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在日本的发展

久保田文次

1929年，橘朴(1880-1945)撰文称，张謇创办的企业“自负盈亏，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企业无异”（该文后被收入《支那社会研究》1936年刊），与盛宣怀、梁士诒的企业有所不同。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这一本应受到关注的观点并未在研究层面上获得适当的评价，也没有被继承下来。

1945年大日本帝国战败后，日本的学术研究趋向自由，有关中国史与中国社会的研究逐渐盛行起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把研究者们的目光集中在了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经过及其必然性上。对张謇所生活的清末与民国时代的研究，则大多由对中国革命感同身受的学者推动。笔者当时也受到了这一学术氛围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史与思想史、革命史与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斗争史受到关注，而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教育史等学术领域则相对被轻视。由于在清朝、袁世凯、革命派三大势力纷争对抗的辛亥革命时期，张謇和袁世凯走得很近，再加上他是乡绅出身，又属于立宪派，所以当时人们对其作出了十分苛刻的评价。

对张謇研究的变迁

1955年，野泽丰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与企业的命运》（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论集》第四卷）一文中对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的资本与运营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了其与“能够自由利用官僚资本的盛宣怀等人的企业”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张謇的通海企业集团拥有“创业艰苦、自负盈亏”的特征。如此一来，野泽继承并发展了橘朴的上述观点，指出了张謇作为民族资本家、民间资本家所具有的特点。在1971年的论文中，野泽介绍了中国学术界对张謇的评价。中国学者在把张謇看作 “官僚资本家”的同时，也认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之一，其企业“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企业史研究的特征》，中央大学《商学论丛》12卷3、4号）在这篇论文中，野泽还向日本学者介绍道，中国学术界是从1961年开始关注张謇企业的定位问题的。显而易见，野泽在1955年对张謇的评价发挥了先导作用。另外，师从野泽的渡边淳在70年代发表了有关张謇的盐法与盐政的论文，笔者也将在此进行介绍。

在二战后的日本学术界中，野泽丰（1922-2010）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孜孜不倦地将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与动向介绍到了日本。虽然他认为应以革命史为主线来研究近代史，但同时也认为有必要对各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分析。但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中，把人民斗争史作为最高研究目标的风气占据主流，因此野泽对张謇做出的预见性评价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不仅如此，在1966年5月，野泽还被贴上了轻视人民斗争研究的“资本主义派”的标签。笔者于1959年进入研究生院，1961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与辛亥革命史，在辛亥革命研究会中深受野泽学术思想的熏陶。在充分理解人民斗争史研究的重要性的前提下，笔者开始对四川保路运动展开了研究。但在分析这一斗争的经济与时代背景时，笔者深感利用野泽的观点与方法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直至今日，笔者还能回忆起当时受到批判时心中的不安。

如果说野泽丰是正式开始对张謇的企业经营进行研究的学者的话，那么藤冈喜久男（1921-）则对张謇的政治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藤冈分别于1973年与1977年发表了《张謇的革命与共和思想的转变》与《惜阴堂谋划与清帝退位之诏》，并在这些成果之上于1985年出版了力作——《张謇与辛亥革命》（北海道大学出版会）。藤冈在此书中讲述了原本属于君主立宪派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转而支持共和、并力图实现立宪的心路历程。藤冈对张謇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所进行的研究，为纠正学者们将张謇视作反革命与非革命的观点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后，藤冈又出版了《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制与张謇》（汲古书院，1999年）、《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读书亡羊记》（共同文化社，2008年）、《儒教<异端>的革命思想——辛亥革命中的张謇》（地方小出版流通中心，2010年）等著作，对张謇进行了更为深层的考察与探索。另外在近来一段时间，日本学术界对清朝的立宪准备活动也作出了更为客观与积极的评价，田中比吕志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统合与地方社会——立宪、地区自治、地方精英》（研文出版，2010年）一书中，也对张謇的立宪与地方自治思想进行了探讨。

由野泽丰发起的有关张謇所创办的企业的研究得到了中井英基（1942-）的继承与发扬。中井发表了《清末南通普通棉纺业的重组——大生纱厂建立的前史》、《清末中国的绅商与企业者——以南通张氏、民族精神与家产构成为中心》等多篇论文。197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企业者研究——张謇与通海垦牧公司》（亚洲政经学会）与1996年问世的《张謇与中国近代企业》（北海道大学出版会）则更加综合并全面地对张謇及其企业进行了考察。中井的研究充分展示出了张謇及其企业的革新性意义。他在这些著作中分析了张謇自身及其企业的失败原因与局限性，并指出了导致大生企业走向失败的中国政治及社会原因，这些观点已经在当今的学术界中成为共识。中井从“集股章程”、“历届账略”等角度出发，以企业史与经营史的角度对大生等张謇旗下企业的经营状态进行了详细分析。另一方面，他又对在传统制度与价值体系中逐步生出萌芽、力图创办经营新式近代企业的张謇的“企业家精神”进行了重点考察。对于张謇精神世界的重视，使得中井的研究成为了近年来张謇研究的领军力量。

张謇与涩泽荣一的比较研究

野泽丰、藤冈喜久男、中井英基分别从开拓者、政治活动、经济经营史的视角对张謇进行了分析。其后，将张謇与涩泽荣一进行比较研究的风潮又在日本学术界盛行起来。涩泽荣一（1840-1931）出身于日本琦玉县的富农家庭，曾为幕府与明治新政府效力。1873年后，他转而活跃在民间，以株式会社的形式在银行、纺织、海运、铁道、电力、煤气、水泥、玻璃、造船、造纸、旅馆、砂糖等行业创建了许多企业，并参与策划了经营活动。许多涩泽创办或参与的企业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成为了日本实力派企业。涩泽主张“论语算盘说”与“道德经济合一说”，认为儒教精神与企业活动是一脉相承的。1927年出版的《论语与算盘》至今仍在推出多种文库版，广受读者好评。基于这种思想，涩泽非常热衷于援助慈善事业与教育事业。和那些与明治政府持有密切关系的“政商”、“独占资本”色彩强烈的“财阀”相比，涩泽荣一具有其独有的特点，称得上是民间资本家的代表。

在中国同一时代的资本家中，能和涩泽荣一相提并论的，恐怕要数在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通信等诸多领域展开企业活动的盛宣怀了。但是，与终生保持官职并展开企业活动的盛宣怀相比，辞官之后以普通民众的身份创办企业的涩泽荣一显然有所不同。能与涩泽比肩的，应该是生于农家、主动辞官、在民间创办企业的张謇。涩泽力主儒教精神与企业活动的一致性，并在诸多领域推动了社会与教育事业，这一点与张謇十分相似。

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中，以章开沅为首推动的张謇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张謇的评价也得到了大幅提高。人们认可了其作为立宪派所发挥的积极意义，并承认了他在“革命救国”的同时所实行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方针也是实现近代社会的努力之一。在学术界，将资本主义化成功的日本、企业经营成功的涩泽荣一、资本主义化失败的中国、企业经营失败的张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涩泽荣一与张謇在几乎相同的时代面临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两人都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断努力。他们所在的历史背景有不少共同点。

章开沅的著作被藤冈喜久男翻译为《张謇传稿——中国近代化的先锋》（东方书店，1989年），并在日本出版。此书并未从成功者与失败者这两个单纯的观点去评价张謇，而是将其作为一名开拓者进行了探讨。能够将这种观点传达给日本的普通学生（指那些不以中国史为专业、无法阅读中国文献的学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后，在日本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等团体的援助下，日中两国学者汇聚一堂，分别于2004年与2005年在东京与南通召开了国际学会。会议上，除了对张謇与涩泽荣一的企业活动进行讨论之外，学者们还就两人及其相关人物在儒教、教育、公益事业等领域的活动进行了交流。两次会议的成果被总结在了由陶德民、姜克实、见城梯治、桐原健真编写的《近代东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以涩泽荣一与张謇为中心》（日本经济评论社，2009年），以及上述四人编写的《东亚公益思想的变容——从近世到近代》（日本经济评论社，2009年）两书中。编者陶德民与姜克实是中国人，但都在日本的大学担任教授，其余的编者均为日本学者。两次国际会议的与会者在经济伦理与公益思想的共同主题下，对张謇与涩泽荣一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就日中两国的历史课题与成果的共同点与差异点进行了探讨，意义十分深远。

这两本论文集收录了马敏的《具有东亚价值观的近代产业领导者》、中井英基的《近代日中两国的企业家与官商关系》、余英时的《近世中国的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夫马进的《中国社会福祉史中的近代开端》等论文。除此之外，还收录了在儒教、公益思想、学校、出版、医院、社会事业、慈善事业、社仓、环境保护等方面分析张謇与涩泽荣一两人的文章，对与两人相关的企业与人物进行了全面探讨。另外，在参加本次学会以及在论文集中发表文章的中国学者中，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被翻译成了日语，并得以出版。例如于臣在《涩泽荣一与 义理 思想——近代东亚的实业与教育》（PERIKAN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对涩泽与张謇两人的理念进行了比较分析。周见则在《张謇与涩泽荣一——近代中日企业家的比较研究》（日本经济评论社，2010年）一书中，从经济史与经营史的角度出发，对两位企业家进行了对比研究。

回顾以上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着眼于企业命运的野泽丰、着眼于政治活动与政治思想的藤冈喜久男、着眼于企业经营的中井英基等人进行的研究，最终都发展到了探究张謇的理念与精神，以及在其社会、教育领域所作的贡献。笔者在学生时代深受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影响，认为在亚洲、中国与儒教圈中，社会与经济的内在发展是不可能，或是极为困难的。在拜读了岛田虔次的研究成果，了解到儒家思想对清末革命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之后，笔者的不满情绪得到了稍许缓解。但在当时，儒教的故乡——中国国内却正在对儒教与孔子进行强烈的批判。岛田曾参加过一场中国举办的国际学会，而他在学会中的发言却并未获得多大反响。岛田本人曾对此颇具微词。后来，中国学术界逐渐从批判儒教的观点中走了出来，这让他十分高兴。其后，余英时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日语，笔者的不满再一次得到了缓解。最为重要的是，不仅是日本，就连当时仍然落后的儒教文化圈中的中国、台湾、韩国等国的经济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这一事实击碎了韦伯所创造的幻象。

中井英基在197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企业者研究》一书的序文中写道：“目前，不仅是日本，就连中国也在逐渐遗忘张謇这个人物。”中井认为，应该将张謇与孙文、康有为等人一同看待，在中国历史中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位。现在，回想起张謇在中国受到关注的时代，不禁令人感觉“恍如隔世”，但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社会的飞速进步。在日本，张謇与涩泽荣一的经济活动及其在社会、教育事业与公益思想方面的贡献也同样受到了关注。在纠正并缓和必要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正当的矛盾与贫富差距的努力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日本女子大学77岁的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