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谁做英国新首相 都事关牛津的同学恩仇录

（原标题：无论谁做英国新首相，都事关牛津的同学恩仇录）

7月23日又将证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无论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现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两人中谁在那天当选，可以预见的是，英国马上会诞生二战后第11位来自牛津的首相。

实际上，这样的趋势从此次英国保守党党首及首相之位的10人角逐赛就开始了：在10人中，有7位是牛津大学毕业生。

而如果翻开将近30年前的牛津校报，恐怕看到的都正是首相争夺战中最熟悉的面孔：彼时的约翰逊正在竞选牛津辩论社，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赢得了诸多辩论比赛，亨特正在掌管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OUCA)——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任这一协会主席。

从统计中可以看到，“辩论”和“牛津辩论社”是二战后历任首相和相位挑战者们几乎必备的上位履历元素，正如英国保守党前副首相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所说的，牛津辩论社是“通向首相的第一步”。

而牛津辩论社所带来的，并非是提升未来在英国下议院辩论时技高一筹这样简单的技能训练。

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变革欧洲中的英国”项目副主任阿什伍德（Simon Usherwood）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想要从政的学生，牛津就是机会的所在地。对他们来说，建立社交联系的价值要远比你学到什么更加重要。

英国首相毕业不完全统计 制图：高雅

然而，也正是这群牛津辩手和高材生，将英国拖入了脱欧大戏之中。这一次，牛津辩论社所赋予的辩论能力恐怕不能为严肃法条协商加分：脱欧谈判是需要基于法律基石的，英国谈判代表无法通过辩论技巧让布鲁塞尔方面妥协。而这些牛津辩手们，又将用自己的专业对抗技能，将脱欧中的英国带向何处？

无法绕过的牛津辩论社

牛津辩论社的设置，如同一个青少年版本的英国下议院：入社人员戴着白领结、黑领结，每个人都称呼彼此为“荣耀的成员”。

在这里，赢得辩论的关键技巧不是让观众沉迷于细节，而是学会用笑话来表达自己。几乎所有有抱负的未来保守党政客们都在牛津辩论社得到了锻炼。

首相特蕾莎·梅出身牛津，不过从未赢得过牛津辩论社主席职位，但在1979年，她丈夫菲利普做到了。在梅读书的时代，牛津辩论社还是一个迷恋辩论之人的小圈子，但伴随该社遇到财务困境之后，牛津辩论社开始在更广泛的学生群体中纳新： 到了1988年，大约60％的牛津大学本科生都支付了60英镑的加盟会费，而这一小众场合，也开始承担了复杂的英国上流社会社交功能。

1983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约翰逊来到了牛津。根据英国政治作家普耐尔（Sonia Purnell）所写的《就是鲍里斯》（《Just Boris》）一书显示，约翰逊来牛津有三个目标，“获得一等学位、找到一个妻子并成为牛津辩论社主席。”不过他并没获得一等学位。

在彼时，大多数学生只有到达牛津后，方才知道牛津辩论社的存在，但约翰逊却早就知晓了：他曾经经营过伊顿公学的辩论队，他的父亲老约翰逊曾经在1959年就读牛津大学时就打算成为该社主席，虽然老约翰逊失败了，但约翰逊却不同。

在抵达牛津时，约翰逊已经配备了所谓英国上层寄宿学校所赋予的特殊亲密网络：普通英国学龄儿童每天与同学一起度过八小时，但是伊顿寄宿生却一起生活，并且往往互相有几代人的家庭关系。这意味着，当约翰逊来到牛津时，他已经认识了几十个人，而一些来自各地学校的孩子却谁都不认识。

“牛津数世纪积累下的名誉和其校友网络已经成为一种循环。” 阿什伍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背靠牛津对其从政有积极影响，而这又吸引着想要从政的学生进入牛津。“想要得到那种机会的人会选择牛津。”

在第一次竞选中失败后，约翰逊在第二年如愿当选为牛津辩论社的主席，他的技巧是：掩盖自己的保守党目标，同牛津大学内的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同时还启用了民调手段。现任美国共和党资深民调专家的伦兹（Frank Luntz），彼时为他做了许多民调。

1985年进入牛津大学，同约翰逊曾经是好友和政治盟友的戈夫告诉约翰逊的传记作者金森（Andrew Gimson），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辩论社的酒吧……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善良的牛津角色，但他真的就像一只张大嘴巴的姥鲨在等着新手向他游过去。”

”我成为了鲍里斯（约翰逊）的傀儡，成为了崇拜他的选民。”戈夫说。

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与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一同成为保守党领袖及英国首相候选人。图为约翰逊。新华社资料

与此同时，1987年毕业的亨特在牛津的“声响”却要小得多。他没有约翰逊式的魅力或雄辩能力，没有明显的政治激情，但他是典型的“头部”男孩：海军上将的儿子，女王的远亲，身材高大又彬彬有礼。

不过，在所有牛津大学的政治活动中，有一位著名的缺席者：卡梅伦。不同于想拿一等荣誉却没拿到的约翰逊，卡梅伦得到了一等荣誉学位，在牛津大学的俱乐部生活中自娱自乐，且认为学生政治对简历没有太大加分：毕竟，他有着英王室血统，也与女王有着深刻的渊源，他的父亲主持了重要的上层俱乐部，他的堂兄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则是撒切尔政策组的负责人，而伊顿公学的朋友圈比牛津大学更为强大。

毕业后，卡梅伦直接从牛津大学到了保守党的研究部门，并在那碰到他后来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牛津大学辩论选手们之间建立的友情也隐隐约约暗含了这些微妙的元素。

譬如，作为卡梅伦的教育部长，戈夫以为他们是朋友。但是当卡梅伦在2014年突然让他成为首席党鞭时，戈夫被摧毁了：他觉得卡梅伦和他的老伊顿人小圈子 “像对待幕僚人员一样”对待他，他想复仇。

PPE留欧派和其他专业的“脱欧派”

通过统计可以看到，出身于上世纪80年代的牛津大学的英国政客，控制了留欧派和离欧派两大阵营，但他们攻读学位的科目却不尽相同。

譬如，有牛津的“首相学位”之称的是“PPE”，即政治（Politics）、哲学（Philosophy）和经济（Economics）。回到2016年，牛津PPE的毕业生们几乎都是留欧派：卡梅伦（前首相）、亨特（现外交大臣）、斯图尔特（现国际发展大臣）、哈蒙德（现财政大臣）、汉考克（现卫生大臣）、吉马（前教育大臣）、海因茨（现教育大臣）、博尔斯（前技能部部长）、米利班德兄弟（前外交大臣及前工党党魁）、鲍尔斯（前影子财政大臣）以及曼德森（前商务大臣）等。他们想必是为了学习运作一个现代国家所需的最前沿的知识，才选择了这个科目。

相反地，大部分脱欧派学习的是需要回顾过往的科目：约翰逊选择了古典文学、里斯-莫格和汉南（保守党资深议员）学习的是历史，而戈夫（现环境大臣）研究的是英国文学（主要是名著）。他们非常念旧。

约翰逊曾给丘吉尔著书立传，里斯-莫格今年出版了赞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传记，而戈夫在此前担任教育大臣时曾致力于确保小学生们能读到19世纪文学作品和英国的“岛国历史故事”。

在梅成为了首相后，她将落实脱欧的职责委托给脱欧派，在内阁中对他们予以重任。

但这些人是辩论家，而非政策制定者。他们无法通过辩论让布鲁塞尔方面妥协，因为欧盟的谈判官们遵循的是规则。

正如同英国打了半辈子交道、曾历任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和世贸组织（WTO）总干事的拉米在此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所指出的，“这不是欧盟与英国之间的谈判，而是英国内部的谈判。我们每周都看到，欧盟妥协了，但是英国内部很难找到平衡点。”

图为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新华社资料

脱欧一时爽？

在保守党的这一次领导人竞选中，如同旧时在牛津那样，约翰逊又开展了一次不错的竞选，亨特则在攻击约翰逊缺乏“严肃认真”的特点。而戈夫，就和以前那样，再一次站在了胜利者的阴影里。

牛津经济研究院主任古德温在最近的报告中判断，约翰逊几乎肯定会成为下一任首相，但同时，他所持的“10月31日离开欧盟的强硬立场”，这一承诺将是很难确保的。

古德温指出，届时英国脱欧延期是最有可能的结果（40％），任何实质性变更协议的尝试都可能会失败，而脱欧协议在10月能获得英国议会批准的可能性只有25%。

古德温指出，如果约翰逊未能兑现10月底离开欧盟的承诺，那么英国保守党内的脱欧党派将再次威胁要叛逃。

拉米此前则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这是英国的政治逻辑决定的。“你无法靠达成妥协成为英国首相，成为英国首相靠的是碾压对手。”

随后，英国议会和政府间将陷入此前梅政府所面临的恶性循环，但或许牛津首相仍将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