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推进供给侧改革需摆脱“高增长依赖症”

（原标题：推进供给侧改革需摆脱“高增长依赖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杨瑞龙

随着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未来经济呈现“L型”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就是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具体措施为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减少无效供给，通过补短板增加有效供给。然而，在认知上几乎没有人质疑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却发现成效甚微。

究其原因，我们发现通过去产能、去杠杆、消灭僵尸企业等固然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经济质量，但是，经济结构反映的是既定发展模式下的利益结构，而发展模式与体制模式有关。没有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调整只能主要依靠政府之手，这可能导致新的要素配置扭曲，不仅结构调整的短期成本相当高，而且从短期来看显然会压制投资需求，打压房地产价格等，这可能会导致了经济增长减缓，再加上公共以及私人金融负债堆高，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增大。于是，为了避免经济的“硬着陆”，宏观管理当局又不得不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原有的过于依赖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随着经济下滑压力的不断增大，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和收入创造效应不断降低，为了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必须依赖于高增长速度，这就是所谓的“速度饥渴”或“高增长依赖症”。即：只有通过高速增长，才有可能避免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集中爆发。但是另一方面，高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经济中各种结构性失衡的加剧。在不改变原有增长模式的条件下，我国将面临两难选择。其一，陷入高投资→高增长→结构性失衡加剧→需要更高的增长速度→需要更高投资的恶性循环之中。其二，随着投资和出口的增长约束不断强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甚至继续恶化，由此将会带来严重的就业和社会问题。

“高增长依赖症”加剧了经济失衡，首先是政府与市场失衡加剧。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选择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导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失衡加大。集中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挤压了私人投资空间，要素市场价格机制扭曲导致民间借贷问题日益突出。其次是资本与劳动失衡加剧。为了维持增长，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投资收益，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保护投资而不是保护劳动，劳动报酬不能随着生产率增长而增长。第三是城乡失衡加剧。在既定增长模式下，城市部门的增长决定了地区经济增长，城市发展被倾注了更多的政府注意力，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明显改观。第四是收入分配失衡。传统增长模式下，要素市场价扭曲和再分配的生产偏向，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被不断拉大。第五是内外失衡加剧。随着国际经济不平衡加剧和金融危机影响的持续，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矛盾也不断增加。上述矛盾带来的结果很简单：有速度，结构恶化；没速度，社会矛盾爆发。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摆脱“高增长依赖症”，那么经济结构调整总是会被经济下行所产生的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所打断，最后不得不放慢结构调整的步伐，把稳增长放到优先的位置来考虑，从而难以解决资源配置的扭曲与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摆脱“高增长依赖症”的关键是实行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转换。因为无论是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同样，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必须从增长型政府向发展型政府转变，实现从“与民争利”的角色向“为民创利”的角色转变，政府更多地专注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第二，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消除政策性扭曲，使劳动和资金等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在市场上得到真实体现，并最终在工资和利率等价格信号中得到真实显露。这是要素市场真实显露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收益的前提。在要素市场能够真实反映要素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下，市场力量才能成为投资结构演进过程的主导力量。

第三，加大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拉动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分配关系的调整不仅在于权力关系的调整，同时也在于生产方式的调整。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通过现有权力体系的大调整来实现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应当重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市场力量也是调整分配关系的核心力量之一。

第四，加大反垄断力度，特别是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松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限制和行业准入限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