饮食、乐观与知足的心态等。
关于饮食，近年有一些新的说法。以前人们把肥肉和胆固醇等当成健康的罪魁祸首, 近年包括美国医学会等已经为胆固醇平反。包括胆固醇很高的蛋黄，已经被认为是健康食品。记得约二十年前，我在Monash大学的一位同事由于胆固醇高，心脏有问题进医院后，他不敢吃蛋黄等高胆固醇食品。不久后，他又因为健康问题进医院，而这次说是胆固醇太低。可能一方面受这件事的影响，我向来不太计较胆固醇的问题。不过，肥肉还是不敢多吃。但是，近来连肥肉也成为健康食品了。其实，早在十多年前，Taubes （2007）就认为肥肉不是问题，问题是太多的糖分和太精细的碳水化合物等食品。这也造成纤维缺乏，容易患上痔疮。
我小时候听我妈妈说过，以前乡下人由于穷，多数吃像番薯（北方人称“红薯”）等杂粮，吃不起比较贵的大米饭。当经济条件比较好，接连多次吃大米饭时，就会生痔疮。改回吃番薯，痔疮就不见了。因此，人们就说，“看来，我们是生来就是必须吃番薯的!”其实，不是天生必须吃便宜食品，而是纤维够不够的问题。记得几年前，番薯被列为十大健康食品的首位。便宜物品，不见得就不是好东西。这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龙虾与鸡肉的“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的历史是异曲同工的。几百年前，由于龙虾很多，很便宜，是穷人吃的东西，富人是不吃龙虾的，而吃当时很贵的鸡肉，把龙虾让给穷人、佣人和犯人吃。甚至有佣人和犯人要求，每星期不可以吃超过三次龙虾。后来因为龙虾很少了，很贵了，而鸡肉由于工厂式的生产而变便宜了，所以富人吃龙虾了，把鸡肉让给穷人吃。从这些历史，我们应该学会，即使有钱，不必选吃和用贵的东西，而是要选健康与有用的东西。钱可以留来捐助给慈善和其他有益的事业，包括有效利他主义者所建议的方向。（见MacAskill 2015.详见笔者2018年8月6日在网易研究局专栏的文章：《如何更好地增加整体福祉？》）
文献
BLANCHFLOWER, D. G., OSWALD, A. J., & STEWART-BROWN, S. (2013). I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linked to the consumption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4(3): 785-801.
BOEHM JK, TRUDEL-FITZGERALD C, KIVIMAKI M, KUBZANSKY LD. 2015. The prospective association betweenpositiv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diabetes. Health Psychol. 34:1013–21.
FORSMAN AK, NORDMYR J, WAHLBECK K. 2011.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mentalhealth and the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Health Promot. Int. 26(Suppl. 1):i85–107.
HEUKAMP, Franz H. & ARIÑO, Miguel A. (2011). Does country matter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0(1): 155-170.
HUANG, Haifang & HUMPHREYS, Brad R. (20h12).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US micro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3(4): 776-93.
KIM ES, SUN JK, PARK N, PETERSON C. 2013. Purpose in life and reduced incidence of stroke in olderadults: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J. Psychosom. Res. 74:427–32.
LAMBIASE MJ, KUBZANSKY LD, THURSTON RC. 2015. Positive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troke risk: thebenefits of emotional vitality. Health Psychol. 34:1043–46.
MACASKILL, William (2015). Doing Good Better: How Effective Altruism Can Help You Make a Difference. London: Guardian.
MAKKI, N., & MOHANTY, M. S. (2019). Mental Health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the US Data. The American Economist, 0569434518822266.
MOORE SC, PATEL AV, MATTHEWS CE, BERRINGTON DE GONZALEZ A, PARK Y, et al. (2012) 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of Moderate to Vigorous Intensity and Mortality: A Large Pooled Cohort Analysis. PLoS Med 9(11): e1001335. doi:10.1371/journal.pmed.1001335
MUJCIC R& OSWALD AJ. 2016. Evolution of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after increases in consumption offruit and vegetables. Am. J. Public Health 106:1504–10.
RUEGSEGGER, G. N., & BOOTH, F. W. (2018). Health benefits of exercise.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medicine, 8(7), a029694.
TRUDEL-FITZGERALD C, BOEHM JK, KIVIMAKI M, KUBZANSKY LD. 2014. Taking the tension out of hypertension: A prospective study of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and hypertension. J. Hypertens. 32:1222–28.
STEPTOE, Andrew (2019). Happiness and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TAUBES, Gary (2007). Good Calories, Bad Calories, New York: Knopf.
WEN，Chi Pang et al. (2011). Minimum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reduced mortality and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16, 2011 DOI:10.1016/S01406736(11)60749-6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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