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巡按
顾真
爱什么东西成了痴也真挺让人难为情的。说“坠入字网中”，说“活埋蓝调里”，也不过是嘴上略带幽怨的倔强罢了。外人是不大要听的。而当书籍成了生活的中心，好像尤其令人心下罪过。因为旁人不知道爱书不一定是只对于它的内容，总要“弱问一句，这么多书啊，都读了吗”。连埃科这样的大文豪都要面对这种不识趣的问题。不过他老人家到底是能人，在《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中一举提供了三种应对办法。第一种拒人门外，未免太绝情，第二种海口是夸了，却嫌不够狠。我最欣赏第三种：“不，我读过的书都放在学校图书馆里了，这些是我要在下个礼拜之前看完的书。”
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专为书痴写书，经年累积，终成当代西方书话大家。《读者有其书》（Every Book Its Reader）、《字字珠玑》（A Splendor of Letters）、《疯雅书中事》（Among the Gently Mad），随便哪本，光听名字就能让爱书人浮想联翩。此老最出名的作品是初版于1995年的《文雅的疯狂》（A Gentle Madness），后被世纪文景策划一套西方“关于书的书”时用作了丛书名。别致。这次《文雅的疯狂》中译本出版，是为此套丛书的压轴。
急急买来通读一过，发现此译本根据的是2012年的新版（Fine Books Press），不仅内容上跟自己所藏的1996年版本有所不同，还加上了一篇新序言。当然主体不变。第一部分讨论藏书历史，于旁征博引中牵出纷繁绮思，第二部分谈书林掌故，当事者在这些文字诞生之际多数仍在世。倒不是薄古厚今，相较起来，个人还是偏爱第二部分。虽然古今爱书人的心理变化不大，奇闻趣事读来同样横生妙味，但此书后半的那些怪客、奇才、俊杰和大盗，往往都是作者本人的相识，材料都是第一手的，类似新闻报道，又有点像杜鲁门·卡波蒂所谓的“以小说技巧处理真实事件”（treating a real event with fictional techniques），让读者的代入感大为增强。
说起痴恋书籍，好像就不得不谈到毛边书。当然不是人人都喜爱这一样式，甚至有些正义感强的还非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将其打击为“恶趣味”。真的太凶了。沉迷此道的读书人终究不少，不然某旧书网上开卖特制毛边本，也不会常常被半分钟内抢购一空。最近购买的一本是里敦·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商务印书馆，2014年11月），卞之琳先生的译笔。作者、译者都是平素非常喜欢的作家，否则哪怕再毛边，裁纸刀再精致，也是不乐意切来读的。
这本薄薄的传记文学作品是卞先生1935年的译作，改革开放后三联、商务都重出过。商务的版本收入“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封面素净，但有些单调，大学时代花了一个白天读过。此番看到布面精装的新版，自然不忍错过。斯特莱切是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团体中唯一的传记文学家，文笔清贵、典雅，作品的中译本不能算多，更称不上畅销，但素来不乏知音。这本《维多利亚女王传》的笔调，稍不同于他的成名作《维多利亚名人传》，“同情里掺着嘲弄”（blends sympathy with mockery）的味道不那么强。不过斯特莱切依然爱惜笔墨，在材料上去取甚严，在有限的空间里巧为剪裁。本书的后半节奏紧凑，这一特点也尤为明显。另外，说句题外话，上世纪八十年代末Weidenfeld & Nicolson为《女王传》和《名人传》各出过一个图文本，给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都配上了插图，印制精美，如果将来有出版社打算重做这两册书，把这些插图放入当会赏心悦目。
前面所谈的两本书，说新书是没错，但前者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月，后者又是内容完全一样的旧书重版。最后要介绍的《埃科谈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2月），则是新鲜出炉（当然几年前台湾就出了繁体字版本），属于我近水楼台讨着的便宜。埃科的书陆续读了不少，读不懂的开了个头便放弃了，好在自卑的情绪不会影响尝试去读他别的书。正如书名所示，收入此书的文章都与文学相关。这几日断断续续翻阅，有些段落依然囫囵吞枣，对那些广涉词源学和符号学的地方也不敢置喙，但一气读完《王尔德：悖论与警句》《作为bachelor的艺术家形象》等篇仍觉痛快非常。王尔德的悖论与警句，在埃科的“反读”之下，连“貌似有理”都快达不到了。而书末的《我如何写作》，则是作者的夫子自道，是全书最长的文章之一，也是压卷之作。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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