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哈佛大学的公寓
从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再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王石的留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为此他又出了一本自传《我的改变》，讲述了自己2008年后这十年的经历与感悟。2008年，在他看来是自己人生的又一道分水岭，“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
第一财经：年近六十、功成名就以后再去读书，在很多人眼里，这种“名人进名校”的模式，难免有“镀金”的嫌疑。你当时最直接的动力是什么？
王石：我爱探险，上过两次珠峰。但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家伙还上去干什么？难道不是被人抬上去的？我这个人的行为处事就不太能被人理解，不是那么中规中矩的。
为什么留学？因为有知识短缺的焦虑。我们那代人，经历了“文革”，学业在中学二年级就中断了，后来去当兵、做工人，又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在学术上，我各方面的训练都是不足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到深圳创业，当时就有去留学的愿望，要补短板。没想到，一创业就是一辈子。到了50岁时，基本上是打算放弃了。因为后来想想，要改善管理方法，可以雇用“海归”博士，不用自己亲身去留学。
直到2008年，我受到了新的触动。2009年，我又被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先是签约一年，开的课是“企业伦理”。做兼职教授和做一个讲座嘉宾是完全不同的。做讲座，讲两三个小时，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完成一个课程，要有一个教学大纲，要讲出自己创办企业30多年的案例，还要有中西方的比较，这是很难的。这个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吃力。很明显，我的理论知识不足。
后来，我又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讲的也是“企业伦理”。作为兼职教授，学校是要给我教学费的。我拿到的是最高级别，我感到这是他们对我价值的尊重，在当时，还是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的。
但我继续学习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先后给国内几所高校表达过意愿，但没人当回事，都说：“你来了，直接就是教授了。”后来，哈佛大学向我发出邀请，我就积极响应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从理论上梳理自己。
要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入手的途径就是宗教。这里头并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去看文化发展的轨迹。出去之前，我没有镀金的想法。镀金一去十年，没有这样镀金的，那都成金了。当然，虚荣心是有的。
第一财经：你是以什么身份进入这几所学校学习的？
王石：在这几所大学都是访问学者。
第一财经：2008年的两场风波，与你出国留学有什么联系？
王石：应该这样说，不管想不想，喜不喜欢，我骨子里流淌的肯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
我的家庭不是知识分子家庭，我受到的教育也距离传统文化很远。“五四运动”是西方文化的启蒙，后来的“文革”更是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把儒家和孔子作为守旧的东西来批判。
我还一度庆幸，自己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污染”。主观上，我没有弄清哪些东西要批判，哪些可用，从来没有思考过。
到深圳创业以后，读书自学，对西方文化兴致勃勃，学习也是比较充分的。印象深刻的，读得也非常吃力的，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那时候真是豁然开朗，重新从西方的角度看文明史，看各种文化的萌芽、生长、成熟和衰落的过程。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对我刺激很大，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人会突然有那么大的转变？我当然不会因为她的转变而转变，但佛教的确成了我们很重要的话题。我只有聊这个，才能和她有话题。所以，我后来也结识了他们那个虔诚的佛教圈子，有活动，我也去，也拜佛，并不是我在祈祷什么，而是要把参与其中的经历拿回去和我母亲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耳濡目染，了解了佛教、道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到西方，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去学习，并不是说我之前一无所知，不是完全从头开始。举个例子，去哈佛之前，我始终有个疑问，难道信仰基督教的人真的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吗？我完全是带着这样的疑惑去的。到了国外以后，我学习了文化比较，知道了在各种气候、地理条件下产生了怎样的宗教。宗教更多是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撑，宗教中的很多戒律，比如，不杀生、不骗人、不杀人，这些在各大宗教中都是一致的。
2013年10月入学剑桥（摄于剑桥高科技园）
第一财经：你在剑桥、牛津和希伯来大学都建立了很多关系。
王石：现在我虽然离开了剑桥，但是已经和那里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络。不仅是彭布鲁克学院，其他许多学院也是如此。在英国，不仅是剑桥，还有牛津。2014年，我就在那里建立了深潜赛艇暑期训练营，企业家们可以在剑桥和牛津吃住、学英语以及其他各种文化课。到现在，已经办了12期。在希伯来大学，我决定明年夏天把教学点开起来。这种学习形式有点像EMBA课程，是成人可持续教育。但它的不同在于，这个课程不是教你如何赚钱，如何建立商业圈子，而主要是让人反思个人和企业的关系，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还有如何界定优秀健康的企业家等等。
这里学员主要是两种成分，一种是企业家和高管，比如我自己界定自己就是一个高管，职业经理人。第二种就是成功的运动家，比如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冠军，如何让他们在职业生涯第一阶段结束后成功转型？在中国的文化中，运动家和文化人基本是分裂的，他们从小就是训练身体，而可能在知识上、在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修养不够。企业家可能也有这个问题，不是文科、理科就是工科，如何让企业家在更健全的环境中发展，不仅是头脑上的灵活，还需要体力和四肢上的健全。
从古希腊的传统来说，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就是贵族运动，头脑和四肢是相互健全的。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搞运动的又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我觉得面对未来，我们的民族在这一点上是欠缺的。我当时建立深潜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第一财经：你到处登山，也到处读书，这两件事，你都干得很较真。有什么是读书不能达成，而只能够通过登山达到的？
王石：我从来没有这样比较过，可能媒体比较敏感，会想这两件事的不同。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喜欢探险，喜欢竞技体育，这可能和家族基因有关。我父亲很小就从山里出来参加红军长征，我母亲是锡伯族，这个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我还很小时，过暑假，母亲就把我们放出去，换三次火车再走十几公里到山里姥姥家。
我喜欢冒险，登雪山满足了我探险的欲望。我还喜欢飞滑翔伞，2000年，我曾经破了中国飞滑翔伞的纪录，这个纪录直到2016年才被打破，足足保持了16年。后来，我又开始飞滑翔机，在大同拿到了国际滑翔机执照。2008年，我又去墨尔本国际滑翔机学校学了两期，拿到了国际滑翔机驾驶执照。运动，就是我生性的爱好。
第一财经：商学院，可以说是企业家和高管们深造的主流选项，在那里的学习和圈子可以直接作用于自己的事业，而你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选择目的地和课题。
王石：我本身喜欢历史、逻辑学、文学和哲学，我也喜欢思辨。这还是跟我个人偏好和思维方式有关。再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也更多是告诉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企业。
第一财经：你写了很多书，几乎两三年一本，其中也有好几部自传，这些书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石：自传严格来说是一本半，我没出过很多自传。哪儿那么自恋呢？还出很多自传……
什么叫“一本半”呢？我创业20年时，写了一本关于万科的书《道路与梦想》，其中也涉及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这应该是带着自传性质的，其他的一些书都是谈论探险和登山的随笔，应该说和自传没有关系。
到了深圳30年以后，也就是2014年，我又在自传的基础上增加了十年，内容扩大了。原来的那本书，扩充成了两本，第二本就是《大道当然》。其他的书，比如《灵魂三部曲》《彷徨的灵魂》《让灵魂跟上脚步》《生命的台阶》《生命高处》等，都是某一时段对自己的反思和对宗教的认识。
现在这本书，严格来说不是自传体的书写，虽然写到了自己的经历，但主要还是说我对身体的认识、对学业的认识。其实我想写的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变化，因为很多人生中的重大变化发生在2008年以后。再联系到自己之前的经历，是和编辑商量的结果，他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王石以前的经历，也不会翻以前的书来看，要想把问题说清楚，还是要交代一些背景。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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