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真正赞成开放的人

1983年7月，于光远（前排右三）在青海冷湖油田考察。 （/图）

于光远曾经在中顾委提出，“只有发财才能向前进”，因此而遭到批判，说他是搞私人资本。

“他是思想解放中经济学界的一面大旗。”

2013年9月26日一早，96岁的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接到于光远夫人的电话。电话那头说，于光远已经在凌晨三点去世了。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被称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于光远比李锐大两岁，1938年，于光远经过湖南去广东时，与李锐初次相识，从此两人结下七十多年的友谊。

上世纪50年代，李锐因“庐山会议”受到冲击，便与于光远断了联系。直到1979年之后，两人来往频繁。也恰是在那个时期，于光远参与并见证了许多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

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他组建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为其提供思想支持，于光远就是七名成员之一。邓小平再次下台之后，这个研究室何去何从也产生了分化。

“有的成了凡是派的代表人物，有的成了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专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社科院丁东研究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毛泽东去世以后，本来当时思想界一潭死水，要走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太小的人物提了影响不了全局，太老的人思想又没那么新，“恰好于光远地位高且思想活跃，在这其中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1977到1978年间，正是中国面临巨大转型的时期，许多命题都是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率先提出。其中包括：民主与法治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等等。特别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后来成为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这份讲话稿就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由于光远组织人起草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只开了五天，但之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却开了五十天。丁东记得，那是高层难得的一次民主气氛非常浓烈的会议，“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超出了他们事先的预想”。

会议议程过半时，胡耀邦找到于光远，专门谈起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事情。在于光远自己写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也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对提纲逐一详细解读，胡耀邦和于光远安排人员执笔起草。草稿三日后完成，邓小平又两次与胡耀邦、于光远和起草的人员讨论修改意见，直到第四次讨论时才定稿。

于光远曾经表示：“邓小平这篇讲话稿，是我们国务院政研室的同志帮助执笔起草的，不过，这个讲话稿的内容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语言也大都是他的。”

在确立改革开放大方向之后，于光远更加积极参与思想解放的大讨论，首当其冲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讨论积极推动着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思想解放，在这次思想讨论中，于光远也积极站在改革开放的立场上。

在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个人追求金钱，但于光远的主张就是要“赚钱”。李锐记得，于光远曾经在中顾委提出，“只有发财才能向前进”，因此而遭到批判，说他是搞私人资本。梁小民却觉得，这个口号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反对追求钱，他在当年大家都反对金钱的情况下敢提出这种口号，对一批私人企业家的产生是有积极作用的。这和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致的。”

于光远很早就是经济学界的理论家，在为邓小平组织讲话稿之前，他已经是对《资本论》研究的大家。于光远系统掌握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对其进行了教科书式的传播。梁小民1962年读大学时的教材《政治经济学》，就是于光远所著。上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党委书记看到于光远都说：“我们是你的学生。”

于光远和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争论，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界的另一个理论大讨论的高潮。当时两人都是经济学界最顶尖的人物，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孙冶方认为不创造价值，于光远认为，“非物质生产劳动至少在某些领域是创造价值的”，这个争论让中国整个经济学界分成两大派分别支持两人。

“非物质生产劳动涉及对今天所谓的第三产业怎么理解，在第三产业正要起步的年代，如果产生很大的理论争论，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决策。”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理论上讲我认为于光远先生是对的，他从《资本论》的角度出发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普遍对西方经济学不甚了解，于光远还积极组织外国经济学讲座。讲座是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为名义开设，在北京一连开办了五六十讲，场面异常火爆。

“过去我们一直批判西方经济学，那个时代公开做讲座，于光远是以他的地位克服了阻力的。”梁小民现在回想当年，他那一代年轻学者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从这些讲座开始的。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曾讲过，“当年听这个讲座感到非常震撼，因为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没听说过。”

于光远原姓郁，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他和李锐都参加了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曾较长时间在中宣部工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77年至1982年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又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还担任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名誉会长或顾问。

虽然于光远是自然科学出身，但李锐觉得，于光远在人文科学领域继承了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精神。于光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界异常活跃的人物，梁小民认为，“他是思想解放中经济学界的一面大旗。”

上世纪90年代，于光远和李锐等人，在十年间每个月都会聚会一次，关系很密切。进入21世纪，于光远因为患癌症且年事已高，便很少再参加公开活动了。不过，2008年改革开放30年时，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于光远位列其中。

一位知情者说，在政治和经济上，于光远紧随胡耀邦，“他是真正赞成开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