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 李约瑟之谜与东西大分流

（原标题：自由谈 李约瑟之谜与东西大分流）

增长的话题如此令人着迷，不仅直接影响当下人类福利，也间接影响社会与文明的进化。无论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卢卡斯抑或索罗增长模型的发明者索罗，都说过类似的话：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

根据经济史提出的证据，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份额的32.4%。而在过去两百年，在全人类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质的飞跃的同时，东方和西方力量对比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有人称之为东西大分流。究竟是什么状况导致了这种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这样的经济崛起主要发生在西欧？

研究成功其实比研究失败更具有普遍意义，也正因此，比起中国在大分流中的表现，其实西欧的成功更值得研究。某种程度而言，传统中国的失败并非特例，相反是普适性的，更值得深究的是西方成功的特殊性，换言之，比中国特殊论更值得讨论的是西欧特殊论。

落后是常态，领先是突变，西方为何崛起？对此马克思、诺斯、韦伯等人有不同解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在经济史上，存在著名的两大问题，即韦伯疑问与李约瑟之谜。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疑问，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而李约瑟之谜则是疑问，尤其考虑到中国宋代曾经一度很领先，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中国的落后其实是相对于西方的落后，除了西欧尤其英国之外，其他国家其实也没有率先爆发工业革命。追溯历史，数据统计显示，西方的变化更早就开始了。诺斯认为1500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的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

这里讲的是社会变迁，而从金融角度，从笔者梳理的情况来看，双方的金融大分流其实早于经济大分流：最早从十二世纪已经开始了，中国从纸币走向贵金属货币，而西欧则开始从贵金属铸币系统发展出银行体系，最终再发展出现代银行券纸币。

诺斯指出，上述罗列种种，不过用来解释西欧崛起的原因其实只是经济增长的现象，这些现象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呈现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应该回答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诺斯可谓正统的叛逆者，他73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15年以95岁高龄去世，去世之前仍旧在做学术，开创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暴力等制度变迁理论。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解析这一问题，其《西方秩序的兴起》《社会秩序与暴力》等著作都值得注意。诺斯的理解对于重新理解人类历史以及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他的研究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非常重要；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个人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这其实就是激励兼容的道理，很多经济史的证据也指出，其实蒸汽机之类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但是需要等待经济、金融、社会各类制度匹配时候，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才能作为工业革命的明星大放异彩。

更进一步，经济组织是否有效其实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需要制度变化作为其基础。历史中制度变革如何衍生呢？

关于历史，经济学家或许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新的角度与知识，而历史学家则能够提供更宏大的视角与丰富的细节。因此除了经济学家的解释，历史学家的解释也值得注意，比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作为风头最健的历史学家，弗格森的理论系统更为丰满，他认为西欧胜出首先在于竞争，这其实首先在于地理因素：西欧分裂，中国统一，而分裂既带来战争，也带来竞争。其次，东西方不同的战争模式也使得双方在军事组织与演进上表现不同，欧洲的战争很大程度依赖军事组织能力，尤其对器械的倚重导致战争依赖于财政收入，而中国主要依赖人力。最后，则是战争引发财政安排的变化，尤其是财产权方面的逐步进展，即国王对贵族的让步巩固了欧洲自古以来的财产权传统，这也与欧洲保持了比较完整的封建制度有关——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真正的土地的“封”与“建”之上，这才会有类似《冰与火》中的场景，下级领主对上级领主的效忠甚至凌驾于对国王的效忠。

在英格兰，财产权的变化也影响了其财税金融体系。当时法国等大陆国家流行包税制，而在英国，随着议会权力的壮大，英国国王让渡财力，英国得以发展出独立而高效的征税体系。具体以货币金融体系而言，从威尼斯、荷兰到英国的欧洲金融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历史，彼此学习接棒，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最终在英国发育出包含中央银行的现代银行体系。正如笔者在金融史新著《印钞者》中所言，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制度在英国的建立。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有了一场金融革命，这样才能为随后的工业革命提供资金以及信贷等支撑。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诺斯和弗格森的观念在解释西欧崛起上其实可以整合起来理解。在理解制度变革方面，弗格森阐述了英国独具特色的四角机制，即税收署、议会、国债体制、英格兰银行所构成的四角，这四大制度彼此支撑制衡，比当时其他任何国家的机制都要优越。对比之下，法国虽然人口多，国土广，但落后于英国也在于其制度基础：法国建立在出售官爵和税款包收基础上的私营化的财政收入体制，其结果就是散乱昂贵的国债体制与缺少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机构。

换而言之，分裂中的欧洲经过竞争加速了制度变迁，大一统的中国则按照既定逻辑前行。在前现代时代地理有着今天难以比拟的力量，这也最终部分解释了中西金融大分流与经济大分流的发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微信号econhomo，近期出版《有时》《印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