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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郑依菁
尽管我们都知道整个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城市史的发展命运多舛，但仍然很少有一个地方如同江湾五角场地区一样，经历如此跌宕起伏。五角场的城市化历程不仅是上海都市政治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代表。
早报记者专访了正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晓虹。她认为，五角场动荡的命运“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民族精英试图改变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现状，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力图通过具体的城市空间建构，昭示一个理性、秩序、先进的新中国的出现”。尽管这一努力失败了，“但这样的理想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努力，仍值得今天的人们追忆和深思。”
五角场城市化
始于20世纪初
东方早报：五角场地区在上海开埠之初是什么样子？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什么特点？
张晓虹：按照中英《南京条约》，上海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一起被列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上海的开埠是在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11月，但五角场当时地属宝山县江湾乡和殷行乡，不在上海开埠的地域范围。因此，开埠这一历史事件最初对五角场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
其时，五角场地区地处黄浦江下游，正位于连接上海县城与黄浦江出海口吴淞港的中间地带，区位优势明显，这就为该地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埋下了伏笔。
虽然开埠对五角场地区的影响不大，但当时位于五角场区域西部的江湾镇因为交通便利，成为上海北部地区重要的棉花产品集散地。民国《宝山县续志》追忆开埠之前江湾镇的情景时，称“市街东西长五里，南北广一里，以秋间棉市为最旺，大小商铺三百余家”，显然是一个基于传统江南棉纺织经济基础上的重要商贸集镇。而东部的沈家行因为地处虬江东出黄浦江的必经之地，且可行驶大木船，借助便利的水路交通，该地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围绕着同治元年（1862年）在镇西外修建的长生庵，沈家行渐成五角场东部重要的商业市镇。显然，无论是江湾镇，还是沈家行，它们的发展可视为近代江湾五角场地区经济起步的先声。
东方早报：20世纪初，江湾五角场地区开始城市化。浙江商人叶贻铨陆续在五角场建立万国体育场、叶家花园，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
张晓虹：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盛宣怀的主持下，连接上海北部与吴淞港修建的淞沪铁路开始修建，一年后的9月1日正式通车。这条铁路线途经江湾五角场地区西部，江湾是其中一站。该铁路的通车无疑带动了江湾五角场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家开始有了较为普遍的、自觉的民族主义意识。他们希望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与殖民主义的租界上海抗衡，寻求华界经济起飞与发展的契机。这时地价低廉且交通便利的江湾五角场地区便成为他们施展抱负的最佳选择。这就是1908年五金大王叶澄衷之子叶贻铨在江湾一带兴建万国体育场和叶家花园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在1908年叶贻铨兴建万国体育场、叶家花园和江湾跑马场之前，江湾一带还是河浜纵横、平畴沃野的江南水乡景色，在这片原野上分布着近90个村宅，还有几座庙宇。除了江湾镇外，稍具规模的市镇只有东部的沈家行，其原有的市街两侧设有茶馆、酱园、糟坊、棉花店、木行等店铺和修船工场。此外，江湾大多数区域仍以种植棉粮为主，手工业则以木机织成的土布著名，并远销外省。
但万国体育场、叶家花园这两项重要的城市设施修建后，江湾五角场的田园景色迅速改观：城市道路开始修筑，沿途商店逐渐云集，为周末到江湾跑马场娱乐的华商服务的各种设施也随之兴起。江湾五角场一带也因之启动了它城市化历程。
整个五角场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也开始转变，“近自商埠日辟，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时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江湾里志》卷五《实业志》）一改传统的棉花生产而成为典型的城郊农业生产模式。
唯四平路修建与
《大上海计划》有关
东方早报：五角场得名于五条交汇的主干道，邯郸路、四平路、黄兴路、翔殷路、淞沪路，这五条主干道是在什么背景下修筑的？
张晓虹：五角场的五条主干道的修建与前面提到的二十世纪初期江湾地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大上海计划》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完全是因为大上海计划而开始的。
五条干道中最早修建的是翔殷路、邯郸路和淞沪路，都是在1922年开始兴筑；其次是黄兴路，最后是四平路。只有四平路的修建是与《大上海计划》有着直接的关联。
翔殷路与淞沪路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开工。翔殷路因地跨引翔、殷行两乡，各取一字名之。后因东西跨度较大，故民国十八年（1929年）以淞沪路为界，东更名为翔殷东路（今翔殷路），西名之为翔殷西路（今邯郸路）。而淞沪路的得名全因最初规划是连接上海与吴淞港。
黄兴路修建于民国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1926－1931年），最先修建的是南段，并没有准备通到江湾五角场地区，只是为了联系北部的吴淞与南部的租界东区。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大上海计划》开始制定时，这条道路才被设定为连接规划中的市中心区域与原有市区的重要道路，始向北延伸到今五角场。
民国十九年（1930年）起，大上海计划开始全面实施，开始修筑连接规划中的市中心区域引翔乡和华界的闸北区的干道。初建时这条道路命名为翔闸路，后为纪念辛亥革命党人、上海提督陈其美而更名为其美路，1950年再改以吉林省四平市命名，为四平路。
复旦迁入为五角场
发展举行了奠基礼
东方早报：复旦大学在1922年迁至翔殷路，对江湾五角场的城市化产生了多大的作用？
张晓虹：复旦大学的前身是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变卖家产、捐资创建的复旦公学，成立于1905年。兴办复旦公学的起因是耶稣会法国神父欲在马氏所创办的震旦大学院以法语教学取代英语教学，并以养病为名剥夺马相伯先生对该学院的管理权，引起在校学生大哗，全体退学。马氏因此另行筹建复旦公学接收退学学生。他得到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社会名流的支持，并获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馥的赞助。周氏提供吴淞镇行辕旧址作为临时校址，或许正是这一举动成为复旦大学后来建校江湾的契机。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光复军司令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公学校舍，学校被迫迁往无锡，师生流离失所。在民国成立之初的1912年，复旦师生恳请时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校友于右任先生，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帮助复旦在上海复校。于右仁不负复旦师生的重望，和邵力子先生一起出面请求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公学校舍得允，复旦公学始得以迁往市区。这一事件使得复旦校方意识到建设校园的重要性，因此在当时地价低廉的江湾地区购置土地70亩兴建校园。1922年校园建成，且经过校门前的翔殷路也同时筑就，四周城市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复旦大学便从市区迁往江湾地区。
复旦大学的迁入可以说是为五角场的发展及其后来成为上海市著名的文教区举行了奠基礼。随后，《大上海计划》展开，上海音乐学校等教育机构也陆续迁入江湾五角场地区，再到后来，同济大学等也入驻五角场地区，奠定了当今五角场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基本格局。
大片空地绘制
“最新、最美的蓝图”
东方早报：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制订《大上海计划》，为何这个计划会选中比较偏远荒凉的江湾五角场地区作为中心区域？而非比如当时发展已经不错的区域中心江湾镇？
张晓虹：江湾五角场地区地处上海城区与吴淞港的中间地带，区位条件优越，但《大上海计划》选择江湾作为中心区域却另有缘由。
1920年代，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始着手经济建设。这时的上海，作为国内甚至整个远东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其经济实力以及城市区域都集中在租界地区。这一点让国人极为愤懑。因此兴建我国自己的城市中心以及商港的想法当时极为盛行。
与此同时，租界横亘于南市与闸北华界之间，国民政府统辖不易，畸形的城市管理体制也不利于上海华界的整体发展。因此，上海特别市政府以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所提出的“苟长此不变，则无以适合于将来为世界商港之需要与要求”和“设世界港于上海”的设想为蓝本，决意依靠中国自己的商港发展华界上海的经济，以对抗租界上海。
因此位于黄浦江入海口的吴淞港的兴建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一般人认为“租界沿浦，外洋巨轮，不能停泊，轮埠建造，又不甚妥善，不能应将来之需要，是以又有开辟吴淞之计划”。然而，吴淞港距离上海市区过远，尤其是华界，无论是闸北还是南区，都难以从空间上形成一个整体。这一点当时的人们就已注意到，“然吴淞离上海商业中心过远，无异于上海独立，是以虽屡经规划，究不易实现。”此时市民也纷纷通过各种方式为政府出谋划策。其中，《申报》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鄙意以为引翔区南邻租界，东沿浦江，西接江湾，若能加以规划，而辟为新市区，必能吸收租界财富，而渐移其商业中心也。”可见，人们所考量的区域不出吴淞与市区之间。
民国十七年（1928年）正式出台的《大上海计划》是以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打造而成，以建立一个理性、效率、秩序的新中国都市生活为主旨，以动员民族主义、促进民族认同为目标的都市规划。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上海特别市政府也极力主张另辟新区建设一个理想中的现代都市，以对抗以租界为中心的旧有上海政权。新区的市中心就选择在租界以北、邻近吴淞港口的江湾五角场镇地区。
之所以选择江湾东部，即今五角场一带，而不是原有的区域中心江湾镇，主要是因为江湾五角场地区较江湾镇更靠近吴淞港区，可就近利用黄浦江水运，其西部又有铁路穿过，水陆交通均十分便利，易于形成新的城市中心。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从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情况来看，不在人口密集的江湾镇建设市中心区域也是明智之举。因为当时民族主义正炽，需要一些大型的纪念性建筑表达代表着科学、民主、理性的现代观念，作为这一观念的代表与执行者，上海特别市政府必须拥有大片的空旷土地来绘制这“最新、最美的蓝图”，而人口密集的江湾镇一带，土地购置的成本显然高于当时仍为乡村景观的江湾五角场一带。
最先进的城市理念
彰显科学、秩序、理性
东方早报：《大上海计划》涉及道路、铁路、码头、政府、办公楼、职员宿舍、公共建筑，如此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在当时如何制订？参照和依据是什么？如何评价这份未完成的计划？
张晓虹：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掌管《大上海计划》建设事务。次年5月该委员会编制出《上海市中心区域道路系统图说明书》，为中心区域其他设施计划的制度奠定基础。同时为通盘筹划全市建设，他们还向特别市各局印发《大上海计划目录草案》，要求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料。同年6月，再编制《上海市全市分区及交通计划图说明书》，将上海市城市规划的范围确定为黄浦江以西，北新泾、虹桥以东，漕河泾以北的地（下转A37）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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