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年少有志采欧风

赵玉成

在传统称呼里，对于靠头脑吃饭的人有个称谓：“长衫阶级”。1934年《申报月刊》曾将白领阶级作为“新辞源”详加介绍：“白领阶级即英语White collar class一语翻译，等于中国长衫阶级，凡因西人之知识阶级，衣服较工人为整洁，衣领盖亦较工人为洁白，故那些不以体力劳动来获得其生活资金，而偏重以精神劳动来换取面包的一批人，有白领阶级之称。”旧称海关、银行、邮局乃上海滩上三大“金饭碗”，1918年被江苏省教育会列为“毕业生服务于中外各机关”全省第一的上海民立中学，1924年共毕业85人。该年邮政局考试录取80名邮务员，竟有25人系该校毕业。故校长苏本銚言：“在税关、邮政、盐务、电报、铁路、教育诸机关以及学界、政界、报界、商界等处均有本校学生侧身其间，且占重要位置。”——流利的英语，国际的视野，优渥的职业，这些整天与洋人打交道的老上海白领们又是怎样的教育所培养而来的呢？

从“洋泾浜”培训

到“小约翰”教育

传统的私塾和书院，培养学生的唯一目的是通过科举成为官僚，即便在已经开埠的上海，教会所办徐汇公学尽管教拉丁文、希腊文等外文，毕业除了传教之外，学生照样参加科举。而官办龙门书院尽管极力于传统学问中讲求实务，看的外文却是连蒙带猜的日本书。然而，在这些正规学校之外，民间办学悄然兴起。1854年，上海有洋行120家。金钱和市场的力量，很快促使一大批业余洋文补习学校出现。其中开创“洋泾浜”英语最著名者是1864年6月30日开在洋泾浜复合洋行内的“大英学堂”。其专教十岁中国幼童英语，每月学费英洋五元———按照当时工资，这个价钱近乎诈骗。这类补习班几乎全为业余性质，运行也极商业，一个教师租个门面，报上登个广告，招得到人就开班。

上海民立中学留存的课本中，尚有一本上海华美书馆出版的《英华字典》，这本手册大概为低年级学生英语入门所用，可看到“洋泾浜”是怎么回事。其开篇曰：“善读英文者，应有华洋洋华两部字典”，“英华之意，是解明英文之华意，非著华文之英意。”强调自己的重要，颇有如今某些英语培训后辈强调的“像英国人思考”般意思。接下来是关于学费对比的营销：“半点钟之内，可教人全知英文楷字，需费脩金十文。若有人来学欲担义务，从此法为教习者，无须给脩十文。”翻看正文，学习英文确实迅速。内文为实用的英语民谚和日常用语，每句分三行。第一行为中文意译：“欺软怕硬”。第二行为原文：“to impose on the weak,but to fear the strong”。第三行为奥妙所在的“音译”：土/衣木波丝/讹奴/的/回古/不土/土/非儿/的/丝土隆——用宁波腔的上海话读起来，气势磅礴、简单粗暴。

在经过最初的草莽阶段后，外国人在租界所办学校先发展起来。早期教会学校所招学生多为孤儿和清寒子弟，无需缴纳学费，学校还给学生发津贴。上海租界崛起后，这些学校转而成为专招华人子弟的贵族学校。1903年嘉道理创办育才书社，后为工部局接办，专门培养中英文口译、笔译人才。法租界当局开办了中法学堂，也专门培养“沟通中法者”。还有中国士绅与工部局合作的格致公学。1879年开办的圣约翰大学，到1894年开始在科学课中使用英文教学，1905年按照美国学制改组为完全大学。

从数量上看，国人所办学校要远远超过租界。新兴的洋务自强运动，使上海诞生了大批官办“实业学堂”，不过学校当衙门办，“实业学堂”遂被人改为“失业学堂”。继承至今的上海百年中学更多是民间所办。1904年1月清廷颁布“癸卯学制”，政府鼓励民间办学引来民间办学第一个高峰。当时上海大批士绅纷纷办学。1896年创办的南洋中学，1907年杨斯盛出资的浦东中学、1900年叶澄衷创办的澄衷学堂等都在此时开张。民立中学的创办者苏本炎捐助白银一万七千两，立获光绪帝所颁金色一等嘉祥章和“富教兼施”匾额——这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鼓励非常巨大。一种与经史子集截然不同的教育出现在了上海。

与世界同步的学堂

苏本炎，字筠尚，曾是上海总商会会长之一。1903年在其岳父曾铸的资助下，与兄本立、弟本铫、本浩创办民立中学，1905年、1906年又与姊妹等创办民立幼童学校与民立女中。苏本铫，字颖杰，当了民立中学40多年校长，先是清末秀才，后又为圣约翰第一届学生。

教师张惟一在《民立中学三十周纪念刊序》言及：“吾母校校长苏公当逊清季世，目睹海禁大开，英语为通商要素社会之需求。既亟且伙而造就此人才者，则除圣约翰外几不可得。乃应时奋起，创设民立中学，注重英算两科，不数年而民立已焕然一新。”

民立中学从一开始课程设置参酌欧美学校制度编订，在课程与教材上与世界接轨。20世纪初，学校除《共和国民英文读本》由苏校长自编外，几乎全采当时世界最优教材。例如，《普通历史·世界史》为美国图书公司1915年版，《生理卫生》为金恩公司1910版等。学校课程在此基础上，也与世界同步。《辛酉年章程》里详细附录了当时的课程表与所用教材。

“第一学年，修身为摘讲、国文为选授。英文为《共和国民英文读本第五册》、英文杂志；作短论、文法；历史，本国上古史；地理，本国地理 英文外国地理；算学，英文数学；英文代数；博物，英文博物；图画，用器画；体操，普通体操”

书法与英语为求职利器

民立中学毕业生的求职利器为英语与书法。苏本铫说：“至教科方面，本校向求实用，除国英算三科特别注重外，又令诸生课余练习中西书法以备应世之用。”他举例说：“肄业于北平税务专门学校之本校学生，毕业考试连续名列第一，该校西校长因观本校学生英文成绩特殊优良颇为惊异，一日问本校学生曰： 尔之母校是否系西人所设？ 答曰： 非也，母校系华人所设，惟高级英文则由西人教授之。 然则外界之推重已可知矣。”

苏校长之所以推崇书法，盖因书法乃当时求职第一步。该校学生从初一起，每天必须完成《灵飞经》毛笔小楷和英文习字帖各一页。绰号“三木角”的书法老师庄翔声是南社前辈，在他眼中学生能拿三十分就很不错了。多数学生不过拿二十分左右，拿不到十分准会被他当众骂一顿。民立老教员任光济在《民立中学三十周纪念刊序》中回忆苏校长曾对他说：“吾每日自辰至哺，必检勘诸生之日行功课，其优者默识之，而劣者依次召入申敬焉。其或身入课室修业不谨，偶露其惰慢之容虚骄之气，吾辄往复巡视辅教师耳目所不及焉。吾以事冗不任教科，而中西两字课必躬亲评阅，严定其甲乙焉，或疑吾太不惮烦，吾则乐为之而不疲也，且不如是吾心转有所不安也。”学校每日会在布告栏公布书写马虎者名字，午休则招其去校长室由校长谈话训诫。学生升入初二，每人每周必交一篇英文作文，由校长亲自抽查，不及格者一律重写。时人谓之“吃大菜”。有捣蛋学生会在告示落款处“校长白”的下面，加上一个“眼”字——因为校长有眼疾的缘故。但苏校长倒也不生气，一笑罢了。

《新人周刊》杂志曾刊登学生马德顺所写《民立中学简史》，对学校写字有过描述：如果字写得不及格，那竟然会有无法毕业的危险！他的意思以为无论在社会上或学校里，如果一个人的字不好——不见说一定要好到什么程度，至低限度要能写得整齐而清洁——那是很吃亏的！例如：一个人要谋职业，写一封自荐信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他的字写得很潦草，那批阅的人一看见的时候，必定已有了一个恶观念，以为他的字是这样的糟，那么他的学问一定也不见得会怎样高明。有时候或者竟然会有抛弃到字纸篓离去的希望。

苏校长早年曾自编一套《共和国民英文读本》在民立初中教授。初中部英文教师大多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高中英文则聘请外籍教师，以利学生“直接听讲，并学习会话，日后与西人交际便利”。1920年代曾有库全英、库美珍、赫糜登等多位英国籍教师。教高中英文的英国女教师劳士莱在民立任教最长，伦敦大学文学硕士，终身未嫁。她教书认真，给学生讲解狄更斯《双城记》的精彩片段，硬要学生上课背诵。学生自治会开办英语演说竞赛，“参加者有二十余人。前五名均赠奖品，承英籍教员劳士来先生深为赞许，足以表扬我校之特点矣。”

另一位被称“阎罗王”的汪寿笺老师，从1930年代一直上到1980年代。上他的课学生不敢怠慢。比如英文考试，发完考卷，汪先生就将座椅搬上讲台，打开黑皮公文包，公文包内有英文课本、报纸、杂志、辞典、参考书、万金油、八卦丹之类，他取出一份报纸，戴上墨镜，爬上座椅，居高临下，面孔铁青，威震八方，自顾自翻报。或站在教室玻璃窗前背对学生，似在欣赏窗外景色。此时，考场学生面面相觑，只是埋头答题。后人发现，汪先生那张报纸上竟然挖了两个小洞，正对着墨镜，而教室玻璃窗俨然一反光镜矣。

由于苏本铫的关系，民立中学与圣约翰大学关系密切。教师吴墨卿回忆民立中学建校二十周年庆典说：“操场讲台请名人演讲。校长之母校（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先生美籍也，操华语致词，中有： 君等校长犹吾之子，君等犹吾之孙 之语。闻者莞尔。”

1921年《上海民立中学校辛酉年章程》中明文规定“升学：学生毕业后除可考升中国及欧美大学外，并得圣约翰大学认可，无庸考试，直入该校正科肄业。”真正能打动圣约翰的还是教育质量与理念。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09年从民立毕业的刘同嘉，谈了民立中学早期毕业生是如何考入圣约翰大学，并得到卜舫济校长注意的：“其时术在清季，学生为数尚少计，与余同年卒业者不过六人，至于高等教育，更在萌芽时代，惟圣约翰大学之名已震动江南。母校之学生亦有投入此校者，惟投入此校而即进大学者得未曾有之，当自同余卒业之一级同学始。余虽陋技然求学心切，亦幸录取。余等数人乃第一次民立毕业之同学即入正科者也。故极为卜舫济校长所注意。大学之功课端赖学生之自习，教师不过居于指导启发之地位耳。所幸余等得之于母校者尚多，不致不能追随诸同学上进。故四年之后，遂得毕业。而卜舫济校长对于母校即得一好印象，此余毕业母校之后第一次之胜利，不得不归功于母校诸师长之热心教育者也。”

学子来四方 身将入社会

“学子莘莘集 负笈来四方”为民立中学校歌中的一句话。学校优秀与否，除了办学还在于能否招到好生源。在1920年江苏省教育会各项统计中，民立中学名列15所最优学校之列。当时上海成了全国学生心中最佳求学之地。学校不患学生太多，而只有愁名气不响、招不满学生的。

就读民立中学，除考试通过、交足学费外，只需一张有保人的学生保证书就可入学。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昌是民立中学1931届学生。1928年,他离别家乡湖南永顺就读民立中学。李昌参加学校演讲比赛获得初中组第一名，演讲文《我们的使命》刊载于1931年学生自编校刊《民立学生》第一卷。李昌演讲道：“诸君，我们一年从家中拿了几百块钱，来到很远的外埠地方去读书（多数如此）；也许，这数百元是一年劳心劳力所得来的报酬（固然少数同学是例外），为了这数百块钱的缘故，家庭的幸福，被我们剥夺了！家庭的物质享受，被我们剥夺了！然而家庭仍旧是殚精竭虑要使我们读书，他所希冀于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对于家庭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可以说：是要我们将来改造家庭！增加家庭的幸福！”

另一位1931年毕业的张宗植11岁时在宜兴县立中学读书。“初中读完一年级，在北京的大舅父说服父亲，要我改换到民立中学。内地初中程度低，对升学不利。投考结果是被录取了，但因英语程度低，要从一年级重新开始。我自认为学业水平很高，很不服。大舅父却主张我接受，说我年龄是标准的初中一年级年龄，实力重要不求虚势。民立的授课除国文外全是英语课业外，就有充分余裕去贪读课外书刊。”

“上海这个大都市值得感激，特别是我们外地学生寄宿在宿舍，星期天和假日不需回家，有充分时间领略中国最自由、信息和出版物最集中的租界里的便利。我在教室里噤若寒蝉，星期日坐了路面电车踏进公共租界的棋盘街和四马路的书店街，便像冲进了惊涛骇浪的奔流，投入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奋发大革命运动中。在那我不仅买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小说，西洋文学、哲学名著翻译本，也买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

当时，身处商业社会的大上海，学生早早练就一副商业头脑。每逢年级毕业，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会成立同学录编委会，联系广告商印刷厂印制纪念册。如一本普通年级毕业名册《上海民立中学校乙亥级商科毕业纪念册》内含十多页广告，封面由当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题字，扉页题词为蔡元培，后有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等一大堆官员名流的题词祝贺。纪念册首页刊登级歌：看列强商战称雄舶来物竞向东，喜年少有志采欧风，早把那学业攻，到今朝智识已明通，身将入社会中，挽利权贸易日隆隆，国家丰富无穷。

1930年12月，苏本铫校长在校内为先兄校主兼经理筠尚先生立碑纪念。碑文内容由孙经笙先生撰稿，尹立熏先生书写：“先生之殁已十年矣，余时踌躇于校间，觉一瓦一椽一草一木皆若有先生之精神在何耶。”任光济言苏校长：“民校在此三十年中，屡因时局之变化而受其影响，甚至有乘机搆煽多方齮龁者，卒以成绩显著，公道在人，得以无陨居恒。苏君尝语余曰：吾生平行事都不敢自信，惟于办学庶几无疚于神明。”今天的民立中学依然位于上海繁华的闹市中，不远处淮海路的点点霓虹是否依然与苏家办学相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