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论坛-10月15日（三）

我们公司就这个危机的形势进行了评估，但是你就要寻找增长点在哪儿，这就是中国市场特殊的环境。在去年下半年危机出现之后，公司已经有明确的决策，战略决策。第一就是在研发方面你不能减弱，因为研发是竞争的核心。第二后继人才培育方面也不能减，一旦危机过去之后是否发展起来的话，没有人力的储备是不行的。更重要的一点，对新兴市场的投入不能减，新兴市场的投入关系到公司增长点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对华投资的决策不能变，我们遵循这样的原则，目前来看，特别是根据中国市场，中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危机对中国市场，中国整个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去年在汽车业，去年下半年，包括中国的汽车市场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冲击。但是在今年第一季度之后，二、三月份开始，由于中国政府及时的、果断的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得经济，特别是汽车市场没有下滑，反而在逆势增长。1到9月份，最近大家也看到了，中国汽车市场九个月以来的生产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888万，今年是960多万。其中更突出的一点，乘用车量，包括轿车，面包，还有吉普这一类车，9月份单月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这个槛。

在这样一个汽车市场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中国市场跟美国市场，跟欧盟整个市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个增长从目前车型分布来看，不但是乘用车在增长，前半年商用车比较疲软的市场也在快速的恢复。中国市场的这种格局势必对跨国公司进一步投入给予了充足的理由。从我们公司的例子来讲，可以想象汽车行业跨国公司，不管是低端的，中端的，还是高端的，都会对中国市场进一步的投入，这并不是一开始小量的投入，因为现在的市场规模已经不是一般的规模了，中国市场目前来讲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这样的规模情况下，可以想见，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入也就不会是一般的投入，而是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增长的投入，这种投入我个人的判断除了扩大产能投入之外，就是研发的投入，还有新型技术的投入，这些都是契机，对于北京，对于朝阳区都是值得考虑怎么抓住这个契机的问题。

如果能及时的，我刚才还跟彭博士在沟通这件事，第一咱们汽车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这么大，另一方面来讲，因为汽车是燃油的，燃油对环境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尽管我们的排放法规在不断的改善或者提高，但是本身对能源的消耗，对可持续发展就提出一些疑问，下一步就要考虑到汽车工业怎么可持续发展，各个公司都在考虑新能源汽车发展技术路线，有电动的，混合的，有氢能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北京市来讲，朝阳区来讲怎么抓住这个机遇，能吸引新能源，新技术，跨国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怎么把他们吸引到朝阳区来，这是我个人的体会，谢谢大家！

彭壮壮：我顺着李总刚才的讲话补充几点，首先咱们第一个议题关于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新趋势，这里面很多跨国公司现在都在关注三个变化，在学习五件事。第一个变化，其实刚才大家都讲了很多，一个市场机遇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看到从经济总量上来讲，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例在持续的上升，2009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差不多是9％，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预计这个比例会上升到14％，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预计这个比例会上升到18％，这是持续上升的过程。同时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关注，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个比例，如果看2009年的话，全球经济处于发展相对非常迟缓的时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GDP的增量有可能50％来自中国增长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市场机遇的变化。刚才李博士讲到很多市场上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市场，或者就是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汽车、消费电子、电信，包括能源、航空、医疗等等这些方面本土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完全无庸置疑，而且还在进一步扩大。

进一步扩大的后面，市场机遇的核心的，不可逆转的驱动力，我们感觉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级家庭的迅猛发展。又有一组数据可供大家参考，我们分析了一下，年收入在四万到十万的城市居民的群体，这个群体在2005年的时候差不多占整个城市居民是10％左右，到2010年的时候，预计会达到30％，到2015年，预计会达到50％，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源动力，市场机遇的变化是非常非常令跨国公司看好的地方。

第二个变化，是市场环境的变化，这里就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了。现在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区域，中国的本土企业在各个产业，各个环节上迅速的成长，这些本土企业，像联想，华为，海尔，这些企业已经具备了和跨国公司不仅在中国本土竞争，而且在全球竞争的能力，这也是跨国公司要去思考的问题。

第三，现在跨国公司在关注的变化是政府工作重心的变化，政府的工作更强调科学和谐的发展，区域上布局更加平衡，招商对跨国公司来讲不仅仅是招商引资的问题，还有招才引智的问题。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也希望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推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大国形象的塑造。这是三个变化，是跨国公司非常关注的地方。

学会五件事，第一件事是学会怎么给中国设置一个合理的目标，我们给很多跨国公司做咨询，往往告诉他们你们在中国如果每年只增长10－20％，和其他地方相比可能很高了，但是在中国远远不足，也许在中国三年之内涨三倍，涨五倍，要把中国真正看待成为全球对这个跨国公司来讲第二个本土市场，中国可能是除了美国之外第二个最重要的本土市场，如果是德国企业的话，中国可能是除了德国之外，第二个最重要的本土市场。

第二个要学会的是怎样去服务中国消费者的特性，这里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特征，比如说零售行业发现，中国的消费者进了一家商店，每次购买的平均的量可能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但是一个店的人流可能是一个发达国家的四倍，我怎么服务这样的客户。中国客户消费者对中国的国产品牌有非常强的偏好，跨国公司怎么使自己的品牌和产品更加本土化。

第三个学会怎样和中国领军企业竞和，特别是合作，有非常广阔的空间。

第四个要学会的可能是前面李总也讲到的人才，怎样去培养和利用中国的人才，一方面是服务于跨国公司，一方面也为中国做贡献，因为我们发现中国在这种高端的管理人才上面缺口非常大，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预测，未来15年内，中国需要的具备国际经验的高端管理人才差不多是七万五千名，从现在来看，这个供给只有五千到一万名，这个缺口怎么来，这是跨国公司要学会的。

第五个跨国公司要学会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不仅仅是中国的企业，而是中国这个国家的合作伙伴，这包括对于在投资上，技术转移上的考虑，包括前面讲到的，帮助中国的人才，培养这些人才，还有一个，考虑在哪些层面上可以帮助中国的政府去实现政府的目标，既有国内的目标，也有国际上的目标。

最后再补充一点，前面我们也讲到了朝阳区，特别是CBD，我们在产业升级上要抓什么样的机遇，前面吴区长也问了这样的问题，我感觉有四个新的机遇可能要去抓住。第一个，肯定是围绕着新的技术和新的增长领域，前面李博士也提到了，比如说清洁能源是非常重要的新技术。比如说我们在信息服务产业里面大家都提到的云计算，这些新的技术，现在也说不清楚哪个技术会银铃世界未来十年发展，但是像我们买股票一样，要多布几个局装在兜里。

第二，我们感觉要抓住新产品的研发，前面李博士也讲到了。

第三，我们觉得要抓住跨国公司里面的一些新的职能，现在很多跨国公司在内部设立了专门的，面向新兴市场，或者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部门或者职能，这些部门和职能很多跨国公司在考虑，面向新兴国家市场的部门的总部设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最快，经济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做的很多工作可以拿去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试点成功可以拿去印度、巴西很多其他的国家去试点推广。这样一个面向新兴市场的全球总部，如果能设置在中国，设置在北京，这对于我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王志乐：我补充一句，韩国的SK公司买了一个凯德置地，那个大楼现在变成SK了，那个大楼既是中国总部，也是SK全球化总部，他刚才讲的，这个新功能，跨国公司把中国总部作为把全球化都放在这儿了。

彭壮壮：第四，新型的经济主体，这里我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大家充分意识到，在经济里面，不仅仅企业是主体，政府的功能非常重要，一些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他的重要功能也在逐渐的发挥。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全球结构的变化，会影响走势，包括魏部长代表的智库，一些研究的机构，一些非政府组织，新型经济主体，不管是影响经济也好，还是实际参与到当中也好，这也是一批可以考虑吸引的新的主体。四个新的机遇供吴区长参考，我先讲这么多！

佘端志：我是IBM公司的，IBM公司大家可能说起来也熟悉，可能也有一些不太熟悉的东西，以前大家通过笔记本电脑了解IBM，但是05年我们把笔记本业务卖给了联想，这之后我们做什么事，是一个高科技公司，甚至有人说IBM是不是都卖掉了，我简单的说两句背景，然后讲一下我们在中国最近投资的战略，最后再说一下跟朝阳区这边实际结合会有什么样的机遇。

IBM目前来讲，我今天早上看到我们公司股票是128美金，我们最低是80多，现在已经涨到了128，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上市公司要讲股东回报，怎么做到这些的呢？这是一个大课题，我简单的说几句，这跟我们公司的转型是有关系的，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转型，从过去的硬件制造商，转型到以服务和软件为主的提供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去年1036亿美元的收入里面，服务站到了60％，软件是200多亿，真正硬件，IBMPC机卖了还是有硬件的，还有大型的服务器，主机，存储器，芯片的业务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的硬件只占20％。大家都知道，硬件是容易波动的，机器设备这个东西可以推迟购买或者推迟升级，但是服务，软件是一天都离不开的，特别是大型企业和金融电信服务商，是不可以离开的，这个转型有助于我们抵抗金融危机这样的波动。

第二个转型，王教授研究了很多的题目，我们怎么从跨国公司转型到全球整合性企业，跨国公司现在是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任何一个地方不仅仅为本地本区域服务，实际上为全球服务，这个整合我们危机之前就开始做了，而且做的非常成功，我们为很多企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这也帮我们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中国，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冲击了，还是有的，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讲我们公司的措施，怎么渡过这些危机的，冲击肯定是有的，可能我们走的比别的公司稍微早一点，影响没有别的公司那么大。

第二个我想讲一下IBM在中国投资一些新的策略，首先第一个议题，我们在中国是扩张的，不但没有停止，而是在扩张，大部分公司都是这样的。我们去年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在上海成立了全球新兴市场总部，这是IBM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全球功能总部放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很遗憾他们选了上海，下一次我们一定要推荐他们到北京来。这是一个新的现象，我们把原来亚太的去掉了，新成立一个全球的新兴市场总部，成立以后就会有高管人员，辅助的功能都会搬进来，最主要的是象征意义非常大。

第二个我们在中国很大的举动，刚才我们前面讲了，IBM主要以软件和服务为主，主要投资的就是人，知识和资产，这方面的投资我们在中国一直不停的在扩大，最新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北京上地成立了两个全球的COE，专业性的解决方案中心，能力中心，一个是全球铁路创新中心，一个是全球信息优化创新中心，每个中心都有几十、几百人的规模，现在正在招聘，在开发。这是什么意思呢？IBM现在，我们刚才讲了服务是北京市，中国政府都在讲的发展服务，现代服务业，要转型，要升级，怎么发展服务业，我们有很多的思路和想法，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做更多的交流。我们现在主要的思路，像制造业要有一些分工，侧重一样，服务业也有这种专业化的问题，一般泛泛的讲服务外包，商务部理事长他们推得很热，实际上再分析下去，像制造业已经不能简单的做加工业或者是组装一样，服务外包应该超越，不能简单的写写代码，输入一些数据简单的服务外包，应该考虑到怎么样从深度上，专业上，产业的角度来讲，培养中国自己某些产业方面的专业能力，专业解决方案能力，专业的资深的专家，人才，比如说金融业，铁路业，汽车，在医药方面，分析一下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如果形成全球性的产业，汽车业我想外包到哪里去，是北京，朝阳还是哪里哪里。医药业，有一些地方已经做成了规模，要形成全球性的人力中心，专家中心的话，外包附加值就高了，超越了简单的，低端的拼劳动力成本的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讲，朝阳区面临很多新机会，金融危机形势越演变，企业面临更多降低成本的压力和外包出去的压力，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培养我们在某些产业，某些区域，某些方面的专业能力，再加上如果跟IBM或者跟跨国公司合作，我觉得我们是非常有机会来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产业升级的，我就讲这些！

陈全生：佘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他是从IBM本身公司的转型讲怎么把总部吸引到这儿来的，我们现在的服务外包公司什么都能做，那不行，一定是你就做一行，服务外包本身就是专业化，专业化就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如果专到一定程度，大家只要一想医药，就找这家公司外包吧，就是这个道理。下面我们请王志乐院长给我们讲讲。

王志乐：刚才听了几位的发言非常受启发，我想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提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招商，特别是推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一个前提，应该研究、了解跨国公司发展趋势，有针对性的来推动世界发展。因为我到全国其他地方，深圳、上海去，他们都在推动地区总部，都想把地区总部拉过来，都在研究总部经济，但是我觉得究竟外国人怎么想的，跨国公司是怎么考虑的，因为我们主观上想，如果不符合跨国公司的趋势，那这个可能就费了半天劲，使不到点上。刚才像几位跨国公司讲的观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研究所做了这么一个研究，从1992年冷战结束以来将近20年间，跨国公司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招商引资，包括地区总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感觉有三大变化，跨国公司从92年以来。

第一个变化，从过去地区型的战略变成了全球战略，刚才佘总讲的非常清楚。

第二是管理结构变了，过去是金字塔式的，美国总部向其他地方发号施令，我们叫中心辐射式的管理，但是现在全球规模越来越大，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部分越来越大，很多公司在海外超过一半了，用原来的模式已经适应不了，特别是中国又大又复杂的市场，必须在中国建立一个相当于解放军打仗前敌指挥部，一个中国的指挥部。这样的话管理结构就变成了网络式各个结点相对独立的管理。

第三个变化，过去跨国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强调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做得挺好，到了其他的国家责任心并不那么强，现在发现不行，全球是一个整体，把别的国家搞坏了也不行，现在强调全球责任，全球战略，全球管理网络，还有一个就是全球责任。

这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二部分结构的变化，中国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前敌指挥部，什么事都是由大总部来决定，中国这个局面非常复杂，而且是两种经济体制在转换，中国本身一个国家就相当于欧洲的规模，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还是原来的模式就适应不了中国的局面，很多国家必须考虑把他的地区总部怎么转移到中国来。或者像刚才佘总讲的，他的一个业务总部也拿到中国来。

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到了中国又不一定都到北京来，他觉得上海也不错，上海周边是长三角，有浙江，有江苏，我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公司愿意在那儿把经营总部放在那儿，但是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刚才区长讲了，有政治优势，有外交资源，都在这儿，所以我后来发现，很多跨国公司他特别需要政府审批的那种行业，一定要设在北京，有的公司虽然总部在上海，但是政府关系部一般设在北京。这个局面，当然北京经济也非常重要，全国最大的银行总部在北京，跨国公司的很多银行也在北京，经营上很多公司的工厂在江苏、浙江，所以运营的部分在那儿。而上海那边跟你们竞争很激烈，我到上海去的时候，感觉上海出台的政策也非常的优惠，而且也非常的积极。这个时候要研究我这个地方优势在哪儿，怎么来帮助跨国公司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最近跨国公司最新的动向，我刚才讲的三大变化里面的结构变化，对地区总部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朝阳区在推动这件事上做得特别好，北京今年又出台了这么多的政策，我们下一步要做得更好，应该研究了解这些跨国公司的动向，这是我想讲的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对企业讲的，我们调查当中发现，很多调查公司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把中国作为他在全国的重要结点，所以把中国建了一个地区总部或者是业务总部等等。但是还有一些公司没有这么做，带来一个困难，讲一个例子，去年汶川地震发生以后，马上就要捐款，但是跨国公司面临一个挑战，中国这帮人觉得确实这个事非常重要，应该支持汶川，要打报告给大总部请示，大总部不太理解中国的情况，又得来了解，这个过程当中耽误了很多天，最后中国的报纸上开始骂了，说跨国公司是国际铁公鸡，说他们不肯掏钱，实际上按我们调查，跨国公司想掏钱，但是他们的程序有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到了经营上问题的时候，还有别的问题的时候，如果在当地没有一个前敌指挥部，没有一个相当于地区总部，有足够权威的机构就不行。比如说三星地区总部是比较权威的，他在中国第一把手相当于大总部的前五、六把手，有很大的决策权，他第二天就决定投入三千万给汶川，媒体上报道都是三星三千万最大的外资捐款，实际上后来最大的外资捐款是三个亿，但是谁都不知道。

这个事本身说明地区总部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正在转型，规模又非常大，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市场当中，有一个当地的地区总部非常重要，所以我建议，跨国公司应该认真考虑，在中国加大存在的时候，要在中国，特别是下一步中国又有一个变化。过去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在这里生产卖到国外，地区的管理要求不是很高，但是现在中国是一个市场，你按市场来经营的时候，当地决策的重要性就提升了。所以我第二个建议就是给跨国公司，建议应该往中国来建立地区总部，而且朝阳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地方，谢谢！

陈全生：借着王志乐教授讲的话，我也讲两句，给我的资料里可以看到，北京市朝阳区商务委员会作为承办单位，想做什么呢？就是希望跨国公司要研究关注朝阳，了解朝阳，然后投资朝阳，我借这三句话来说，朝阳要了解跨国公司，要研究跨国公司，要关注跨国公司，就是刚才志乐所讲的。你得急跨国公司之所急，想跨国公司之所想，这样才能把他吸引过来，你得了解他有什么变化，他怎么想。比如讲前一段，我现在也在研究服务外包这个事情，服务外包大家都知道，做的最好的是印度，他占了全球服务外包很大的比例，外国人一想服务外包，就是到印度，现在这些跨国公司开始想了，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还得再找一家，就希望到中国来了，他都想到中国来了，中国要琢磨，我怎么把他弄过来。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优惠政策，你优惠政策这一条，就中了人家跨国公司这个计策了，因为他如果要弄成两个地区的话，就肯定有价格竞争，对跨国公司是非常好的。

我就要想，既要把这个引过来，又不能打价格战，怎么办，那就是我有哪些优势，比如说中国的基础设施，这个优势怎么发挥出来。中国人力资源第二次人口红利怎么利用出来，以前我们老是讲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过去了，那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央政府或者共产党在教育、科技领域的投入，特别是这30年大量的投入，包括从来没有过的义务教育大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大发展，不仅如此，你还可以看到，由于我们教育体制改革还不到位，老百姓，家长们，父母们还给教育投了大量的钱，包括在座的有孩子的可以知道，没有孩子的能体会到，你的爸爸妈妈给你投了多少钱，这笔钱也是用在教育上的。这些教育资源，教育的钱使得中国在平均受教育程度和人员素质上，应该说比发展中国家要高出一块。还是这些人，这些人的技能和智力的红利我们要怎么样把他弄到手。过去劳动密集型的已经不行了，怎么利用这个把服务外包弄过来，这个倒是值得研究。刚才志乐提出的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也要研究跨国公司他有什么变化，他刚才提了三个，一个是全球市场，还有一个全球管理，还有一个全球责任，朝阳，CBD也要研究这个怎么来做。下面请小济来谈谈。

张小济：我们最近也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和跨国公司，和商会面对面的讨论一些问题，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后危机时期的全球市场新的趋势，跨国投资的新趋势，特别是在中国，跨国公司策略有什么样的变化。刚才我想各位都讲的非常好，实际上和我们得到的信息基本上是吻合的。

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政府要有一个适应性的政策，因为我们再过一年就要进入“十二五”，另外中国整个发展战略里面，也希望在全球分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当中提升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就确实需要把我们主观的愿望，发展的战略调整的愿望和跨国公司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追求想办法吻合起来，所以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刚才李志群司长，他是代表政府在讲外资政策，大家可以注意听，准入要放宽，现代服务业也讲，讲了很多，但是我想，所有这些政策的着力点，最后他要有一个载体，他讲的时候可以分成好几个问题来讲，但是落实这个政策的时候，他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地方。

刚才王教授讲的好，中国这三大经济区都在搞CBD，都在争跨国公司总部，实际上地区政府是非常敏感，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就在争夺最优秀的资源。从国家来讲，全球范围在争夺最优质的资源，从三个地方，三个大经济区来说也在争夺最优质的资源。我这里想给朝阳区一个建议，政府出台政策的时候，我说政府总是比较审慎，往往中国喜欢搞一些试点，我就注意到中央在批上海的那两个中心的时候，实际上带了很多利用外资领域里面非常重要的实验政策。我不知道北京市政府能不能得到同等的政策，如果没有的话，对两个地区的竞争来说，北京可能就处于劣势，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你也提到金融方面，希望能在这方面做大，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上海在这方面给了他很多好的，先行先试的条件，这是我觉得北京市要注意的。我们守在中央政府跟前，守在那么多大公司跟前，大金融机构跟前，能不能说北京也可以作为同样的政策上，争取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再有一个，大家老是在想，包括现代服务业，包括搞CBD，世界不光是中国在争，世界也在争，周围的亚洲国家，韩国就搞了一个国际运营中心，在一个松岛的地方，盖了很多大楼，请了很多跨国公司进来。你到一个大的商业城市，商业中心去看，大楼林立，关键是大楼里的这些人在做什么，很多是在相互提供服务，特别是一个总部来的时候，需要在这儿做运营中心也好，投资中心，财务中心，需要大量的配套服务。这产生的增值，也许投资并没有制造业上一个工厂那么大，但是他带来的是大量的信息，大量的优质人才，大量的知识，还有网络的效应，所以这种价值非常高。所以我想上海同样也是大楼邻立，香港大楼林立，纽约大楼林立，但是大楼创造的价值，大楼里的人，所做的活动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更看重实质性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讲服务外包，我觉得那是比较低档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怎么通过你服务的优势，服务大幅度的恩改善，能够达到香港、东京、纽约的水平。

可能我说的太高了，首先是政府要做的，中央政府要做的，有些事情不是地方政府能做的，所以我们拼命的在呼吁，中央政府在“十二五”期间要大幅度的降低服务业准入的门槛。不是小打小闹的挤牙膏式的开放，而是应该全面的大幅度的降低门槛，而且要铲平各地之间要素流动，包括资金流动，人员流动，工厂搬迁，包括财税方面等等的障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适应跨国公司与全球竞争新格局的要求，没有这种大气魄的开放，我们现在觉得还不错，我们看到积极的一面，可能我们没有像发达国家经历那么一场暴风骤雨来的清洗，清洗以后存活下来那种很强的竞争力，可能会在三五年以后使我们大吃一惊。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敞开大门的话，使得这些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也到中国来，把中国的生命力做得更强，我觉得就是我们CBD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责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