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结构性改革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风险）
作者|刘倩（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经济学博士）
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令多国政府几近破产，并引发了系统性崩溃。
政策制定者们动用了包括量化宽松政策和近零（甚至负）利率在内的大规模货币刺激措施，才成功将全球经济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但是货币刺激就像心脏停跳后注射的肾上腺素一样；它可以使心脏重新起跳，患者重新复苏，却不能治疗病态的心脏本身。而治疗病态经济需要进行一系列涵盖从金融和劳动力市场到税收制度、生育模式以及教育政策等各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欧盟的政治家们要推行改革的豪言完全没能转化成改革本身，相反他们却专注忙碌于政治本身。从意大利到德国，如今花费在组建和维持政府上的时间似乎比实际治理的时间还要久。再比如希腊一而再再而三跟国际债权人借钱来（勉强）维持，却没有真正动手改革养老金体系或改善商业环境。结构性改革的缺位，意味着各大央行向本国经济体注入的破纪录规模的过剩流动性并没有分配到经济体中最能发挥效用的领域。相反，超量货币却将全球资产价格推升到甚至高于2008年危机之前的水平。
在美国，房价现在据房地产网站Zillow的数据已经比2006年房地产泡沫高峰期还要高出8％。而衡量股票市场价格是否处于合理范围的周期调整市盈率数据CAPE，现在也高于2008年危机前，甚至1929年大萧条初期的水平。
伴随着货币紧缩政策暴露出实体经济的脆弱性，资产价格泡沫的崩溃将引发另一场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可能比上一次更严重，因为我们已经对手中最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特效药产生了耐药性。过去十年来以超低利率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形式呈现的常期使用的肾上腺素注射，让我们的特效药严重丧失了其原有的强有力稳定和刺激经济的能力。
以史为鉴，这种错误引发的后果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范畴。
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研究表明， 长期性经济增长不如人意的时期，似乎也都是公众对少数群体和其他国家感到愤怒和无法容忍的时期——紧随其后的很可能就是各种动荡、恐怖主义、甚至战争。例如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签署了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意图保护美国工人和农民免受外国竞争。法案实施后五年中全球贸易额减少了2/3。不到十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然，二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没有什么标准路径一定会导向战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在引发冲突方面有重要作用。
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收入不平等的高点通常会伴随一场严重的危机。收入不平等水平随后会降低，然后会再次上升，直至到达一个新峰值——以及一场新灾难。虽然由于样本点数量有限，收入不平等和世界大战或经济危机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证实，但我们对这种相关性绝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当现在全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都处于历史最高位时。
这些问题再加上科技颠覆、史无前例的移民危机、对全球化的焦虑、政治两极分化以及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等诸多引发社会动荡和外交紧张局势的其他因素，就更加令人担忧。这些问题既是以往政策失败的症状，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危机的触发点或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各国选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沮丧和失望，但他们持续支持的那些迎合情绪的民粹主义者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不明智，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例如，尽管世界各国间有着前所未有的依存关系，多边主义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许多国家——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治理下的美国——正在追求单边的孤立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也门在遭受着代理人战争的残忍蹂躏。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考量下一次经济危机可能导致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按照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逻辑，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在现有情况下，全球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即刻推动长久以来承诺的结构性改革，同时用理智且相互尊重的全球对话来取代指责与敌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全球性大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来源：网易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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