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张仲德
1950年12月军委民航局民航学校在昆明招生，我报考被录取后分配到机械队学习航空机械专业。
1952年6月抽调我到北京体检合格后调入飞行队学习飞机驾驶，培训的是“里-2型”客机驾驶员。
1953年1月我们飞行队的大部分学员调到沈阳空军第八航空学校学习，我被分配到仪表班，机种是“拉-9型”战斗机。我想，自己学的是战斗机，毕业可分配到战斗部队，我就可投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了。所以我学习十分努力，所学课程全部优秀，并耐心、热情地帮助学习有困难的战友，因此在学校开展的评功活动中我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4年3月航校毕业，民航局又把我们这些原飞行队的学员要回了北京，不久我被分配到重庆民航局西南管理处机务科工作。踏上工作岗位我满心高兴，但遇到了新情况，我学的是战斗机，现在实际工作是要维修运输机，特别是运输机上装有自动驾驶仪，在航校没有学过，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但我不怕困难，努力自学有关资料，并虚心向老同志请教，不懂就问，所以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独当一面了。1955年5月被派到昆明排除飞机仪表故障，1956年1月被派到广州做飞机定检仪表部分的检修工作，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重庆基地我师傅要搞技术革新，我主动协助他绘制图纸，业余时间放弃休息，参加制作，加班加点，从不叫苦。我对日常的航班接送飞机、定检、换发动机等工作都认真负责、工作细致，很好完成了任务。1955年经评比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6年4月我随西南民航代表团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民航首届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4月2日我们全体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使我受到极大鼓舞。
1956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一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深感责任重大，我决心更努力地工作，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处处作群众的表率，起模范带头作用。
1956年12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邝任农任命我为民航专业航空大队仪表技术员。到专业航空大队后工作十分繁重，要维修数十架专业飞机，航前、航后各级定检直到换发动机，还要大修“爱诺-45型”飞机的仪表设备。但仪表车间设备十分简陋，很多项目都做不了，如何保证维修的质量呢？我多方寻找资料、设计、绘制图纸，发动全车间的同志齐心协力、日夜赶制，使仪表车间的设备逐渐完善，保证了检修质量和飞行安全，我又荣获“先进生产者”的称号。
1958年6月成立了民航北京管理局航测大队，我们由天津转场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机务人员全部合并到民航北京管理局飞机维修厂，在特设车间增设了“照相设备”维修组，任命我为组长。这对我又是一次考验。要从仪表改行到照相设备，一切又得从头学起。由于多年来我已培养了自己的自学能力，我到处找航空照相设备的书籍和资料，日夜钻研并结合实物熟悉机械结构、电气、电路、镜头数据光学性能等等，不久我对航空照相设备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能胜任这项工作了。新成立的车间，缺少专业设备，我又设计制作了“相机综合试验台”、“电动机性能试验器”等设备，并起草了航空照相设备规章制度和各级检修的详细工作单，使维修质量有了规章制度和设备的保障。
为保证航摄仪空中摄影时的水平质量和减轻空中摄影员的劳动强度，1959年初我着手“航摄仪自动水平装置”的研制工作。历经数月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这台装置曾作为民航局的展品参加了1959年“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受到各方专家的好评。
1960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电视大学”，领导主动为我报了物理系（本科学制五年），电视大学是在职学习，授课时间是一早一晚，早上6点到7：50，晚上8点到9：50。当时电视机不普及，只有单位有，首都机场宿舍区离工作区有3~4公里路，每天我5点就起床，赶到大队会议室，开了电视听课，听完又急忙到食堂买两个馒头往车间跑。起初会议室都坐满了听课的人，逐渐人越来越少，两年后只剩下我和常伯凯2人，最后就剩下我1人。业余时间学习的确困难很多，但强烈的求知欲使我坚持了4年。1963年车间出了一些问题，我已成家也有了小孩，不得不终止了“电大”的学习。虽然没有拿到本科文凭，但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上“电大”不是为了文凭，而是学习知识，4年的学习我收获很大，对我今后的科技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
1966年国家再次将青藏高原的航测任务提到议事日程来。当时正好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空飞机，拨给民航1架，民航局决定将这架飞机改装成航测机。这个任务下达给了民航第二飞行总队，总队决定成立改装小组，由我负责完成这个任务。青藏高原气候复杂，是世界公认的“空中禁区”，为确保飞行安全，必须摸清这架飞机的高空性能，因此我们在北京模拟了各种条件的试飞，心里有底后于1967年7月我们到了拉萨机场进行实地试飞。经过多次试飞，看来这架飞机在青藏高原执行任务是安全的，随后就决定进行改装工作。高空摄影、照相舱必须密封，还要透光，这样就要在下部安装一块高精度的光学玻璃，保证照出的相片不变形，不影响测图的精度。国家建材研究院为我们研制了这块玻璃。飞机改装正值“文革”时期，运动冲击了生产，无法保证进度。这时我不仅是驻厂代表，还成了总调度员，我拿着“红本本”向有关人员宣传国家任务的急需，所以改装工作还算顺利。1968年3月改装成功，基本达到了地质部、国家测绘局提出的改装要求。为确保进藏的安全，我们在内地做了长时间的试飞，以考验改装的安全性。经过40小时左右的飞行后还是出了问题，光学玻璃发生破裂。为保证飞机安全我们从9000多米的高空，紧急释压和紧急下降以每秒超过百米的速度迅速下降，一分钟我们就降到了安全高度，经历了一次险情。这次历险由于机组早有预案，应对突发事件措施有力，所以有惊无险。玻璃破裂改装失败，对我打击很大，国家急需任务没有完成好，自责心使我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不久我头发白了不少，这时我才34岁呀！但领导并没有责怪我，让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进行再次改装工作，建材研究院也再次为我们研制新的光学玻璃，在安装的方法上我们也做了很大改进。再次改装成功后，1969年10月我们正式进驻拉萨机场，执行航测任务。我们这架飞机不仅能航空摄影测制地图，还能进行地质勘探寻找矿藏，一架飞机同时能完成两项任务，这在世界航测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架飞机还航拍了“天路”（青藏铁路选线任务）。
1970年国家再次下达了研制我国有自主产权的首台航空测量相机，采用三结合的方法：镜头由精密光学研究所负责，总体设计由使用单位民航、空军航测团和工厂设计人员负责，生产制造由光学仪器厂负责。研制组设两组长，一名由工厂老工人担任，另一组长由我担任。大家干劲很足，日夜奋战，1年多就研制成功了样机，以后就是各种数据的测试和飞行试验，1973年召开鉴定会，通过定型后列入空军航空相机系列，定型为“航甲-17型”航空测量相机。
1974年至1977年我担任民航第二飞行总队科研组长，研制了2个型号的“航空相片自动印相机”，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了“遥感热”，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和我们单位联合进行国家项目“大相幅多光谱航空摄影技术研究”，我为主要参加者之一。历经5年多的研究、试验飞行，到最后取得成果经鉴定会审核通过。1989年11月民航局授予我“民航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12月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回顾一生深感幸运，我成长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感谢党、国家对我的培养教育，使我由一个中专只读了一个学期的幼稚青年，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航摄仪方面的专家。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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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