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茅于轼夫人：我从民国走来 最大成就是家庭

（原标题：专访茅于轼夫人：我从民国走来）

在60多年的婚姻历程中，温婉、隐忍的大家闺秀赵燕玲不曾在茅于轼遭受困境时转身离去。

赵燕玲的选择，早在嫁给茅于轼的时候就已作出。由于丈夫一门心思放在事业上、学术上，体弱多病的她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和更为琐碎的事务上，伺候老人、照看孩子、应付各种人情往来。

她算不上一位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很少谈论家国大事。她所做的事情不像茅于轼那样为了群众和国家，而是遵照夫妻和生活的法则，细致耐心地支持和照顾丈夫。

但她的生活逻辑，支撑、保护着茅于轼的家国逻辑。

“三次方”相识

茅于轼于1929年出生在南京。祖父茅乃登，曾任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副长；外祖父陈希濂，光绪时的进士；父亲茅以新，著名的铁道机械工程专家；二伯父茅以升，一代桥梁大师；大伯父茅以南，日本“海归”。

和茅于轼一样，赵燕玲也出生在江南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烜赫一时的商人，父亲在张家口经营一家蛋厂。她和家人住在苏州的深宅大院，过着阔气生活，家里请了几个保姆，雇有车夫。

茅于轼和赵燕玲是远房亲戚，赵是茅“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他称之为“舅妈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茅则是赵“姑妈儿子的三次方”。

1955年结婚后没几年，在协和医院上班的赵燕玲就因严重胃病停薪留职。后来再也没有上班。现在的她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劳保、医保。

胃病陪伴了赵燕玲半生，几次险些要了她的命。在茅于轼被下放和被驱赶到外地的那些年月，为了不让他担心，赵燕玲哪怕吐血、晕倒，也没有告诉茅于轼自己的病情。

富家小姐出身的赵燕玲在那段物质极为匮乏的岁月完成了艰难的蜕变。从一位大小姐变成隐忍尽职的妻子。

茅于轼曾在文章中写道，他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我父亲晚年时大便干燥，拉不出来，都是她动手抠出来。在我当‘右派’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她都没有离我而去；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文革’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让我可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他记忆中最甜蜜的地址是苏州市狮林寺巷63号，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赵燕玲的地方，也是他们度过新婚之夜的地方。如今，那栋房子已经被拆掉了。

头号“迷妹”、保姆和保镖

在茅于轼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与外界的联系时，赵燕玲则忙着一日三餐、家务，并客串茅于轼的前台：接电话、复印文件、发传真、寄信……

早些年，赵燕玲还有看报、读杂志的习惯，现在由于视力下降的厉害，最多也就看看新闻标题。视力不好，她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衣服了。茅于轼曾经在文章里表扬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织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

被时光一起消磨掉的，还有她年轻时候的爱好：看越剧、读小说。好在，一年前，她学会了使用电脑，有时候她会帮茅于轼收收邮件；女儿几年前送给了茅于轼一个iPad，她也会玩了，闲下来时她会在上面玩会儿单机版的麻将。

在儿子和女儿都定居国外后，她的生活重心已完全倾斜在茅于轼身上。

他们待在家里的宁静时光并不多。一年中，他们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面，茅于轼要忙于天则经济研究所、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富平学校等地方的工作，还到各地参加活动或发表演讲。

没有外人来访时，赵燕玲和茅于轼通常一个在书房，一个在客厅，各忙各的。“有的时候想进去看看他，又想，别捣乱了。习惯了也不闷，也挺好的。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互不干扰。”赵燕玲说。

在一起相处多年，他们之间已经养成了高度的默契。茅于轼只有把要寄的信、要复印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不用说话，她就会完成这些工作。

最让赵燕玲担心的是，随着年纪的增大，茅于轼走路不那么稳了，“他是低血压，有时候脑供血不足”。她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偶然陪同茅于轼参加一个活动时，他上台之前突然说：头晕，要倒。

从那以后，赵燕玲开始寸步不离茅于轼。出门帮他收拾行李，坐车帮他开车门，扶他上下台阶，帮忙拿他脱下的外套，饭桌上为他夹菜，大声转述别人对他的问候……

她在扮演之前的那个赵燕玲的同时，还得扮演近半个茅于轼，做他的手，当他的耳朵。

“总觉得我在他旁边对自己是一种安慰，对他也是一种保护。”赵燕玲说。

她所说的保护不只是防备茅于轼突然头晕或走路跌倒，还包括防范来自极端反对者的人身伤害。

近年来，茅于轼屡屡抛出重量级言论，他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适房”，提出“廉租房无厕论”，这些言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茅于轼家里的电话几乎没有消停过，很多电话指名道姓地要与他“论战”，有的甚至不问青红皂白便劈头盖脸一通乱骂。对这些指责，茅于轼很看得开，从来不放到心里去。赵燕玲心疼丈夫，再有电话，她就抢先拿起话筒，斥责那些出言不逊的来电者。

最大的乐趣和最大的成就

赵燕玲停薪留职后，虽然家中的开销紧靠茅于轼一个人的工资，但是他们依然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助人工作。赵燕玲知道，这是茅于轼从小的心愿。茅于轼小时候在逃难过程中见识了难民的艰辛生活，在学校中也见到很多同学念不起书而被迫辍学，当时茅于轼的母亲并不支持茅于轼的助人行为，“穿的衣服还多是舅舅家孩子的衣服”没有多余的钱去接济别人。

赵燕玲了解到茅于轼年轻时未遂的心愿后，决定全力支持他。

晚年茅于轼办了两家公益组织，家政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家政学校累计培养出4万名符合就业规范的保姆从业人员，从赔钱到国家扶植补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赵燕玲很为茅于轼感到高兴。打工子弟学校一直都是赔钱经营，百八来个孩子，每个孩子学校每月补贴1000多元，赵燕玲并没有一句反对的话，在她看来，能让老伴完成夙愿，百年后不后悔更值得。

赵燕玲说，她最大的成就就是家庭。

他们这个家庭一辈子来讲，没有任何让家人后悔、烦恼的地方。虽然人们常说一个家庭总有让人烦恼的事情，但是赵燕玲说她和茅于轼两个人能够一辈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孩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子孙满堂，她十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