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室：旧制度的新魅力

刘练军

10月23日，在伦敦圣詹姆斯宫小教堂，英国王室为其新成员乔治小王子进行受洗仪式。尽管整个过程低调简朴，可乔治王子的洗礼还是吸引了几乎所有英国媒体的关注。王室粉丝更是疯狂，他们在圣詹姆斯宫外搭起了帐篷，只为等待洗礼时刻的降临，感受一下王子洗礼的气氛。

王室更愿意把乔治的洗礼办成一个平常的家庭仪式，但在英国媒体及英国人民心里，王室成员的洗礼充满着独特的王室气氛，散发着历史悠久的王室魅力。对英国来说，王子受洗注定是新闻，是让英国臣民深感兴奋甚至骄傲的大事。

这充分说明，古老的英国王室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具有无法抵御的独特魅力。长达千年的英国王室并非衰老不堪，制度可以老去，王室依然年轻。

事实上，民主观念在英国早已深入人心。而与现代民主平等理念格格不入的英国王室，却能在高度民主化的英国巍然屹立，支持度居高不下。其中原因何在，值得探讨。

窃以为，原因不外乎两点，即制度与文化。制度主要是指作为英国宪法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王室制度，文化则指富有典型英伦风范的保守主义文化，它体现为尊重历史、偏爱渐进的改革和改良，以及拒绝激进的暴力与革命等。制度与文化的珠联璧合，不但造就了英国王室和大英帝国千年的历史辉煌，也使作为旧制度的英国王室在当下，成为英国人民既无法割舍又可好好利用的本土资源。

妥协是贯穿英国王室制度的一条主线。没有英王约翰的妥协让步，就不可能有1215年《大宪章》的问世。这张写在羊皮纸上的宪法性文件，破天荒地对国王的权力予以明文限制，还宣誓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司法诉讼权等基本人权。《大宪章》为英国创建君主立宪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石，其诞生标志着英国首先迈入法治的新时代。英国王室妥协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当年英王的统治范围。

如果没有英王威廉的妥协，1688年的英国革命就不可能是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更不可能一举通过《权利法案》，将国王手中的立法权和征税权移交给议会。

如果没有威廉四世国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妥协，就不会有19世纪先后通过的三项改革法案。这三项法案中的第一项，即《1832年改革法案》，事实上打开了英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大门。《1867年改革法案》和《1884年人民代表法案》，则使英国建立了下议院多数席位政党支配政治的现代政党政治体制。这些改革法案真正终结了国王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的主导地位，人民和议会开始主宰英国国家政治的前途与命运。

英国王室的妥协让权，使英国避免了像法国那样走上血腥的暴力革命之路。通过持续低成本的改革与改良，执政者推进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最终使英国民富国强。同时，通过大肆对外殖民扩张，英国成为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善于妥协的英国王室带给英国人民的福祉与荣耀，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王室。

在20世纪及21世纪的今天，英国王室保持蓬勃朝气的法宝仍是妥协。早已无实质政治权力的英国王室，其妥协方式是“去神秘化”。昔日神秘无限的皇室居所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如今谁都可以进去一看究竟。王室还逐渐控制花销，其成员的所有出行费用等全部在网上公开。与开放性同步的是平民化路线。哈里王子曾像平民子弟一样参军服役，并奔赴阿富汗前线战场作战。“灰姑娘”凯特变王妃的真实故事，则证明英国王室的平民化路线不设限制。

妥协使王室不但得以生存下来，还赢得持久的支持与尊重。已无权可交的王室通过回到民间、回归平民的方式来继续适应英国人民的民主与平等主张。妥协堪称支撑英国王室的生命线。

除王室制度自身富有柔性、善于妥协外，尊重历史传统的英国保守主义文化，亦是王室得以长命不衰的重要原因。

无论穿梭于伦敦市的大街小巷，还是漫步于牛津市的学院教堂，让人感触最深的都是那些凝固着太久历史与太多文化的古老建筑。有几百年沧桑历史的灰黑建筑，构成了英国文化的外部轮廓特征。在这两个城市，诚然也会发现几处建筑工地，但透过工地阻隔行人的安全夹板缝隙往里看，就不难得知，它们多不是建万丈高楼的工地，工人只是在对旧建筑进行外部维修保养或内部翻新装修。中国人所熟悉的推倒老建筑、再建新楼盘的热火朝天景象，在这里的工地上根本看不到。

对老旧建筑不是拆散打碎，而是维修翻新。此乃英国人民偏好改革和改良的保守主义文化性格在建筑上的反映。对房屋尚且以尊重和维护的方式善待，那么，对待为其带来无数光荣与梦想的英国王室，英国人民当然怀抱敬仰与呵护的温情。

究竟是善于妥协的王室培育了英国人民的保守主义文化，还是英国的保守主义文化驱使王室顺应时势地妥协让权？这或许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题目。毋庸置疑的是，与英国历史水乳交融的英国王室，在英国人民心中留下了王室情结。这种怀念与眷恋共存的情结，使得作为旧制度的英国王室，在21世纪愈加富有反潮流的新魅力。

（作者系法学博士，现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