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一定要把财税分权分到每一个个人身上

网易财经12月14日讯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在论坛上表示，我们有很多技术方案推进深化财税分权改革，但是我想最关键的一条，也就是一定要把财税分权分到每一个个人身上，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税交出去了，这个税的权还是在我们个人手里，而不是这些替我们掌管钱袋子的人，这应该是我们基本的权利安排。

以下为毛寿龙发言实录：

大家下午好！

我们圆桌论坛现在开始，大家知道“公共财政”这个词应该是从西方来的，我们国家以前也有公共财政，但是实际上是国家的一个财务的概念，也就是说钱实际上是政府挣的，国家组织老百姓挣的，挣了好多钱，所以我们除了吃的、喝的，剩下的全是政府的，所以要投资、要干什么、要建设，哪怕要修条路，甚至是孩子要读书、买铅笔，这都应该是国家的东西。我们挣的钱也不是钱，也不是银行的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钱还得拿票据才能买东西，票据和钱放在一起才能真正变成我们的钱。我上午跟哈佛大学的教授讨论，他说什么东西钱是不能买的？我说实际上对我们来讲钱这个词，过去是钱什么东西都不能买，对于我们来讲钱能够买什么的时代是非常好的时代，现在我们的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了。

公共财政的概念也让我们明白钱还可以买什么呢？买公共服务，所以我们说公共服务给多少，我们就花多少钱给国家，这是我们的税收。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讲，税收还是非常难算的，我们直接税和间接税都是税，国家税务总局有一个本，但是我们政府的预算还包括什么社保基金，还有国有企业基金，还有什么财政专户，财政专户还包括地产等等这个那个的，我看着非常复杂，实际上还有一些没有算进去，比如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的钱都在那。后来我一想还不对，因为那么多企业家，那么多非政府单位给政府单位提供车、开房的时候买单、吃饭的时候请客、各种各样的礼品，应该说也算是政府的税。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发现真正要把财税这个东西在中国搞清楚，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实现放权让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给国家部门做课题，做决策的服务，我发现领导人经常讲一句话，说对于我们来讲放权让利一定要记住，这个非常关键，如果不放权让利怎么办呢？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不仅放权在回转，利也在回收，权力越来越集中，利益越来越集中，财税越来越集中，北京人原来到外面去大家都叫上级，现在北京是当富人了，而且大学也是只有北京大学的才是学者，北京人富贵相越来越足，地位越来越高，除了美国人都是北京人了，全国人民都想移民到北京来，北京房价到年底又跳涨，除了到美国移民的，就是想到北京移民，这跟放权让利没有递转是有关心的。

今天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第一个问题请大家谈谈减税，因为大家比较关心，这些年我们提出来结构性减税，我们老百姓很不明白，说结构性减税应该是结构性减肥，一个人结构性减肥减了四五年好歹应该减点肥吧，但是一看越减越胖，每年税收增长10%算了，但是20%以上了，这个真是说不过去。请各位专家谈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出现结构性增肥？刚才我们说的结构性减税只见结构不见减税，而且税收还是以高速度的上涨。请哪位教授先来谈？

毛寿龙：

很多小微企业好象还不是税的问题，可能还是管理问题，这些协警、城管吃喝玩乐，一买房子都是20多套，很厉害。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公共管理经常这样讲，说我花钱给你买公共服务，我们觉得消费是我内生的，干吗税收就要变成外生的呢？一般研究税收的学者就会说我税收调整的话，如果对经济发展是中性的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某个产业发展不够，某个税收降一点，哪个产业发展太快了，我们给他结构性调整，这就是结构性增税或者减税。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资本市场的税收是很低的，华生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资本市场一直发展不起来，尤其最近一直在往下跌，快到1942了，好不容易守住1949，能守住已经不错了。但是，另外据说房地产税收是挺高的，不仅税高，费也高，这么高的情况下，房地产还控制不住，还有往前冲的意思。包括制造业，包括汽车的费也挺高，购置税还有10%，但是汽车也刹不住，还要限购，还要摇号，摇号的时候还要走后门，据说一个号20多万，也是隐性的税了。我就在想，包括刚才高教授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保税为什么那么高？我们社保好象能不能保还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另外一个会场在讲。感觉社保是我们交了很多，还不知道能不能保你？但是大家还很高兴，感觉像刘谦玩儿魔术，被骗了，还很高兴，有魔术般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税高、税低，不同行业还不一样？

毛寿龙：

我们实际上在中国国情的条件下还是有非常麻烦的一些问题，政府一征税，他就觉得政府一定要鼓励发展这个产业，因为这个利益跟政府是相关的，所以政府征税以后反而这个行业发展起来了。受政府不给这个行业增税，这个地方要减税，他说政府不重视。但是，因为中国人比较有远见，都知道政府下一步要干什么，不着眼于眼前利益，所以政府政策往往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也发现当政府结构调整的时候，把地方税都给收掉了，但是地方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想了一个土地财政出来，中央政府要砍房价，他又想了很多办法，弄一个融资平台，挣了很多钱。所以，从方方面面来看，不只是目的的问题，也不只是执行手段问题，还是社会统计学和其他各种各样统计学的问题。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理解中国老百姓消费心里或者投资心里和对政府的那种预期，我觉得光是结构性调整还是有些问题。所以，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横向结构，我又提出一个纵向结构。

我过去也思考过类似的很多问题，我记得80年代我们说要精简机构，就精简，精简了以后又长出很多机构，问题在哪呢？职能没有转变。又转变职能，转变职能又说很难，怎么办呢？说还是减机构。当时通俗的话说把那个庙也拆了，把那个和尚赶走一半，精简人员一半，要节约钱。现在一看，当时要节约钱，是吃饭财政，留点钱搞经济建设，搞民生。现在不一样了，钱很多，政府职能太多，为什么减不下来呢？不是机构太多，也不是人员太多，现在人员太少，警察都不够了，雇了很多协警，政府机关也雇了很多非政府机关的人，就是非公务员，公务员编制不足，弄了很多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不足，弄了二事业单位，二事业单位不足，还弄了很多别的各种各样没有编制的人。现在还搞了政府购买服务，不买人了，买服务了，钱还在那，但是没有那么多人，不用养人了，实际上也是政府的扩大，我倒是赞成这个做法，但是一定意义上也是扩大了政府。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这些方法都试过了，试到今天为止到底抓手在哪？假定还要搞改革，我们有新的南巡讲话，到南边说要加大力度推进改革，至少是重新启动改革。我过去在想说我们现在改革死了，但是三项改革还在，一个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有政府透明度、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搞微博、搞网站。还有一项就是机构和编制委员会搞的那个，明年还要搞大部制，要砍掉一点，但是也有难点，把一些部门合在一起，这个事情更难。比如说教育部，教育部门要去行政话，但是一搞把很多机构变成副部级了。国资委一成立，说它的职能是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说要政企分开，他搞一个特殊的职位去，国有企业越搞越大，又变成国民经济命脉了。所以，我发现把所有东西放到某个部门去都要把它做大，都跟我们的改革开放、放权让利背道而驰。我刚才看微博，我看到上午有一个学者讲了，说如果把北京的央企、金融机构全部统统赶到外地，北京房价就跌一半。但是我估计赶出去也没有用，很多人还会跑到北京来，最后还把办事处开到北京来，办事处变成真正的总部。

所以，我想问各位专家，老百姓也特别关心，你们该改的都改了，也没有见改动？有什么招？下一步重启改革怎么办？尤其是在财税角度。

毛寿龙：

我去年写了一个文章呼吁国家实施财政民主，民主核心还是财政民主，但是大家说了全国人大是礼仪性质的，唱歌、跳舞挺好，说话也挺好，但是经常不说。我发现虽然你们没有履行这个功能，还是有人履行这个功能，比如我们有正部级官员100多号人，我们看美国有100多号参议院。美国100多号参议院和我们100多个正部级官员的差别就是他们总开会，我们不开会，所以我们把100多个正部级官员召集在一起开会决定一些事情就很好，我们还有一些副部级官员，他们都管具体的事，都要花钱。美国也有600多个类似的众议员，天天在讨论这些事情。我们的区别就是我们在有这些人在做事，他们哪些人在开会。所以，我们把500-600号副部级官员具体做事的，带着司长、带着处长天天吵钱，这就好了，财政民主就实现了。这个怎么改？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所以，我今年又写了一个文章，建议成立中央改革委员会，直属政治局，办公室放在书记处，否则的话大家都没有什么力气，国家真正改变还要放在核心，如果只是零敲碎打搞一个办公室没有用。

毛寿龙：

谢谢周教授。我们这个阶段的论坛已经到尾声。我想最后总结一句，我们有很多技术方案推进深化财税分权改革，但是我想最关键的一条，也就是一定要把财税分权分到每一个个人身上，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税交出去了，这个税的权还是在我们个人手里，而不是这些替我们掌管钱袋子的人，这应该是我们基本的权利安排。这个基本的权利安排才能真正让很好的税收改革方案、财政改革方案落到实处。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