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治房 旗人的公租房

我的老家开封原有一座城中之城，俗称“满城”，当年是旗人聚居区。这座满城位于老车站附近，交通便利，风景秀美，市面繁华，地价昂贵，可是汉人不敢问津。在清朝统治的漫长岁月里，普通市民甭说在那儿买房定居了，就是到满城走一趟，都要提心吊胆。为啥？怕挨旗人的打。

到了民国，基督将军冯玉祥主政河南，为汉人出气，下令拆掉满城，改建军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那里又被改建成体育场，普通百姓终于可以自由出入，无需害怕了。

成都早先也有一座城中之城，俗称“少城”。这座少城位于成都老城之西，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修建，方圆四五里，共分八条街，每条街又分三条胡同，就跟蜈蚣一样，故此又名“蜈蚣区”。蜈蚣区也是旗人的聚居地，也占据成都最繁华的地段，大街两旁长满了参天大树，小胡同横平竖直，排水通畅，一直是全市最吸引人的豪华住宅区。可是汉人不能在里面买房，甚至一度不允许从里面经过。

1913年，四川省政府拆掉了少城，少城里趾高气昂的旗人沦落为车夫、小贩、盲流和缝穷（替人补衣服谋生）的妇人，名下住宅多卖给汉人。

南京东城明故宫附近也有一座城中之城，俗称“高园”。为什么叫高园呢？因为这座城中之城也是旗人的聚居地，旗人的地位比汉人高，连围墙都比汉人高。周边是低矮破旧的汉人住宅，中间是高墙保卫的旗人城池，故此叫高园。高园占地三千六百亩，只住了旗人七千人，家家户户高房大屋，楼间距超宽，采光超好，居住舒适度超高，可是汉人没权利住，没资格住。

辛亥革命，旗人逃亡，高园里的住宅或被烧毁，或被转卖，或被没收，或被汉人佃户鸠占鹊巢。据当时南京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到1914年前后，“旗地十九已在汉人之手”。

开封的满城拆了，成都的少城拆了，南京的高园也没有了，旗人住哪儿呢？总不能把人家赶出民国吧？为了解决旗人的居住问题，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着手兴建公共租赁房，以极低的价格出租给无房可住的落难旗人。

以南京为例：1916年市政府在大中桥都统署街盖了六排公租房，总共二百七十间房子，名为“旗民栖息所”，供“无力之旗民租用，以解燃眉之急”。

那时候，南京城里还有旗人两千多名，只有极少数坐拥豪宅，腰缠万贯，不愁住用，不愁吃穿，而大部分旗人在动乱之后只剩下小命一条，房地契约和金银细软早就丢了个精光。照理说，那二百七十间旗民栖息所，就是给这些穷困潦倒的旗人盖的。

但据中国地政学会1935年8月印行的《南京旗地问题》（作者万国鼎）一文称：“然日久玩生，竟有旗民将所租官屋转租于非旗籍市民住居，按月收租，视同己有，致极贫苦之旗民反不能领住。”民国政府兴建的救济性住房，变成了少数富裕旗人发财的手段。

1929年，南京市政府出台《旗产生计处管理旗民住居办法》，规定“派员管理，责成非旗籍各住户限期迁出，准无力赁屋之旗民申领居住”。效果依然不佳，不需要住房的旗人仍然把持着公租房资源不放，需要住房的旗人仍然租不到公租房。

民国政府不仅为落魄的旗人兴建公租房，也为汉人兴建过，从民国前期各大城市先后开发的“平民住所”“平民新村”“劳工住宅”，到抗战胜利后借助联合国救济款陆续兴建的各种“善救新村”，统统都是以极低租金供穷人租住，统统都属于公共租赁房。而所有这些公租房资源在具体分配的过程中，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不公和腐败，真正的穷人没机会租赁，狡兔三窟的阔人反倒挤占了宝贵的名额。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公，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民国时期的公租房就跟近年来某些所谓“经济适用房”一样，老百姓明明知道富人与权贵暗中勾结起来霸占名额和倒卖指标，却无处检举，就算检举了也没人受理，因为负责监管名额和指标分配者，往往就是分赃大户。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