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文化的嗜血……后遗症

李公明

在网上看到一位名叫Courtney Timmermans的艺术家创作的“动物标本”，那些熊、鹿的头部立体雕像都以晶亮的金属小圆球垒砌而成，而相关的文字说明则告诉你那些小圆球其实是气枪子弹。评论者说：“显然，动物被猎杀是作者想表达的基本思想，再往深处看去，人性的杀戮欲与展示欲才是重点。”应该承认，这几件作品在主题、构思与媒材的选择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比较成功，所谓人类文明史的外衣就这样被不着痕迹地撕开了一个嗜血的黑洞；杀戮欲，永恒地潜藏在人与动物、人与人的历史黑洞中。

美国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拉塞尔·雅各比的《杀戮欲：西方文化中的暴力根源》（姚建彬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以一束独特的光线、从独特的角度探测着这个历史的黑洞、人性的深渊。作为书名的“Bloodlust”译作“杀戮欲”是不错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直译的意思是“嗜血的欲望”，与“杀戮欲”相比，“嗜血”似乎也有其可取之处，它可以在“杀伐”之上把暴力政治残害生命的本质更直观地呈现出来。另外可以再思考的是，把本书的副标题“On the Roots of Violence from Cain and Abel to the Present”译作“西方文化中的暴力根源”似乎也有有意强化“西方”之嫌。继而，译者序以“暴力是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为题，但这也似乎并非雅各比在本书中要论述的主旨。

在本书中，拉塞尔·雅各比认为暴力的主要形式是兄弟相残（fratricide），这种看法有时容易被认为与常识和人们的经验不符。通常所讲的家仇国恨总是更多与异族相关，暴力危险也总是与陌生人的敌意冒犯相关。但是雅各比认为令人不安的真相是熟悉的人对我们的威胁更甚于陌生人，暴力最常见的形式存在于熟人、自己人内部，存在于民族内部。从暗杀到屠杀，从袭击到内战，暴力常常来自内部。他指出，“一般而言，诸种内战总是比国家对国家的那些战争更为残暴，而且具有更为持久的种种后果，它们日益成为当代冲突的特征。”（前言，第2页）他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暴行就是兄弟相残的典范个案，因为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社会中取得了非凡成功，他们并非局外人。接着指出欧洲犹太人的灭绝预示着后来柬埔寨、波斯尼亚、卢旺达等地的那些屠杀都是由邻居们而不是外国人犯下的罪行。因此，他认为“这一视角颠覆了认为种族灭绝起源于对于 他者 的仇恨这种传统观念。因为这种观念几乎恰恰是错误的。……兄弟相残并非兴起于缺少了解。它的根源也许正好是相反的情况”（同上，第4页）。他认为暴力案件证明大多犯罪性暴力都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们之间，虽然这是一个必须依赖统计的问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人们的生活经验，所谓“家贼难防”。雅各比在书中分析了西方历史上许多暴力冲突的历史案例，从被称为“第一谋杀案”的“该隐杀亚伯”的圣经故事到罗马建城史，从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日之夜”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的攻击，从法国大革命中的旺岱叛乱到纳粹反犹屠杀，证明自相残杀是“令人不安的真相”。然而，应该思考的是，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的自相残杀案例固然不少，但是异族相残、他国入侵的史实同样比比皆是，如何才能真正论证自相残杀比异族相斗更普遍、更残酷、更暴戾，这是本书尚未能完成的任务。

对熟人之间的“了解”，很少有人会把它与“自相残杀的秘密”相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的确存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关系。但是，当他引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对细微差别的自恋”的分析，采纳他的关于人们之间的细微差异易于激发陌生感与敌意的结论的时候，似乎有点走火入魔了。运用精神分析法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嫉妒与敌意是合适的，但用于社群的甚至是国族内部的冲突，在工具与对象之间显然存在不对等的错位。

为了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力图使彼此间的区别放大，甚至不惜诉诸暴力，这是他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战争暴力的根本性解释。其实，身份认同固然是一种内在的本质诉求，但是在生存意义上的利益冲突未必不比身份问题更重要。如何研判潜藏在杀戮欲中什么是更真实、更关键的因素，恐怕不是一种理论框架或一种视觉所能解决的。

雅各比强调自相残杀更为常见、残暴，应该说与他试图挖掘潜藏在人类本性中的恶性基因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当他以同族人在外敌面前因贪生怕死而不惜互相背叛的史实为例的时候，明显看出他力图揭穿的是人性中最脆弱的一面：求生的本能可以使人性扭曲、堕落到最黑暗的深渊，杀戮的欲望与人性并存。

所谓“杀戮欲”，根子在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暴力文化。雅各比主要从同族同胞的自相残杀来谈“杀戮欲”，这只能说是暴力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这种视角当然没有问题，然而对于他所得出的关于自相残杀总是要比异族人之间的残杀更残酷、更暴力的结论，并没有作出相应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但是，他的研究的褊狭性却带来了关于自相残杀的典型暴力——内战——的深刻分析，尽管在其大量的历史引证和个案分析中时有游离之嫌。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轻视雅各比注重运用跨学科资源激发问题意识与新视角的努力，比如他认为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灵长类动物学的进展都赋予研究暴力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视角以新的动力。作为历史学家，他说他将把诸种历史和反思聚集起来，以便揭示有关暴力的诸种兄弟相残的根源。总的来说，他的确是希望提出研究建议、激发论争，而不是宣布结论。他明白这种视角的有限性，因此并没有计划提出关于暴力的一种普遍性理论，也没有提出一种解决方案。我所提供的是偶然性阐明和理解，“在思考恶的过程之中，我们努力争取善”（前言，第9页）。

从杀戮欲的角度看民族内战，看激进革命，看社会改革中的动乱，甚至分析政治领袖、政治党派的文化心理，这是雅各比这部著作颇有启发价值的地方。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杀戮”与“嗜血”之外，还有一些看似客观、温和的概念其实也包含着同样的暴力与残酷。比如人们所熟习的概念“非正常死亡”，通常在法医学上是指由外部作用导致的死亡，但在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所谓“非正常死亡”中包含了饿死、自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这不是更为典型的“兄弟相残”吗？这种暴力文化的嗜血后遗症阴魂未散，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为研究和反思设置禁忌。

艺术史研究者还应该关注作者所提到的表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日的艺术作品在伦理价值上的尴尬甚至是羞耻的问题。连接西斯廷教堂的豪华室原本用作教皇会见各地的使节以及其他的外交官员的正式接见厅，在宝座后面的墙壁上绘有三幅“光荣地纪念对背信弃义的胡格诺教徒的辉煌屠杀”的壁画。但是有艺术史家指出这些壁画很奇怪地一直为评论家所忽视，甚至各种有关梵蒂冈的导游手册也忽视了它们。它们所描绘的是取得内战胜利的“纪念性”场景，为什么会被有意忽视呢？是因为意识到对自相残杀的内战如此纪念与庆祝是羞耻的、令人尴尬的（参见第22-23页）。自相残杀的内战的正当性问题，在现实中无法回避地表现在纪念日、庆典活动、意识形态宣传甚至学校教育等社会文化形态中。这是所有的民族内战基本上都会带来的历史后遗症，尤其是为争夺政权而发生的战争。世界上很多国家反对庆祝内战纪念日，换句话说，对讴歌内战的正义性需要有强力意识形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