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四：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作用文字实录（三）

主持人：下半场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的主办单位，这20年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这就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智库作用”。

迟福林：谢谢宁思，大家下午好。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智库和学者在如何评价中国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方式上有不同的观点，作为中国的智库，我们恐怕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是不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要不要改变这一模式，对此，我提三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第一，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与GDP主义的膨胀。首先我们知道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贡献。在市场经济形成和经济起飞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有客观需求和历史控制，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在哪里？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开始凸显，其风险逐步积累。例如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此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投资扩张上，导致投资增长过快，不断加剧投资消费失衡。这些年，尽管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保持两位数增长，但2010年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33.5%历史最低水平，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大量资源，加大资源环境压力，一些省区的“十二五”大都是以投资的高速扩张和能源的过高需求作为支撑其经济增长的两个条件。我看一个材料，有的专家估计，全国各省区到2015年能源消耗总量加在一起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这比2010年的32.51吨标准煤增加50%左右，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我认为带来的GDP主义的膨胀，从地方层面来看，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我认为有四个特征，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上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形成控制和形成干预为主要手段。今天看来，这一种增长方式使GDP主义盛行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

第二，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当前的改革困境。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坚持政府主导基础上的市场作用，还是坚持市场基础上的来强化政府作用，在经济生活，这一问题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是政府干预市场微观利益，在某些地方成为常态。例如，政府占有控制的资源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就使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偏离了政府的主要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背景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坚持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抓速度、投资、项目上，甚至把经济增长同发展划等号。这是公共服务不能不在多方面欠帐，由此也不能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的失衡。三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削弱改革力度，在现行的税收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下，GDP成为政府政绩的刚性指标，这就使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逐步突出，从当前情况来看，尽管改革在多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说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

第三，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玉投资消费的失衡。 

有三点判断：一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加剧投资与消费的突出矛盾。中国的消费力，尤其是居民的消费力逐年走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能不能在“十二五”时期扭转消费下降趋势，初步形成消费主导格局，这既是转变经济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的重点所在，它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从中国的情况看，改变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关键在于变革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二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加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形成消费主导，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的比重，从现实看，政府退场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本密集型的项目投资上，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这也是我们服务业长期徘徊在40%左右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说明，如果不尽快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改变经济结构将是非常困难的。三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进入明显的优先发展的特征，事实上GDP长期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快于GDP增长，国有资本扩张成倍快于GDP增长，这种偏好投资，是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因素。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关键在于从国富优先的发展导向专项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改变政府主导的方式应当是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中国的智库进行独立客观的研究，因此中国的转型与发展需要大力的发展具有国际性视野、战略性思维、独立研究的智库，今年也是我们中国改革发展智库成立20周年，我们将按时努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谢谢大家。

主持人：迟福林院长提出很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个挑战性的要害在于提出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怎么改革呢？要进行机制的结构性的改革。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兼主席、印度政府前秘书长司马拉瓦克维什南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智库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与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制度安排”。有请。 

司马拉瓦克维什南：朋友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我的观点。在上一单元赵部长说了政府的官员应该是花更多的时间用于智库，有些人在政府工作了几十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加入了智库的工作，所以这种过“旋转门”的方式，我是前政府官员，现在是智库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只有在离开政府部门，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现实社会是什么样的，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与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智库的问题就是要保持独立，我们就是独立的机构，不接受国家的经费，根据项目来获得经费，我们人员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研究的面非常广，我是我们机构年纪最大的人，其他的很多同事都很年轻，在我们机构中也有各个年龄阶段的研究人员。印度的智库作用跟世界其他地方是相似的，比如说研究治理、政策等等。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我们看到智库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像中国，还有印度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些更加紧迫。

薛澜教授也提到了，在印度，我们有200多个智库，我们的机构也是尽量的来使得智库具有独立性，我们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权力机构是流动的状态，我们不知道以后是谁上台执政，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只关注几个人的观点，我们是关注公众。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光是研究政府，同时还研究司法机构面临的问题以及立法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在经济领域、环境领域以及安全社会运动方面的话都进行研究。在经济型的智库对于政府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在司法和立法方面影响要小一些。环境方面的智库在司法方面的影响大一些，而安全方面的研究智库，它在政府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而研究社会运动的这种智库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有相应的影响。 

我非常感谢中国组织全球智库峰会，使得增加我们彼此的了解，我觉得智库非常的重要，独立性对于智库来说非常重要，作为智库来说需要资金的支持，别人给你提供资金并不是说丧失你的独立性。当然独立性并不是说比较排斥合作，合作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也要强调联盟的重要性，否则的话，没有联盟的话，我们要想理解人类共同的挑战是比较困难的，找到答案是非常困难。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找到共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有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应该对于一些现成的模式低头和屈服。谢谢。 

主持人：下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庞中英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和智库的转型”。

庞中英：谢谢主席。首先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邀请，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发言机会。因为我事先准备了一个发言稿，听了两天的会以后，觉得需要修改一下我的发言稿。许多人都是经济学家，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我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更多的偏向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 

首先谈一下关于治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尤其对中国参加会议的各位观众可能是应该有意义，“治理”这个概念在西方是跟政府相对的，这个词进口过来以后，“治理”就变成政府为主体，我非常同意刚才迟院长谈到的要加强我们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第二，其实有三个概念我们需要注意：一是“国际治理”，二是“全球治理”，我记得去年10月份在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上举行的高峰会上，温家宝总理、潘基文秘书长，还有美国的物理学家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戴维·格罗斯教授，他谈到爱因斯坦的世界政策思想，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次会上的文件里有一位法国的发言者谈到世界之所想，仅有“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考虑某种类型的世界政府，加强联合国，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第三，对于当前全球治理改革还是重建情况的评论。我参加这么多的国际会议，今年也分别在新加坡、比利时、卢森堡做了两场演讲，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前不久还去卢森堡参加了英国外交部的会议，我感觉到在整个国际上，包括在中国大概有两个意见，一个是要改革旧的东西，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联合国。还有一种思想是重建，我们看到这次峰会上有一个叫做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想法，还有人提出来说在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的峰会，我们需要重建。我非常高兴上一届加拿大共识先生提到的“世界不会回到以前的情况”，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要把改革和重建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第四，有一个观点要提出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个全球治理，比如G20可能是解决最高的问题是治理这些已经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联合国安理会可能也要完成这样的角色，我们已经有好多个治理，OECD等等，我们有政治、金融、安全、货币，我们需要更高的治理，我们要去对已经有的多种多样的网络的东西，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间的和政府的都要去做治理，这是更高层次的任务。 

下面我想谈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问题，中国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提得非常好。除了G20合法性以外，还有谁来治理与管理美国，美国一直在管理世界。这个问题还要坦率的提出来。最后一点，上一组还有许多人谈到智库的问题，我准备了许多关于智库的话，我不想重复，这里想补充一点，除了中国学术界的同事的观点以外，我本来想讲薛老师的话题，我就不展开，只是想讲一点，中国输出，因为这里有一个外交政策的原则问题，邓小平说中国不输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去年我提交一篇论文，由清华大学的世界与观察杂志下个月刊登出来，我想中国智库必须要想办法出口我们的思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智库生产出来的、提供出来的全球治理，这是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也包括对大学里智库的使命和作用，我自己提到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我所有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迟福林教授讲到改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庞中英教授提出要改革美国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反过来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也有这样可以讨论的话题。下面有请墨西哥学院经济系的教授罗梅罗，他谈的题目是“智库在墨西哥非正规就业与就业不足应对政策和制度框架设计中的作用”。 

罗梅罗：大家下午好，谢谢组织者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和大家谈的是墨西哥的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追随者，还是作为政府应该深化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我会谈一下我们墨西哥的一些社会问题，犯罪跟贩毒也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大家也可以帮助我设计一个框架制定政策，帮助解决我们社会的问题。    我主要是谈我们的劳工市场，我们看到，在墨西哥的劳工市场非正式用工非常多，因为投资的不足，而不是因为过分的管制问题。比如，我们的养老基金、养老保险、健康的医疗保险都不足，因此我们非正式用工是非常多，同时我们劳动生产率也是相应的比较低，而且他们的工作也不稳定。让大家看一下，我们非正式用工从1944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制度，从那以后，大家看到非正式用工变化的情况，一方面墨西哥发展得非常快，还有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吸收一些富余劳动力。因此，我们的非正式用工非常多，1989年大家看是比较的高，那时候我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一些放松管制，非正式用工产生了一种爆炸，作为一种结果。它从3%增长到35%。同时墨西哥跟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的协议，这些自由贸易协议是禁止贸易的保护主义，不能进行行业的保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产业政策的出台是非常困难。 

（图）大家看到这一张幻灯片是我们GDP的增长情况，还有出口增长的情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大。另外，我们的出口是占整个生产量的47%，我们的出口量是比较大的。我们的财政部长也讲到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由于我们的数量比较大，我们的应对能力是比较弱的。我们的帐户下经常也是有很严重的赤字，我们的资本流入也是非常的大，但是资本流入进来以后到了什么地方呢？一方面进入消费领域，很少是变成了资本。这是工人的投资，在1980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增加，这是实际的外汇率，也是在上升的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墨西哥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应该由远期的贴现来计算利率的评价，我们不能够用利率来刺激经济，如果是用利率手段的话，就会导致资本的外流。现在央行是独立的，财政部没有一起来协作，这是我们的结论，我们现在有一个开放的经济，但是金融系统的发展不足，还有就是一个独立的银行，我们的货币的估值过高，导致投资的利润比较低。因此，我们在劳动力市场有很多的非正式的劳工，同时导致了生产率比较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开放资本市场，我们要开放商品市场，我们需要美国的协作，包括商品的流通、商品的开放、资本的开放都需要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要对改革进行改革，要重新考虑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商品市场的开放，如果大家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上有什么建议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来。

主持人：下面有请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劳动关系和社会对话高级专家李昌徽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包容性发展与智库在社会对话中的作用”。

李昌徽：主席先生，非常感谢给我这样发言的机会，可以在这儿讨论一下智库在通过社会对话来促进包容和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刚才已经听到关于在发展和改进治理过程中的智库作用。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工人的组织以及雇员的组织，一方面是因为我来自国际劳工组织，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知道这个机构，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特别的机构，它是比联合国更早建立的，联合国是在二战之后成立的，但是劳工组织是1919年就成立了，事实上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同一年，我们的治理结构来说，和其他的联合国组织还有世界银行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专门是关注雇主以及雇员机构的组织，所以我们不是关注政府，我们是关注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我想着重来强调雇员以及雇工组织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因为这对于包容性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一下中国，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事实上就是要确保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同时使得发展能够更加的公平，同时还有社会的公正，这也是我们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我认为中国要实现包容性的发展，不光是需要政策的支持，同时还需要调整权力机构，包括经济中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也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机构，才能够实现包容性的发展。 

（图）我们看这张幻灯片，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差距以及集体谈判权之间的关系，很多国家工人的待遇是由集体谈判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它的集体谈判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北欧国家，我们看到事实上70%、80%多的员工都参与到集体的谈判机制，但是左边的这个国家，也就是美国、日本，他们员工参与集体谈判的不到20%。由于这样的差别，工资的差距，在员工参与集体谈判比较低的情况下差距比较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内在的联系，越多的员工参与到集体谈判机制里，工资差距就会越小。工资最高的10%和工资低的90%之间的差距是比较低的，所以显示集体谈判的力量，越多的工人参与到集体谈判里面，工资的差距就会越小。 

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这张图就是中国的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的比率，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就是工会的数量，从2001年开始工会的数量在上升，蓝色的线是参与集体谈判协议的员工人数，人数都在不断的上升。在中国，还有国外的很多人都质疑工会的作用，很多人都认为工会不能够代表员工的心声和利益，这个批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我想强调说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了，因为劳工已经出现了短缺，还有就是更好的法律制度的保护，还有就是工会本身的改革，我们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工会正在变得更加有用、有效。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工会能不能为劳工市场的分配带来一些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工会它加强集体谈判的话还有一定的空间。这样一种改革的话，不光是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的情况，还可以改善二次分配，我们需要一种智库更加系统的参与来研究工会以及雇员之间的对话，进行研究，同时在中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而来更好的协调双方关系的优化，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国际劳工组织非常愿意和IMF以及世界银行一起共同增强改善全球的治理结构。谢谢。 

主持人：谢谢李先生，李先生讲的话题也是大家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确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进行对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下面有请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的作用”。有请。 

王荣华：主持人，各位代表，我就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作用谈三点看法：第一，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有文化视角，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治理问题迅速上升到政策和战略的高度，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恢复与重建承担着更多的国际责任，信心和决心，作为智库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还要积极推动文化教育，只有从心开始，以道相通，人对人，心对心，认真倾听、互相尊重，努力消除障碍和误解才能更好地推进国际合作和发展。我们曾经在上海举办过4届中国学科论坛，我们分别以和而不同、和平-和谐、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是中国之道，讨论阐述中国的和文化，得到与会朋友的肯定。在4届中国学论坛是由民间来举办的，全球治理的讨论不光是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就是说传统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各类智库乃至全球资本市场，也就是民间力量、民间智慧、非政府力量在全球治理当中的作用。关于全球治理议题，很多问题是很难依靠单个国家来解决，比如全球安全，比如生态环境，比如国际经济，比如跨国犯罪，比如基本人权等等，而必须依靠国际的合作能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正在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当中，以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经济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注重的，这要求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发挥起应对危机的重任，像G20峰会的力量为平台，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共聚合路径，所以思考这个问题，需要有全球视野，需要有文化视角和民间的力量。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重在本土化治理，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全球的共同参与，某一个地区发展也会面临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有本土化的意义，也具有全球化一般性趋势的特征，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发生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全力共同治理的，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大王国，分成若干块。我想以背靠中国大陆，面向太平洋的上海为例来做一个阐述。大家知道上海正在致力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以及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这里有几个问题，比如如何建设，这不仅仅是上海的大事，也是作为全球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全球经济治理的意义。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顺应和适应这样的发展要求，要为长三角，要为全球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和支撑，要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合作服务，比如说我们正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和运行成本上升的重大挑战。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和发展，比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安全运行，综合治理，交通、住房、社会保险等等诸多的公共问题，全球治理只有与本土设计结合，才能落地、落实。以国际合作实现全球治理，以本土的实践创新全球治理，提供经验和教训。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智库发挥独特的作用。应对全球风险时代，需要勇气胆略，更需要智力智慧，除我们自己以外，特别要凝聚世界人类的智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理念、机制、秩序，这是新智库的历史使命。从我们的研究和实践来看，新智库的功能和作用，我们想大致归纳成五个方面：一是战略政策的储备库，坚持前瞻性、战略性、可行性，与政府的关系我们应该是若即若离，所谓若即就是围绕社会重大理论现实开展研究，所谓“若离”要求坚持独立思考、独立研究。二是解决社会大众的问题，教育大众理性思考，影响民意，影响民粹主义，在诚信成为社会稀缺资源的时候，智库增加公信度迫在眉睫。三是庄严圣洁的学术殿堂，坚持以学术为一统，处理好水与船的问题，根与叶的关系，那就是说水涨船高，根深才能叶茂。四是人才培养的蓄水池，坚持实现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身份的转换，目前中国的状况，智库到政府的人这扇门开得比较多，政府再回到智库的相对比较少，这个门是开了半扇。既然政府要智库的人，因此我们要成为一个人才池，随时能够提供，因为只有提供人才，才会有影响力。五是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坚持开放性研究，倾听不同声音，通过交流，争取话语权，共享人类智慧。因为我从教育界到政界，政界又到了学界，我体会到我们新制度生命力在哪里？在于回答实践中的问题，防止隔靴搔痒，如果是束之高阁的话作用是为零，没有信仰的智库是没有灵魂的智库，我们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为利益集团代言。上海社科院三年前成立了智库研究中心，我们有同行说，你们在建智库的智库，我们想探索不同学科之间分支方向的相互交叉、相互提高，想推动具有中国特色智库的研究及应用，在智库研究中，我们也深深感到有不容回避的问题。比如一方面智库建设是方兴未艾、百舸争游……我们智库发展需要加强国内外智库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国际交流，只有坚持开放研究，共享经验、智慧才能共同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