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见的最大浩劫

一战释放了灾难性的冲突，它比历史上任何系列事件对之后的世界的影响都要大：没有大战，俄罗斯帝国不会土崩瓦解，法西斯不会控制意大利，纳粹主义不会控制德国，几大全球帝国也不会如此迅速混乱地解体。

[英]罗伯特·约翰·韦斯顿·埃文斯

《结束和平的战争：通向1914之路》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

Random House

《1913：探寻大战之前的世界》

查尔斯·爱默生著

PublicAffairs

《一战的俄国根源》

肖恩·麦克米金著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年7月：战争倒计时》

肖恩·麦克米金著

Basic Books

《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战争》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Harper

《1914浩劫：欧洲走向战争》

麦克斯·黑斯廷斯著

Knopf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萨拉热窝。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华丽丽地穿着奥地利骑兵将军的军礼服，头戴夸张的羽饰头盔，在大街上被加夫里若·普林西普给近距离击毙了。普林西普是当地辍学学生，整天想着塞尔维亚的民族大业。萨拉热窝是人类历史上的多事之地，不停上演阴谋大戏，有狼子野心，有赌徒搏命，有代际和文明的冲突，既属于古旧君主制的欧洲，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温床。

当然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会引起各种后果。奥匈帝国当局恼羞成怒，担心塞尔维亚煽动的颠覆活动会威胁自己的大国地位，于是向这个吵闹不休的巴尔干小邻居发了最后通牒，要求对其内务的管理拥有决定权。

俄国介入保护塞尔维亚客户；德国支持奥地利同盟；法国出兵履行与俄国的协议；大不列颠履行了帮助法国的承诺。五个星期内，一场世界大战爆发了。至少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的《1914年7月：战争倒计时》（July 1914: Countdown to War）详细记录了这几周的大变局，令人不忍释卷。

战争释放了灾难性的冲突，它比历史上任何系列事件对之后的世界的影响都要大：没有大战，共产主义不会入主俄国，法西斯不会控制意大利，纳粹主义不会控制德国，几大全球帝国也不会如此迅速混乱地解体。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还在探寻它的原因，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找只替罪羊。在战争刚结束时，许多人觉得很清楚：德国尤其是其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奥地利作为帮凶，负次要责任。《凡尔赛和约》将之铁板钉钉，胜利国宣布“德国及其同伙公开挑衅并将战争强加于其他诸国”。这项臭名昭著的罪责条款是为了证明未来的严厉“赔偿”的正当性。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如果胜利方不追究全体德国人的责任，就会瓦解建立一个不受过去污染的全新德国的尝试，甚至许多普通德国百姓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然而德国人很快就开始挑战历史的判决。他们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战争罪的问题，五年里竟然出版了洋洋四十卷期刊，收集了各种证明德国无辜的材料。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应对：《战争起源的英国文件》十三卷，《法国外交文件》四十一卷，版图大大缩小的奥地利也出了九卷《奥匈帝国外交政策》，为其帝国前身的外交政策辩护。与此同时，新上台的苏联政府则想尽办法揭露沙皇政权的邪恶不公，在所谓的“红色档案”中公开了许多秘密。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各方面慢慢开始对1914年谁该负责的问题有了更平衡的认识。有大量证据表明，所有方面都做过玩火冒险的决定，导致战争越来越近。而且，文学见证人比如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就总结过，整件事是巨大的愚蠢和徒然。第一阶段的反思是意大利政治家、记者路易吉·阿尔贝蒂尼（Luigi Albertini）于1942-1943年发表的长篇学术论著。阿尔贝蒂尼被法西斯政权噤声，于是埋头收集材料，还采访了许多大战幸存者。这使得他的精彩叙述有了一种即时性，表现了个体在现实中所做（或者躲避）的重大决定。当阿尔贝蒂尼的杰作在1950年代被译成英语后，终于产生了影响。在一战五十周年之际，判决似乎清晰了：通向战争之路是极为复杂而拖延的进程，所有方面都有责任。

接下来学术共识又被削弱了，早先的假设似乎在新的视角下得到了巩固。汉堡史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将战争归罪于德国预谋已久的“追求世界霸权”。他在《空想之战》（1969）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德国的战前外交政策，认为威廉二世和他的大臣一意孤行地挑起争端，其中既有扩张的野心，也旨在规训社会主义者以及国内日渐增长的种种不听话元素。这种“费舍尔争议”导致了联邦德国的知识不稳定性，包括在国社党与整个德国历史进程的关系上暧昧不清，并流行用社会经济来解释政治行为。不管怎样，它得出了具有影响力的结论：《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虽各自心怀鬼胎，但也许并没有大错特错。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大家又开始对战争归罪的问题争吵不休，但因有凡尔赛苛刻条件在前，费舍尔的观点一直有市场。但如果我们看本文评论的几本书，只有麦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的书依然保留了这一观点。在萨拉热窝百年之际，阿尔贝蒂尼胜利了。他胜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些书中对此根本没有任何异议（除了黑斯廷斯之外）。这几本书有很多共性，挖掘海量材料（由作者本人完成，有时候是研究助理完成）时发现了一些新信息，但大体上它们还是检验已有的知识库。这导致阐释的新意很少，但有许多新鲜的细节，通过这些细节将现有的视角带入了跨国界恐怖主义及其对主权国家的侵犯问题。

此外这些叙述都十分有说服力，好像复制了战前世界的文雅，而这种文雅很快将消失在战壕的污秽和野蛮中。它们间接排列了当时的文学作品，比如茨威格和凯斯勒的回忆。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在讲述个体的故事：统治者、外交官、政客、将军。它们令我们相信（至少是我们这一代人），大决战倒数的年月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顶层人物的性格。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著作涉及面最广。她的主题是欧洲协调机制的崩坏。形式松散的外交合作机制是在萨拉热窝之前一百年、拿破仑的短暂霸权之后建立的。在二十世纪开始时，她首先聚焦于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吸引了五千万游客，协调机制似乎在欧洲大陆上熏陶着理性和人道的年代。麦克米伦是一位杰出的国际史家，她详细记录了联盟的形成，以及在不久的未来会瓦解和谐、在战争酝酿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各种动作部署。联盟会加强加盟各方的力量和信心，但整个系统依然充满了弱点和不安全因素。这些新式的双边和多边协议强调了相互间的军事义务，并往往由这些义务所定义。

核心联盟是由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所主导的，人们怀疑俾斯麦曾经的铁腕让位于爱冒险又无法预测的皇帝威廉二世（麦克米伦形容他像个夸张的演员，但其实暗地里对自己的角色缺乏信心）。奥匈帝国习惯性地支持德国，维系中欧两大强国已有的纽带：有些人自以为是地形容奥匈帝国是排在德国之后的光荣老二。但法兰西共和国和沙皇俄国发展出了一种别扭但互相依赖的关系，他们的“约定”（entente）旨在共同对抗潜在的德国威胁，同时法国对俄国的工业转型进行了大量投资。不列颠渐渐从孤立转向了对法俄的谨慎支持，而意大利表面上属于德奥阵营，实则貌合神离。

麦克米伦叙述了几次国际危机的累积效应，其中包括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它们测试了忠诚度，扩大了焦虑，也强化了有控制的边缘政策。大家都爱用“不用明言的假设”，这种心理模式使得战争作为最后一击变得可以接受；军队首脑变得越来越自主，鼓吹进攻策略，正如许多民众也被战争的光荣假象所迷惑，人们开始借用达尔文、尼采、柏格森等不相干的思想来吹嘘战争的好处。1914年5月，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顾问豪斯上校总结了欧洲的情绪—— “疯狂好战”。

两大阵营曾有交锋的两个区域变得尤其危险：北非——法国和德国在1905年和1911年有过两次局部战争，摩洛哥是争夺要地；巴尔干半岛——1908年奥匈帝国不顾地方反对，单方面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亚（首都萨拉热窝），当时老迈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自内崩溃，近邻均对其领地垂涎三尺，奥匈帝国与俄国的争抢尤其令人担忧。到了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区域战争，但是极为野蛮）重新划定疆界，但加剧了紧张气氛，两大帝国剑拔弩张，随时会陷入深渊。

查尔斯·爱默生（Charles Emmerson）的书深入剖析了1913这一年的世界。他的笔调意气风发、风趣活泼，充满了各种生动的引用和地方色彩。他考察了各个城市，以及城市生活最有活力的部分。爱默生的着眼点是大都市和全球化关联；欧洲当时依然是模范和潮流引领者。所以他自然以欧洲主要都市开篇，慢慢引导出它们所代表的国度的独特元素。柏林代表了现代的“电光都市”，伴随着其领导者紧张的故作姿态；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占据了从阿尔卑斯山到乌克兰草原、波希米亚山区到亚德里亚海的欧陆心脏地区）依然慢慢转着嘎吱作响的维也纳标志性摩天轮；圣彼得堡凸显了罗曼诺夫王朝专制三百年的强势和弱点。

爱默生以同样的技巧优美地描述了北美的大都市，从威尔逊执政早期的华盛顿写到纽约（当时的象征性事件是J.P. 摩根去世，当年最高的摩天大楼伍尔沃斯大厦落成），从底特律（T型发动机小汽车生产线于1913年投入使用）到墨西哥城（当时仍处在革命的阵痛中）。亚洲和非洲的孟买和德班的双城肖像引人入胜，作者还尝试复原君士坦丁堡和北京所代表的两个老大帝国。

爱默生的地平线上没有暴风雨之前的滚滚乌云；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13年是最后的和平之年。他明确表达了世界眼光：尝试去展现即将失落、被毁灭的，至少是被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一词是德国人首先使用的，虽然他们比起其他大国并不那么国际化）所重新定向的东西。1913年许多国际间的和平接触网络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爱默生断言，之后它们顶多成了一种期望。

肖恩·麦克米金的视野也不限于欧洲。他在《一战的俄国根源》（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中尖锐地指出，一战的关键是俄国要争取控制权，不光对巴尔干半岛，也是整个近东地区。他认为“这绝对是一场在俄国人人想要的战争”。夺取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古老俄国梦被重新点燃了，巴尔干诸国的崛起和土耳其海军实力的复苏威胁（1914年夏天奥斯曼帝国有了第一艘无畏战舰）添了几把干柴。麦克米金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诡计多端的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以及俄国秘密进行军队动员（从7月25日开始），他认为这是俄国故意要加速与奥匈帝国摊牌，无论德国援助与否。

有时候麦克米金想要跟传统成见刻意保持距离，结果走得太远，比如他将弗兰德斯斥为战争小插曲，“没有持续的战略重要性”，或者坚称俄国无需害怕德国军队去东线，而沙俄在坦能堡被彻底击败只是“意外”。大战一百年后我们看到他的定义是“奥斯曼继承权之战”，在多方面重塑了地中海以东到亚洲以西的广大区域。然而在大战的最后酝酿期，它依然是一次欧洲事件：正如一个俄国官员指出的，“去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必要通过维也纳……和柏林。”最终风暴眼从之前远在天边的殖民竞赛挪到了欧洲的巴尔干后院、萨拉热窝市中心的码头旁。

大戏在麦克米金的另一作品《1914年7月》中上演，正如其主人公之一丘吉尔后来所言，“任何戏剧无法超越。”此刻拳击手麦克米金让位于擅长讲故事的麦克米金，娓娓叙述了萨拉热窝事件五周后的高层政治和外交，几乎是以日为单位，挨个探究了各国最高决策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这里有算计、困惑、诚恳、狡猾、愤怒的时刻，也有催人泪下的时刻。这本书中的叙述让前一本书看起来像是诡辩。这里萨宗诺夫不是邪恶天才，俄国的反应恶化了形势，但他们顶多准备来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而不是一场世界大战。

麦克米金总结1914年7月见证了一系列绝无可能复制的独特事件的串联。这里有无心之失，有故意犯错，也有愚蠢的外交大失误，但并没有主犯。起先德国应负主要责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