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座谈会-9月26日下午

吴岩：大家下午好，今天上午有九位做了精彩的演讲，午餐之后大家吃饱了就有精神了，我希望今天下午的座谈讨论同样精彩，第一个做主题发言的是英国壳牌中国有限公司财务董事，希望今天下午能有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经验和体会，有更多的人有机会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建议在下午的发言当中，每个发言人时间最好掌握在20－25分钟。

Mr.peter  Elam：先生们、女士们下午好，我是壳牌中国的财务董事，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收购统一，中国自主品牌润滑油的一些经验。首先我深感荣幸接受邀请参与发言，首先感谢商务部对此次活动做出的努力，我本人能与各位有识之士同聚一堂感到非常的荣幸，壳牌在中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也有很多的经验，但是我相信与会的其他企业可能在华有更丰富的经验，我十分珍惜此次学习和互动的机会。壳牌是一个国际能源和石油的公司，业务遍及大约110个国家，雇员人数是一万四千人，在帮助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嫩圆需求方面，我们以经济的、环保的，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壳牌在中国的目标是成为持之以恒的，推动中国经济繁荣的、领先的国际化能源公司，壳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扩展非常迅速，在大陆的累计投资达到40亿美元，是目前国际能源公司最大笔的投资。

壳牌在2006年9月收购了统一75％的股份，统一是中国领先的润滑油自主品牌，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成长迅速的私营企业。壳牌统一北京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壳牌的支持下保留了原有的统一管理团队，并且大力的推进、提升统一品牌和产品线，由此看来，壳牌旨在从统一原有的优势和人才中收益并极力的提升企业原有的优势，而并非将国外的管理理念强加于人。我刚刚快了一步，壳牌在中国并购的目的，初衷是要在原有的优势上进行提升，而并不是要把原来国外的管理系统照搬过来。在去年，也就是2007年的时候，壳牌荣获了2006年度商业标杆奖，是由中国最大的经济类报纸《经济观察报》颁发，壳牌因为对北京统一石化成功的并购，以及并购之后成功的管理而获此殊荣。同时壳牌统一公司的总经理被《中国工业报》评为2006年中国工业经济年度优秀人物这个奖项，李总经理带领统一润滑油以创新精神和独特策略推动了行业新变化，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是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收购的过程中以及收购之后，壳牌确实是未统一引进了最佳的商业实践，流程管理，相关的管控，还有健康安全、环境方面一系列的指标，这些标准帮助企业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成长壮大。壳牌为当地的管理团队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帮助本土员工培养工作能力，使他们有机会充分的接触到商业运作和商业多样化，甚至有些情况下还派遣辅助性的员工帮助统一的管理团队和员工团队来完成培训的项目。长期以来，统一跟壳牌在中国的润滑油业务取得了显著的协同效应，目前我们最为知名的品牌是（英文），这一积极的效应还体现在我们整条产业链，销售跟市场环节，还有原油和材料供应的各个环节上。

我们认为一项健康的收购可以激励和提升产业的健康竞争，帮助产业做大做强，同时我们也认为，健康的并购会为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的贡献。在整个收购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政府的一些要求申请了《反托拉斯法》的审查，同时也在交易的过程中通过了商务部审批过程，并且获得了批准，作为一家跨国公司，我们期待一个能够和商务部开放的对话的机会，同时我们也承诺，在任何并购案过程当中，审批过程当中给予实时的回复。最后再次感谢此次能够受邀参会并且发言，我非常乐意接受各位的意见跟建议，尽管非常遗憾，出于保密方面的考虑，不能跟大家分享运作和财务方面的细节，非常感谢！

吴岩：下面请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肖绍成先生做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肖绍成：首先感谢王教授还有商务部组织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对话平台，给卡特彼勒机会在这个平台上介绍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走过的一些路径。作为外企的员工理应代表企业来讲话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雇员，本土雇员，肯定有些观点又不完全代表公司，可能有些观点说的是站在华人的立场上去讲，这是可以理解的。

先简单介绍一下卡特彼勒，大部分人都知道卡特彼勒是施工机械制造商，我们在500强里面排名第50位左右，今年的产值能达到500亿美元，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施工机械的制造商，是世界上最大的柴油机生产商，有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只是施工机械，实际上我们也是世界第一大柴油机生产商，同时我们也是煤矿设备世界最大的工程机械，煤矿机械的制造商，还有发电。卡特彼勒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在整机和主要零部件通吃的这样一个制造商，拿施工机械为例，不像刚才讲的就是组装，我们关键部件都是自己的，发动机，后桥，底座，所以我们是唯一的整装的，包括关键零部件的制造商。

卡特彼勒走到今天其中有很重要的一块儿成功的理由来自于我们在过去经历过程当中成功的并购，并购在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过去20多年当中，卡特彼勒在全世界范围内并购了将近30家公司，比较大规模的，都是上十亿美元的并购，有些公司至今还保持它的品牌，我列了几个，MAK，Solar，Perkins，Progress  Rail，我们和日本的三菱，在中国山东，和合资企业徐工，这都是过去二十多年当中并购合作的动作，并购给卡特彼勒带来多方面的增长，一个是产值，从一百多亿现在增长到将近五百亿，差不多四倍多，员工也是在过去的几年，20年当中翻了一番，当然还有其他的收益。

另外卡特彼勒并购遵守了一些通用的原则，都是我们过去运作过程当中秉承的做法，首先并购的对象要符合卡特自己长期发展效益的战略规划方向，这是很基本的要求。第二，并购对象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有很多文化上，如果契合的非常生的话，将来整合起来非常困难。第三，并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有益于社会和企业的发展，企业员工增加，产值增加，利润增加，同时还要给当地的雇员，税收带来一定的收益，这也是我们考量的主要内容。第四，并购要有利于整个企业的研发和投资扩大，整个企业规模要不断做大，研发能力要不断增强。最后考虑的原则，应该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社会公民。

另外我想讲一讲卡特彼勒我们在亚太区今后几年的发展规划和一些做法，在未来几年当中，卡特彼勒我们计划，特别是在中国，包括亚太区其他的国家，我们现在员工在中国是六千多人，在亚太区是七千将近八千人，雇员要增加一倍，生产线要从目前的六条增加到十五条，产能要增加四倍，销售额也是一样。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要考虑经过哪些途径能达到这些目的，并购是选项之一，同时也存在其他的选项，比如说合资，比如说独资建厂，我们一般进入一个市场都会做一个初步的权衡，把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所能经过的几个途径做一个总结，比如说合资，兼并和独资建厂他们之间的优缺点在哪儿，一般合资谈判时间比较长，整合的过程也比较复杂，时间我们一般估算很容易是两到三年，很可能是没有结果，整合也是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而兼并，可能兼并的谈判跟合资谈判时间差不太多，后面主要时间花在两个团队整合的过程当中，时间上来说也是非常长的，但是兼并有一个好处，进入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兼并的企业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位置，这样就能很快的进入市场。独资建厂它的优缺点，一个是时间比较短，形成产能很快，独资建厂只要一个可行报告报上去，政府批准，动作快的话，到设计，到建厂，审批过程一年，建厂一般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形成生产能力。

所以一般我们在选择不同选项的过程当中会列一个表，竖项就是并购、合资和独资建厂，横向可以包括时间，审批的难易程度，所需投资金额，还有当地有关的人力资源和其他的一些综合分数，给出了一个综合打分以后，我们可以按照步骤去实施。当然有的时候最后实施过程当中，发现原始计划是有问题的，刚才我讲了，我们在国际上，卡特的成长是通过并购，在国际上我们做了很多非常成功的并购，从一百亿的企业到五百亿的企业，通过几十个大的并购来实现了，但是我们在中国也走了很多弯路，也得到了一些教训，媒体也有一些负面报道，包括上午徐工凯雷的经历我们也都经历过。由于这些教训，我们也学到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待会儿我会有一些想法和建议。

将来我们要达到上述提到的增长目标，到底通过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政府对并购的态度和政策的取向。因为我们在亚太区发展，如果中国不能达到我们顺利并购的做法，我们可以两种选择，第一我们建新厂，建新厂很简单，时间也很短，但是它有它的缺点。第二，我们可以在周边其他国家去实现并购的目的，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策的取向。

王志乐：未来的计划十亿美元，亚太区里中国占多大的比例？

肖绍成：具体数字还没有特别细化到中国，细化到中国也不太愿意披露出来，所以我有意做了一个百分比，未来若干年当中，十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包括并购，收购，合资是很容易做到的。亚太区的总部现在在北京，而且我们目前不到七千的雇员有将近六千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应该是回答了你这个问题。

另外我想并购当中会涉及到企业安全，行业走向，我们是希望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并购，因为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媒体对并购负面报道比较多，把并购讲成有点像洪水猛兽，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实际上你要是回顾看看五百强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例外的，是通过大量的并购扩容走到了今天的位置。所以你要想在一个行业里做大做强，并购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观点。另外，我觉得并购应该双赢，我想举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姚明和NBA，如果姚明不是通过NBA的方式进了美国，而美国却给他做了一个移民，把它移民到美国，参加国家队，这中国会非常不高兴，等于把我们最优秀的运动员弄到美国去了，这等于是你赢我输，目前姚明的做法是大家非常高兴的，他通过NBA，最好的球员到了美国得到了世界一流的培训，他又能够给美国篮球市场带来很大的收益，吸引了13亿观众的眼球，同时在奥林匹克开打的时候，他又回来把他最好的培训和最好的理念带回中国参加国家队来打，这个情况就是双赢。假如我们将来的并购能够做到类似于这样的安排，我认为这就是双赢。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在公司内部讲，作为华人在美国公司工作，有时候起到双重作用，要把中国人的一些理念和观点说服到自己公司高层，另外也要把西方的一些理念，正确的东西，使中方官员接受。

另外我想讲如何将并购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过去并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我就拿施工机械在中国举一个例子，中国目前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中国的施工机械企业，行业里有两千多家，2007年一年的销售值是2223亿，换算成美元就是300亿美元作业，换算成一个公司的产值也就是卡特彼勒的2/3不到，全世界的施工机械大的出名企业也不过是十个，而中国有两千多个企业分吃这么一个有限的行业，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现状，而且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企业长不大。包括刚才中联重科讲的他们企业和三一重工，你把产值拿出来比一比，在中国是很大的，但是拿到世界上还是非常小。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情况下，国家应该有意的去疏导行业健康的并购来使这个行业能够发展的更加有序，这是我想说的一个观点，这个并购应该对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刚刚讲的行业，应该说是一种必然，是一种需求。还有刚才我也提到的整体，自然资源的有限，土地的稀缺，并购也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还有我想提一下，企业应该注重产业链的发展，特别是目前大部分，我们很多行业都非常注重总装，实际上看一个企业完整的产业链，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重要的环节，从设计研发到生产、零部件制造、物流、再制造，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如果我们只拿出其中一块儿，总装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被别人斩首，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整个产业链里的其他环节。我想我们不要只把眼光盯在一个结点上，而是盯在一个产业链的安全上，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我是希望，如果我们通过整合和并购，使我们的企业都能够成为一个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部分，能够使整个工业和行业安全性更加提高。

最后我想讲一讲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所谓的经济安全，外商进驻通过并购，我认为能够使整个工业更加健康的发展，我们不要过分的强调产业自身的安全，因为现在目前是全球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假如说我们回过头来自问一下，在冷战时期，那个时候大家都强调自立更生，都强调闭关，强调自给自足，如果回过头来，我们看一看那个时候的世界更安全呢，还是今天全球化的经济下，我们成为全世界供应链当中的重要一环更加安全。

我是来自于一个航空工业很多年了，举一个例子，就说日本，日本自己并不生产大飞机，可是日本飞机的零部件制造能力非常之强，如果他有足够的市场，如果他有足够的资金，他很有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造出战斗机和商用飞机，但是他为什么不造当然有他自己的原因，一个是自己的市场不够大，再一个资源有限。并不忽略日本在航空业里起到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的例子也可以讲中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海生产波音737的尾翼，全世界在飞的波音737有一千多家，如果这个尾翼不在上海生产，目前来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项，不要认为我们没有把精力放在总装线上，就没有参与这个工业。为什么中国能成立大飞机公司，也是通过关键部件的制造，有了很关键的技术，才走入了总装线。回过头来，我们目前讲经济安全，大多数都局限在最终的那一块儿看得很重，而把关键部件和整体整合产业链的能力相对来说忽视了。第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工业做成全世界产业链里边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全球化互相融合，也使我们的产业安全在互相依存的情况下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这是我要讲的一个观点。

最后我想提一点建议，实际上这个建议大部分在前面都提过了，一个就是希望在并购政策当中更加透明，企业更好操作，另外不要把所有产业都列入产业安全，或者战略性产品的目录，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炒菜锅，这种典型的商业产品绝对不应该把这类似的动作考虑的。另外施工机械在其他国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业品，并不意味着它会给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什么了不起的，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生产施工机械，当然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基础建设大国，也是快速发展的大国，施工机械的市场也非常大，但是如果通过很好的合作，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和定位，另外在不影响改革开放的步骤和把外商吓跑的前提下，也使我们达到产业整体成长能力的目的。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大家就像我们玩牌经常玩一个游戏叫说瞎话，如果两个人手里拿的牌，互相猜对方的牌是非常困难的，凭自己手里的牌很难猜到对方手里的牌是什么样的，这是很难的。真正要能做到我们跟政府的对话，或者企业谈判过程当中的对话做到互相交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手里的牌只有一、两张不想让你看，其他的大部分都可以让你看，双方把各自亮开的牌放在一起找到一个共同点，找到一个双赢的交集，我认为这应该是值得鼓励的做法。

现在通过前期的并购我们走了一些弯路，卡特公司也在积极的反省，一方面我相信中国的政策，改革越来越开放，包括这样的对话机制，我们也非常赞成，另外我们自己也在自己的教训当中吸取有益的做法，最后也是想希望这种对话能够不断的多组织几次，另外也希望政府使媒体能够嘴下留情，有些事情别太过于负面的报道，甚至于不太如实的报道。我们不太可能公开的和媒体，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们也不可能公开的在中国的报纸上申辩什么，政府非常了解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讲话，我们也很高兴，主要的建议大部分大家都提过了，就是这些，谢谢！

吴岩：非常感谢肖绍成先生的精彩发言，下面插播一个发言，ERM董事总经理王勇发言！

王勇：首先非常高兴商务部能够给企业和我们国内的，国外的有这样一个机会畅所欲言。另外非常抱歉，肖总把我的话都讲完了，我只能用浙江普通话，另外一种说法。

首先今天前面讲的非常好，我有几点看法，可能是总结性的。一个是产业安全，经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定义，现在我们跟很多的民族品牌都混在一起了，我想我们产业的安全，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是安全。第二，我们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可持续的竞争力，让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刚才肖总也提到怎么达到这个？一个就是开放，开放的背后是我们的自信，从这个奥运会的举办，特别是开闭幕式，包括残奥会，我们有这个能力做世界上最好的事情，而且只要我们想做，我们有优秀的团队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都做出来，这个我们已经证明了。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相互的依存，这才是最安全的，这次我们说华尔街这样的大的经济危机，中国跟日本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他的经济安不安全，国家安不安全，很不安全，就是这样一夜之间华尔街倒掉了，但是布什给胡总书记打电话，买高盛的股份，这就是一种安全，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

我们并购作为一个跨国公司，这背后的出发点是什么？纯粹是一个商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第二点，从全球公司的并购中可以借鉴什么，现在中国公司越来越往外面走，而且我们内部的重组并购也越来越多。ERM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实际上我们在很多你们谈到的，几乎所有的购并案我们都在背后，ERM代表是环境、资源、管理，我们在全球的咨询费也有十亿多美金，我们是一个纯的环境咨询公司，我们这些年都是被评为年度的环境顾问了，环境这个领域可能还是比较小，我们在41个国家有130多个办事处，现在已经将近四千人专业团队。我们主要从事的跟大家有关的并购环境净值调查，安全环境净值调查。刚才讲到了非常关注并购后面的对周围环境，周边社区的影响，我们都在后面做支撑。

在中国我们也设了办事处，在北京、广州、上海和成都，我们进来也是开始跟中国环科院成立了合资公司，2002年成立了一个独资公司，非常感谢这几年国家非常开放，我们也是唯一的一个评上甲级证书的外资公司。刚才肖总讲了，没有一个合资公司不是通过并购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1971年在ERL在伦敦成立，在1977年ERM在美国费城成立，两个公司名字都差不多，这个都源于72年人类环境大会。87年这两个公司美国跟欧洲就合并了，我们的LOGO就是ERM，现在客户问我两个问题我最难回答，什么公司，哪个国家的，你的总部在哪儿，我也不能回答，因为我们的董事长是美国的，我们的CEO在澳大利亚，我们的CFO在伦敦，所以我们没有总部。你说我是什么公司，客户是巴西的，我说我是巴西公司，德国我可以说是德国公司，这就是全球化的定义。同时我们94年到澳大利亚就购并了澳大利亚的米西尔（音）公司，它是当时一个规划咨询公司。在美国我们进入环境工程领域，我们并购了Dell Engineering，到德国我们买了一个公司，同样在瑞典我们也是买了一家当地的公司。

我们自己的发展是很有意思的，谈到PE我们有很多的误区，我们公司在2001年引进（英文），它是欧洲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当时我们有几个选择，因为当时我们在全球已经在30多个国家有了办事处，当时我们的运行非常分散，没有一个全球一致的管理，这个客户如果在美国做并购，或者在中国并购我们可能给他提供的服务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面临着怎么把它整合，其中有几个选择，一个是上市，第二卖给工程公司，很多工程公司想买我们，我们评估下来，合伙人说我们要买PE公司，他们不管我们，这个管理权，品牌都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合伙人投票。所以我们引进了（英文），他不干涉我们的管理，只派了一个董事，他带给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全球公司都整合起来，当时花了六百万美金建立全球管理系统，这样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全球的公司，能够给壳牌，BP这样大的公司提供非常一致的服务。我们怎么进入非洲的，也是在2003年买了南非当地一家公司，就是这五年，我们南非的公司已经是涨了十倍了。到2005年的时候，PE公司肯定是要出去的，像凯雷一样三到四年，它一定要走，当时我们也有一个选择，我们是上市呢，还是卖给另外一个公司，我们一直的决定就是交给另外一家PE投资公司，我们就找到了（英文），实际上它是英国（英文）投资的一部分，吸引银行投资进来，现在他占我们55％的股份，股东是他，但是所有的说话权，决定权还在全球300个合伙人手上，这就是我们下一次，可能明年、后年又有一次机会寻找一个投资者，我们还会复制这样的模式，我们不去上市。

我们建立了全球的知识共享平台，使我们所有员工非常及时的获得项目经验，管理经验还有我们的客户情况。我想说明的就是一个并购，他实际上是我们企业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这样一个环境下必定要走的路，通过自身的发展来增长，这些年他又开始重新并购。因为我们通过自身的有机的增长，要达到两位数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很多的跨国公司从一个国际公司到跨国公司，到全球公司，王教授做的研究，主要是并购，这是主要的手段。前几年看中国的FBI，直接的外资投资，很可惜的，只有10％是通过购并的，这两年有所上升，到20％几，其实国际上比较通行的60％的FBI是通过并购的。

通过这个并购，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我们从2002年到现在，在中国已经介入将近一千个并购，都是外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这个理念很多市场的原因也好，他自己的发展也好，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种纯粹的企业行为，他是为了提供股东回报的，这个并购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政治的，宗教的因素在里面。如果粗略的分一下的话，提高市场份额，当然其中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有些并购就是为了买断它的竞争对手，这是有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些竞争是无序的，干脆把它买了，我觉得也没什么。还有我们如果说中国公司，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在非常不确定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敞开大门，或者走出去是很可惜的，现在是我们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要购并什么呢？日本人做了一个非常错的决定，80年代他们最强的时候买了美国很多的房地产，结果后来完了。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公司，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技术的公司在美国和欧洲是非常好的，买公司我想可能更多的是买市场和管理团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并购，我只是列了一个石油公司，看我们几大石油公司没有一个不是并购过来的，后面还有雪佛龙并购尤尼科，尽管中海油没有成功，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让世界知道了中海油，可能比那个还更有价值。

如果仔细分析，财务上来说，很多的并购是不成功的，这个我就不讲了，并购的不成功，如果你不并购死得更快，很多时候市场驱动你必须做这个事，这里面主要是两部分，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收购里面可以借鉴的，一个是前期要做净值调查，更重要的是后期我们要做整合，这个整合是多方面的。

一般我们比较关注，一个是法律方面的，一个是财务方面的，一个是技术，其实还有很多隐含的，特别是中国公司出去，环境的风险，包括国内的并购也越来越考虑这个，有些水泥的项目，你并购了这个公司，下个礼拜环保部可能让你关掉，你可能超标了。你现在在太湖流域买一个企业那就是找死，不可能达到环境的排放标准，还有职业卫生的，劳动安全，社会等等，这些风险正是我们在后面提供技术支持，很多的跨国公司在这方面花很大的精力做净值调查和整合。这儿我列了有一些问题，有些我们不太考虑的，比如说地下水的污染，所以我们不太考虑，中国兼并的时候，买一个化工厂就买了，作为一个跨国公司，这个潜在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清理一个污染的场地，美国平均是300万美金，当地的这些社会问题等等，我们都是应该在购并中考虑的。

我这儿不想多讲，只是用凯雷跟徐工的，今天提到了很多这个案子，第一次去谈判就参与了，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当时凯雷尽管只有几个人，其实背后是世界一流的团队，我们坐下来那边是很少人，这边是凯雷所有的顾问团队，所有的技术的、法律的、财务的、环保的都在。我想这个案子很可惜没成，如果成的话，至少有一条，现在徐工的环境表现比现在好得多，因为这个企业多多少少都有不符合我们国家法律法规，环境表现不好。凯雷当时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整合方案，怎么提高环境的表现，达到可持续发展，这可能是凯雷没说的，背后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在前期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我们对它的土壤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我们知道有哪些环境的隐患，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置，我们财务的预算都有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环境安全，健康的净值调查，包括符合法律法规，符合国际上最佳的实践，土壤地下水如果污染了怎么去修复，还有对公众的一些调查。

同时整合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如果不看出来问题，后面谈不到整合，在收购整个计划中我们有非常详细的整合方案。这里面我想提一点，整合并购的时候，因为现在作为跨国公司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等等，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站出来讲，其实作为商务部，其实对媒体的反应，有兴趣跳出来，后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更多的人，可能网民对整个收购过程不是很清楚，我们企业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而且为什么出这个价格，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可能受这个影响应该很小。但是对我们的公司来说可能预先做一些公关或者公众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工具我想就不一一多讲了。

我想谈一个资产的交易，今天上午资产和股权，这里面有一个环境的成本，这个成本特别是对于资源性的，壳牌这样的企业，矿业企业，化工企业我们一定要考虑，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土地越来越少，周围的发展越来越快，所以整个规划、区化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的环境容量要充分的考虑。

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有几点想总结一下，一个，并购是全球化公司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必经之路。第二，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全球公司的收购中学到很多东西，这里面就是风险的识别跟管理，包括前期的，中期的和后期的，还有一个观点，实际上很多跨国公司进来并购中国企业，他们的环境表现现在远远好于原来的公司，而且对整个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我建议我们研究所在这方面可以更深入的做一点案例，这些跨国公司怎么在这方面帮助中国来可持续发展。

另外，我特别有感触，我们奥运会为什么这么成功，我非常同意有一个音乐家谈的一点，北京把北京作为世界了，把世界作为中国了。同样的，在并购的事件上，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是中国的世界，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和远见，谢谢大家！

吴岩：非常感谢王勇先生，下一位发言的是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的政府事务及业务发展总监黄菊辉先生，大家欢迎！

黄菊辉：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还有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组织今天的论坛，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尤其是中国经济民族主义还有保护主义声音日益高涨的今天，组织这么一次论坛非常有意义。我下面主要是就几方面发表一下我的看法，第一点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另外介绍一下目前比较热门的话题，包括粮食安全，定价权，外资垄断发表一下看法，最后针对粮食安全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我们是一家美国的公司，我们是一家农业合适品公司，07年，08年我们全球营业额大概是在1204亿美元，按照营业额排名的话，我们应该排在财富五百强前20位，但是我们是家族企业，并不参与排名，我们全球员工大概有16万，可能大家都奇怪，这么大的公司怎么都没听说过，我们是非常低调的，只不过最近一、两年被媒体拽在聚光灯下，每天大概都有二、三十方面报道嘉吉的，更多的是负面的，垄断全球粮食资产等等这些。我们在中国，我们大概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进入中国，当时中国缺粮，我们提供粮食给中国政府。

在中国进行投资是在2004年开始做大规模的投资，到今天新的投资，通过并购，通过合资，目前在国内有36家独资、合资企业，投资领域包括饲料的生产，化肥的生产，玉米的加工，大豆的加工，食品的配料等等这些。我们在农业和食品领域投资7亿美元，在中国的年销售大概在30亿美元，中国的员工是4500名。实际上我们是一家从最初的农业投入，从饲料到化肥，一直到贸易，到生产，到加工覆盖了整个食品产业链的企业，大家每天吃到的东西里面，不知不觉当中会有嘉吉产品，你喝的可乐里面的糖浆是我们给他的，你喝的汇源果汁的原汁是我们给他的，包括在北美所有麦当劳肯德基的，鸡蛋，油都是我们给他的。

下面我想谈一下粮食安全问题，尤其是今年以来随着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各国政府，老百姓以及媒体对通货膨胀，粮食安全的担心。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媒体出现大量关于外资垄断，围绕中国粮食安全的报道，中国政府也在陆续出台一些政策限制外资在农业，食品上投资，最近我听说国家粮食局通知各地粮食局停止向外资发放购置粮食的许可证，对外资的限制越来越多。把外资参与和粮食安全问题联系起来，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在全球很多地方实际上都存在很多类似的情况，包括在美国，欧盟内部，也有很多生产商，利益集团，他们也对外资进行限制，导致贸易扭曲，高补贴这些东西，这些政策极大的损害了终端消费者的利益。国家这么保护是培养一个更弱的，而不是更强的产业，它不是提高粮食安全，最后是降低粮食安全。

到底是什么粮食安全呢？联合国粮油组织的定义，在任何时候买得到和买得起，符合饮食需求和食品偏好的，为积极健康生活所需的充足、健康、安全的食物。从这个定义里面可以听出来，没有说自给自足率是多少才叫安全，外资多少，内资多少才叫安全，这个定义是没有提到的，这些跟粮食安全毫无关系。实际上从中国人自己的历史里面也能看到，在中国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那个时候不进口粮食，我们也很少有外资，都是国有控制的，那时候安全吗？在座很多人都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布要布票，都要票，没有票有钱也买不到，是不完全的。今天呢，我们大量的进口，我们也有很多的外资，我们的超市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得到，是安全的，并不是不安全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国内的一些极少数的国有企业，大概有一到两家国有企业，还有少数的行业协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去游说政府，发表一些文章，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我是最后一家国有企业了，如果我倒了就完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政府给他补贴。还有一家国有粮食企业希望回到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是唯一一家做粮食购销的，你的粮食必须卖给我来做，假如政府真的同意这么做会安全吗，这么是行不通的，以前我们做过，导致的结果是农民卖粮难，打白条卖不出去，是不行的，从长远来看，会危害中国的粮食安全。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大豆产业，大豆贸易合家共产业是我们国家开放最早，也是开放度最高的农业行业，在入世之初就取消了配额，07，08年进口大豆达到了3500万吨，国产才1500万吨，大大超过了国产的大都产量。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两年媒体，学界有很大的声音，认为中国政府入世的时候，农产品过度的让步，导致大豆产业沦陷，进而引申中国入世是错误的，中国引进外资是错误的，对于这种思潮我们也是非常担心的。就入世来讲，开放大豆产业绝对是正确的，首先来讲，中国的经济数据，入世以后经济发展数据，进出口贸易很好，中国是世贸组织最大的受惠国，而不是受害国，大豆产业这么开放，在短短的几年内建立起了一流的大豆加工业，带动了下游的饲料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中国开放大豆产业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我说三点，第一点中国的耕地面积是多少呢？非常接近18亿亩，中国要满足粮食安全需要多少呢？专家评估说需要23亿亩，我们差了5亿亩，问题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土地，所有的粮食都是自己生产是最好的，但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土地，这是现实情况，那就是没有植物油可吃，没有粮食可吃。比较没有粮食可吃好，还是进口好，显然是进口好，在有限耕地的时候，有限的东西战略的角度来讲，首先要保护口粮作物，水稻、玉米、小麦，显然它的战略意义远远高于大豆，先保护这几个产品的自给自足，这是非常明确的。

第二点比较亩产来讲，中国小麦平均亩产在世界前列，我们玉米产量是在中游，我们大豆的产量呢，非常低，我们种植一些我们擅长的作物，亩产比较高的作物会更好的保护粮食安全。第三，假如中国不进口大都，就必须进口玉米，如果进口玉米，美国是唯一的卖家，那就更不安全了，大豆除了美国以外，还有阿根廷，还有巴西。

第三个方面，谈谈定价权的问题，上午也谈到了说中国已经丧失定价权了，实际上农产品的定价是很透明的定价机制，每天买家和卖家都是参照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这个定价是怎么出来的，是千千万万的参与者买和卖才构成这个价格，不是谁垄断这个价格，大豆这个产品每天的交易量有多少呢，一百亿美元，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垄断，可以控制价格的，不可能有这个实力。实际上中国的企业参与期货买卖的过程当中就参与了定价，说中国企业没有定价权，纯粹是危言耸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豆贸易采购量都是中国做的，说中国的企业没有定价权纯粹是危言耸听。

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讲，适度的集中，有一些大的企业在里面运作，还有小的企业，这样才能保证这个行业的高效率，研发的投入，行业的发展，如果行业太分散了，这个行业是不健康的行业。有几家企业在运作并不意味着这个企业就缺少竞争力，是竞争关系，不是一个整体。

两年前很多媒体就在报道，当时粮食价格比较低，说ABCD公司这么行销大豆，导致中国东北农民卖豆难，影响生计，今年年初又有媒体说，操纵大豆价格，导致国有的大豆压榨企业没法生存，都有这种说法。

第三点我谈一下垄断粮食产业，这种提法在国内流传甚广，将本国以外的企业归为一类谈垄断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发展都是单个的企业或者是利益集团，这么谈垄断是不对的。假如任何一个规则，把本国以外的企业都归为一体，根据市场份额是多少来谈垄断的话，我们的贸易伙伴，美国，欧盟也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我们麻烦了，我们的服装，鞋帽，五金小商品，我们的玩具占到80％甚至更高的份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既然不想让别人用这个眼光看我们，我们也不要用这个眼光看别人。外资在中国投资农业加工业，不仅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来了资金，同时完成了产业发展，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整个产业链，通过大豆产业开放，培养了国内的企业，包括农产品里面，大豆是最活跃的，其他的农产品都没有那么活跃，就是因为大豆产业开放。我们现在发展到今天，国有企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下一步他们必然开始他们的事业，要走向国外，在国外投资。我们中粮最近也收购了美国的一个企业，中国企业走向国外也是必然的，我们希望在国外希望受到平等待遇的话，必须也要在中国国内给外资收购提供一个平等的待遇。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商务部07年统计，外商投资农业的占总投资的不到3％，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下降，这种趋势与中国缩小城乡差别，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大的目标是不吻合的，要建立新农村，必须要投资，而且发展粮食贸易企业，加工企业，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担心把粮食放在外国公司手上不安全，某种意义上来讲，外资公司出于对声誉的考虑，更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他们对法律法规更加谨慎，更加严格。

贸易保护主义这并不是中国才有，很多的案例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保护主义的身影，保护主义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海油收购尤尼科过去了以后，我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对外资过头了，是不是应该进行保护，这不是一个好的例子。王岐山讲的很好，他说保护主义每个国家都有，保护主义的初衷也是好的，希望保护本国产业的利益，但是保护的结果呢？往往事与愿违，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说，在唐代的时候，中国是最开放，最发展的时代，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那个时候我们是很开放的，与波斯，中亚都有很多的贸易，甚至皇宫里还有中亚人在做官，开放的时代。强大以后我们开始保护，关起门来，一关就关了上千年，关的结果是我们落后了，这种闭关锁国，对一个国家来讲是没有好处的。目前外资面临的困境常常让我们联想起改革开放的周期，关于姓资姓社的言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就提出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至理名言。当时是姓资姓社，现在是姓内姓外的论说，导致了一些不合理政策的出台。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几年中国建了大量的粮库，建起来以后国有体制的局限，政府背了很大的包袱，补贴很多的钱，政府又把这些粮库放到市场上，导致很多企业倒闭了，职工下岗了，有很多外资企业愿意收购这个粮库来运作，当地粮食局包括职工都非常欢迎你来做，但是政策说你不能做，这是国有的不能卖掉，不能卖给外企，完全没有道理。王教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做案例分析，我们现在正在收购一个大豆加工企业，想请王教授去参观一下，收购大豆加工业到底是好还是坏，除了采访双方企业以外，还应该采访上游的企业，下游的客户，包括饲料企业，饲养企业，农户，当地的社区，职工，到底这个企业对当地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重温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些非常朴素的真理，下面说到两点建议，第一点，贸易投资政策，对粮食安全，一方面提高自给自足率，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要合理利用国际市场，只有做到这两方面才能保证市场。国内粮食流通体制十多年前一直都是垄断的，在这之后才开始逐步的对外开放，垄断的时候卖粮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国外有很多卖粮的方法，可以选比较好的点卖掉粮食，得到比较好的收益。第二方面，假如说一个大的加工厂一天是五千吨，我们可能有几十个，上百个贸易商来供货，你在管理上，质量控制上就非常困难，如果能跟几个大的粮食贸易商来做的话，能够有效的降低成本。你把大米运到广州的价格比从美国运回来还贵，导致中国临时没有竞争力。

第二点，中国应该考虑用先进的技术来提高产量，这一点是非常有潜力的，谢谢，我就说这些，我是湖南人了，湖南人可能说得激进一点，说得不对的请大家谅解！

吴岩：下面请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首席战略官陈卫东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陈卫东：谢谢王教授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刚刚收购挪威的一个公司，24亿美元，是石油行业非资源类的最大的并购，也是我们对挪威，对欧洲最大的100％的并购。说这个案例之前我想先把我们的公司先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油田服务行业，这个行业在国内几乎不太有人了解，因为国内把石油大的包在一起了，石油工业就是一大块，石油工业好象是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就完了，其实作为石油还是有很多细分的，我想后面再来讲这个话题，关于中国石油行业，国外石油工业的比较，我们有些应该做的地方。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在A股和H股上市的油田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诞生是起源于1992年中海油当时定今后发展战略的时候形成一个三分离的发展战略，油公司走国际油公司的路子，服务公司走服务的路子，社会服务逐步分离，走向社会，一步步走出来，中海油是第一个到国外去上市，油服在2002年去上市，都是由于这么一个战略形成，指导着走的。

为什么中海油能走这么一个战略，开放海上石油，建立中海油的目的就是为了跟境外合作，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有立法以后成立的国家公司，还有专门授权的，就是在海上对外合作勘探开发石油的企业，一开始就知道什么是油公司，什么是服务公司，什么是其他行业，什么是项目管理，有这个学习优势显现出来。我们这个行业等于是形象一点说，我们跟油公司的关系有点像开发商跟建筑商的关系，油公司是开发商，买土地，投资，设计房子，我们建筑商，给他建房子，然后卖得出卖不出是他的事，我只管建了就收钱。像我们这个公司，所有的，基本上对石油公司需要的钻井，船舶，服务手段型的技术都在我们手里。地下的资源，那个区块是油公司的，他们要在哪儿勘探就去做，他们要在哪儿打井我们就去哪儿打井，在国内的石油还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国际上是这个概念，把这个公司包装起来以后，我们到国际市场去上市了，到现在运作得不错，过去的六年，我们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是45％，我们上市的时候那一年，从包装上市的时候，七家公司合在一起总的营业额大概不到30亿人民币，是28亿多人民币，我们今年的营业额会超过120亿，我们当年的利润大概3亿元，今年我们的利润要超80亿，七倍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和我们国际公司比，我们并不算是最突出的，我们仅仅比我们这个行业前十名的平均增长高一个百分点，尽管我们这六年增加了七倍的利润，增加了四倍的收入，但是在全球服务行业里面，我们还是非常小的。今年总的规模是2500亿美元，我们才18亿美元，而世界头号去年的营业额就是240亿美元，我们觉得光靠有机增长，我们还差得很远，还差得太多。刚才大家都讲到了，我们也研究了很多，其实这个行业，任何企业走到这个程度你要想做大做强，做强做大，又好又快都需要走并购这条路，不走并购这条路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经过很多年的研究，终于迈出这一步，其实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成功了，其实成功之前失败过很多次。如果说最大的失败就是并购尤尼科，这是中海油集团的，后来我们还并购过印度尼西亚一个小的钻井企业，还去买俄罗斯的一个企业，都没有做成，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路要坚持走下来。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这个项目买的是挪威的海上钻井公司，成立在2005年，这个公司成立也是买了其他三家正在建的船，买的钻井船的船花，正在订购他就买下来，组成。而这家公司，建这个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销售，它的背景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企业，这个家族企业主要业务是做油轮，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油轮公司，有80多条油轮，5月份下水了一条世界最大的油轮。而这个公司通过投机建船这些东西来做的企业，这里我还是把背景介绍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大家太不熟悉了。整个海洋石油工业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出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真正起动就是在70年代末，墨西哥湾的石油，北海的石油都是在70年代做的勘探，一旦下海就要建钻井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建了三百多条钻井船，而到现在为止一共在海上运作的钻井船就是不到六百条，那一期就建了三分之二，至少是五分之三。90年代的中期建了一个小高潮，大概有几十条，第三期是这个时间，01年到05年，建了150艘，主要是以深海为主，这150条船当中，挪威公司建了七、八十条，这些挪威公司大多数不是原来这个行当的人，都是风险投资，他看好这个机会，筹了钱，把船台占了，钢材占了，后面进来的就贵了。原来两轮造平台的机会都是钻井公司和油平台自己造的，这一轮挪威公司造的，很有冒险精神，特别是对于海上工程很有远见，这一次他赌着了。一共有十几家挪威风险投资在建这七、八十条船，现在大部分都已经逐步逐步被买掉了，建这家公司的老板，这个家族是期望两年前，一年多前就被美国公司买掉了，结果美国公司一直没有动作，他也去推销，因为他要投资风险，在手里呆的时间越长，投的钱越多，回报就越低，还要自己去运作，为什么美国公司没有去买他，因为他觉得我不服这口气，原来造船都是我们行业的人造，你现在投机来造，搅乱这个市场，我就不买你的。

去年6月份我第一次去那个公司，跟那些董事长说，我们准备买，他还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察觉还有这家公司，也不太相信我们会不会买他，因为我们买这个，一个是刚才讲到了，要有发展速度，另外要有资源，另外要有人，还要有市场，北海市场是行业里面最高端的市场，风险很大，气侯很恶劣，我们经过几轮谈判，开始认真起来，开始我们还请了PE，凯雷还参加过一阵子，竞标的时候，五家PE参加，最后选了两家，有了PE他们觉得是真的了，咱们就谈吧。我一直在前面跟着谈判，我觉得体会有两个很难的东西，一个是对挪威人谈判很难，一个是中国国内走程序很难，跟外面谈判难，很大的要点就是你讲清楚国内的审批是什么，很难讲清楚。我们的政府部门还不让把他们的名字列进来，我们没有审批，其实这个审批在那儿，所以我们很难去讲。今天上午中联重科讲的，我跟他的体会很一样，就是因为国内的审批程序我们多花了很多钱，跟任何并购都没有的，多少个月你办不完这个事我就罚你的钱，我们最后谈下来，他们认为已经足够长了，10月3号如果钱不能打到股东帐号头上，每天罚息8％，而且我们最没把握的就是政府审批，整个过程当中，政府已经尽可能的开绿灯，我们还是卡到了最后最后的点，我们正好能够在9月29号把款付完，还差三天，没有罚款，这动用了多少力量。证监会最后一个批准是9月18号，我拿到证监会的批准才能去贷款的银行把钱拿出来，还要去市场上换成挪威克拉，把挪威克拉交过去，这是一个小币种，每天的交易很小，还不能把价格炒高了。

深刻的体会，第一我们确实有了这种实力可以去做并购了，也有这个需求去做了，但是我们内内外外很多东西并不配套，并不完全市场化，很多我们的要求，证监会的要求和国际上的要求是不一致的，A股的市场在披露上也带来了很多难题。因为它是在挪威的上市公司，我们又是香港上市公司，又是A股上市公司，披露上非常困难，另外两个市场任何时间可以申请停牌披露，A股市场不行，只有当天晚上要求停牌可以，要求披露可以，要是白天想披露，任何时间都要停牌，讲不进去，要等到晚上停牌停一天，晚上才能挂上，去做披露，这一点把我们折腾的够呛。还有就是评估，各种各样的东西，并不完全的合理，还有我们的会计准则，所以最难的是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体会，我们对外国的认识也许有偏差，尤尼科案子之后，报纸上很多报道，又是奥运期间的火炬传递，人家抢我们的火炬，挪威又有一个，我们去大使馆告诉我们说，挪威是人权，藏独第二大本营，诺贝尔和平奖是在挪威颁发的，你们一定要慎重，所以我们对我们的领导也是，把非经济因素考虑的非常非常多，花了很多资源去解决非经济因素的问题。我们7月7号发VGO，发这个之前拜访中国驻挪威大使给他报告，他还很慎重的写了一封信，商务部在那儿有商务参赞，我每次去都找他，他很支持，商务部还是比较开放一点，做了很多工作，这次酒会我们也是请他一起筹办，奥运期间最好不要出事。这个事情已经做到那个程度了，不做也不行，要尽量少惹麻烦，8月15号已经收完了，收了98.66％了，他说你们什么也不要说，就走就行了。我们感觉很不是味道，做了这么大一个，中国和挪威总的贸易额才38亿美元，我这一个就24亿，我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好象小偷似的，好象不对头，我们还是想冒点风险，还是很有选择性找了两个媒体，上飞机之前给他们做了说法，接受了采访，我们就走了。这次我们收完了又去拜访那个大使了，他说没想到没有任何的风险，在这之前我们也评估过，问过，接触各种政客，为了这个事专门请了挪威执政党他们叫油组召集人，相当于执政党石油团组的主席当我们的政府公关，他说没事，在发报以前我们拜访了工商贸易局长，过后我们去了首相府，又去拜访他们的能源部长，他们都非常欢迎。原来我们对非经济因素的认识，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紧箍咒，也许这比较特别，原来我们准备的东西，就像大使说的没有想到这么顺利，我们这个事情中间还泄露了三回，报道了三回，最高的泄露是华尔街日报上把我们的项目说了一下，都很安静。只有一个人叫人权委员会，挪威总部的一个负责人不疼不痒的讲了一个，中国的人权纪录不好，你们把企业卖给这么一个人权纪录不好的国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的回应，我们并购完了以后，员工和企业都觉得很开心。

通过这个，刚刚我们说交易了，就掉下来了，现在要把那几条船建完还要投钱，他现在就觉得筹资很难了，我们想如果我们真的玩几个月，政府也批不了了，我们政府很容易受这种，这个股市不好，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个企业行不行。还有一条股东同意我们这个，我们到证监会去，他们非得让我们讲清楚你是多少倍，是不是买贵了，他说你要为股东负责，要为股东把关，股东都百分之百批了我才找你的呀，第二感觉，我们对外面的认识是有反差的，而且通过很多力量才把内部对外面认识的这种差距纠正过来，在处理上处理的比较正确，比较困难的第二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认识差别问题。我们的交易才算完结，但是交易并不等于并购成功了，后面的整合还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目标，这个案子从我们选定目标，到完成经历了一年半。

他认为有比较少的非经济因素风险，他建这个企业就是为了卖，第二这个企业比较年轻，只有三年，员工比较少，比较容易整合，并不是今后的米一个并购都会这样，所以今后整合对我们来说，能够实现的价值还是最大的因素，能不能整合好，也跟国内外的因素有关系。整合有三个典型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风格，韩国买企业，他的整合很顺其自然，最多派一个CFO，基本上维持原来系统。印度买一个企业可以搁两、三年，再慢慢拿过来，但是会越来越雇佣印度的劳动力，因为印度人多。南美的整合一拿下来就把自己的链放进去，国企天生有一个压力，非常想很快把别人整合变成自己的，审计也好，内部规则也好，我还不见得走得过去，这是我们的一个难处，我们买人家的机制，买人家的人员，人家那套系统，我们是有很大差异的。作为一个子公司，他们的员工，总经理可能比我们总部的总经理薪酬不知道高多少，怎么来完成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挺大的挑战，成不成功整合很重要。

我们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一开始我们想和PE一起走，因为这个案子很大，二十多亿美元，我们不希望债务太重，找两个PE，五分之三我们自己出，五分之二由PE出，一直谈，费了很大的劲，这两个PE都是国际很有名气的，一个是行业的，一个是全球很有名气的公司，我们跟PE的商业原则是比较早就达成了，怎么投入，怎么计算回报，怎么退出都已经达成了，都是在我要跟对方签VGO，马上要披露，就是那天晚上还在大家想把最后双方法律文本谈下来，我们跟PE就是谈不下来，最后走掉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我主要是对外，对PE谈判的人，在前线的人，PE的谈判花了我70％的精力，还是没谈成。做完以后发现我们还有很多要补救的地方，我们要整合，为什么要找行业的PE，没谈成，PE给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把自己保护的太周圆，太周圆了，什么风险都不肯担，都是你担，而且那个回报我们要定了，所以最后我们没谈成的痛苦的经历，彻夜彻夜的，而且我感到是我做这个项目的失败的地方，坚持PE进来是我坚持的，最后是我没把它谈下来。我们在国内有些媒体说PE这个，说PE那个，有时候确实感觉到很气愤，很欺负人，他有他的经验，我们没有经验，谈起来总是觉得达不到满足，确实有这个体会。中国的企业到外面去并购，外面还是比较欢迎的，尤其是欧洲这种地方，对我们还是需要的，这种资产、技术、市场还是要做的，但是要做起来还是相当相当的困难，而且花了太多的精力是我们内部层级太多，要涉及的部门太多。而我们现在尽管一百多亿收入了，二、三十亿的利润已经算是不小的企业了，但是在你们部门里面我们是没有的，我们要给部委行文都需要通过总公司，尽管我们是一个上市公司，国资委也好，商务部也好，任何部门也好，只承认我们集团那一级，不承认我们这一级，什么东西做好了拿给总公司部门那里，他盖了章寄出去，我们跟任何部门谈是我们去谈，一定要把总公司部门的人拽上，否则部里说我们不尊重他。二级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怎么来弄这个关系，自然它就降低了效率，所以我想讲体会的时候就讲这么多。

我多说两句关于中国石油工业的，到底什么样的东西他不太过问，这个现象不仅仅是石油行业，所有中国大的垄断行业都有同样的情况，中国石油工业的建立拷贝的是苏联的模式，纯粹计划经济的模式。传统的石油工业模式是什么呢，是以一个油田的利益为边界，以这个油田的产量为中心，所有跟这个石油产量相关的东西，都是归石油管理局，社会也罢，服务业罢，都归在这里。改革开放中国的石油工业做了好几次改革，但是改革始终都是这种模式没有变，我把它叫做分封的结构，中石油长江以北，中石化长江以南，中海油还是分封的，上游没有任何竞争，你拿那个区块拿不到，进去也没用，下游有一点，这个不说了。国际的石油行业是什么样呢，它是千层饼状的，油公司是油公司，制造行业是制造行业，服务公司是服务公司，各种各样的代理是各种各样的代理，油公司和服务公司是没有股权关系的，只有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同一层当中油公司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制造行业也是有竞争有合作的，服务公司也是有竞争有合作的，是分层的，是全球哪个地方都能挪去的，中国像一个大的圆柱，切了三刀，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大家记得中石油上市创造了一个词，存续企业，包括了服务，社会资源，所有的都在那儿，除了油公司以外，这个存续浪费了我们很多年的时间，也给我们企业的不稳定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毛病。在国际上，要是说上市了，衡量这个公司的价值，服务公司的PE一直比油公司高，我们这一块儿资产放到存续里面去，作为社会服务的低效资源没办法整合起来，我老是说这个事情像倒洗脚水把小孩儿一起倒掉了，我们没看到这一块儿东西。

现在在我们垄断行业，中空服走出了一条比较好的路子。他组建前他的老总跟我们谈了好几次，我们是上市的服务公司，但是只局限在海上这一块儿，这么多年我们想到陆地上服务基本没门，中国陆上的服务是很强很强的，中空服组合起来上市了以后，不仅给中移动服务，还给中连通服务，还给中电信服务，他把这一块儿整合了。你看中国的核能，中国的铁路，中国的电力都没有整合，还是这样，不是分工的，是分封的，从亚当斯密就讲分工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我们的改革如果不走出分工来是不行的。中国的油田服务有多大的规模，同世界上比我给几个数字，油田服务这个行业的好坏，起伏主要是从一个数，钻井机的数量，这个主要指标是衡量这个油田有多大的规模。全世界除了中国和俄罗斯，现在的钻机数目大概是3600台，北美大概有两千台，中国现在有多少呢？中国就有1300台，俄罗斯大概有800台，全世界加起来就3600＋1300，俄罗斯的800台只有60％能用，40％是破旧不堪，不能用了，中国的油田服务是非常有实力的，如果按照分工的方式重组一下，中国重组成三、四家这样的公司，很快就有大公司，但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这一块儿资源，如果真把中国的服务公司组成几家去上市，很快就可以超过中石油，中海油，因为他们的PE高，服务公司，技术在服务公司手里，资产是很现实的，很清楚的，所以人家比较容易评出很高的PE，说我们现在还没看到这一块儿，而且垄断行业的。

我在海油已经二十多年了，中海油服上市重组我就在里面，一直在里面，我每年有两次世界周游的机会，跟分析师们讲我们的收入怎么样，年报如何，比较熟悉这个行业，我想顺便多讲一点，有商务部的一些领导知道一下，目前的石油行业和我们垄断行业的改革，我想下一步的方向应该从分封走向分工，不要继续再走分封的这条路。我们过去多年垄断行业走的都是分封的路子，而不是按照行业理念，行业规律，应该是分工才能做好，中空服做了一个开头，我希望别的行业服务这一块儿领域也能跟上，这可能是下文了，像我们在二级企业里更不能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历来都是政府推动的，我一直想把我们的想法跟政府有关部门讲讲，能不能真的把中国的优势资源，中国在油田服务领域是比较有优势的，总的来说，油田服务是资本密集和人力密集的行业，这两条中国是比较强的，尤其是人力资源，中国每年大学研究生出来的石油相关行业的有两万多名，美国不到一千人，欧洲几百人，没有人在这个行当。而我们不去把握好这个时间，别人就会把握，跟我们一样买另外一家挪威钻井公司是印度的一个公司，他就走到这个行业上去了，我介绍完了，谢谢！

吴岩：非常感谢，陈总结合中国企业到国外开展跨国并购，他的苦与乐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下面请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公使衔经济参赞Mr.Robert luke发言！

Mr.Robert luke：首先我应该感谢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请我参加这次座谈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和诸位交换意见。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受邀来此做演讲，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尤其是美国，外国投资者那儿听说的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一些观点。同时我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关于外商投资方面的政策，其中包括由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他们对于外商投资，特别是国家安全审查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最后我还是会介绍一下美国跟中国之间已经建立的双边投资互动的关系，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关系推到新高。

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一直以来作为吸引投资的最大目的国，据我所知，07年的时候，我们的外商投资增长了17％，虽然说中国显示出外商投资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但是同时跟美国的外商投资政策不一样，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现在的导向是欢迎一部分，一些种类的投资，哪些种类中国认为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有帮助的这些投资，而不是整体上所有的投资都欢迎。诸如外商投资内部的省市是被欢迎的，同时在高科技制造领域也是被欢迎的，相比较而言，纯粹的资本投资相对受限制，在一些金融领域的投资也还是非常受限制，另外就是在建立组装线这方面，也是遇到了越来越多更加严格的管控。刚才几位谈到的，最近几年中国对一些行业，比如粮食、谷物这方面希望由国家来控制，这些方面可能不是特别鼓励外商投资。同时这些现象的出现对外商投资的商业群体造成了一定的疑虑，对中国的投资可能有一些质疑，我先谈一下目前在国外投资群体当中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质疑，然后我会迅速的讲一下美国在外资审查方面的实践。

我们听说中国的外资审查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重叠式的外商投资准入的审查，其中之一就是由商务部来执行的外资并购审查，外商并购审查有三个反托拉斯审查的过程，首先由商务部进行，然后由发改委进行审核，最后由工商总局进行参与。投资方面的准入过程是由商务部，发改委，还有其他的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同时进行审核的过程。商业许可这方面的过程是由工商总局来进行授予的，某些大数额的交易是由国务院参与并且给予一些意见。现在建立了一个新的安全审查委员会，是由发改委，商务部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部委同时合作进行审查的机制。对于外商投资者来说，尽管这些审批是直接由商务部主管的，很明显其他的部委也会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角色。基于这些部委跟投资者之间没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也没有接触的机会，当一个交易在审批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投资者通常是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解释这些疑虑或者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个这方面的质疑跟疑虑就是透明度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非常杰出的中国员工给他们解释我们的政府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神秘，不清楚怎么运作，用我们的语言来讲，这是黑箱，整个过程是非常不透明的，也不清楚究竟始末是怎么样的。这些不透明性体现在他们并不知道外商准入的批准和流程是根据怎样的标准来进行的，这些通常也没有向公众去解释，这些方面不做说明很不明确。现在我也不想过多的强调这个过程当中负面的，不好的一面，我也相信大多数的投资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被拒绝的这些案例，没有通过审核的案例毕竟还是非常少数的。尽管如此，这些不确定性，复杂性，缺少透明度，我刚刚谈到的这些确实是对于一些潜在的投资者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些公司在投资之前基本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提前能够判断出来是不是这个案子能够被通过，如果被通过的话，这个过程要有多长的时间，这种现象也造成了很多商业风险，所以也就降低了整个交易量的数目。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一些政策指导不断的出台，但是这些指导也使外商投资者感到很困惑。

现在我可能不去太多的讲细节，就提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在2006年9月份的时候，外资并购相关法规是由商务部和其他的一些部委共同出台的。这一项指导适用于如果并购交易涉及到中国主要的行业及还有涉及到著名的品牌，还有就是老字号，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等等这些方面的并购案例，是需要申请到商务部和其他部门通过这项审查。但是目前这些所谓的说法，包括国有知名品牌，还有老字号还没有清晰的解释，还没有定义出来。第二点，反垄断法现在已经实施了，但是现在还并不确定反托拉斯法的审查是不是能够完全符合商务部出台的关于外资并购的指导原则所有要求。

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我们也清楚，这个指导目录是旨在能够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来评判是不是这项投资会被欢迎。但是现在关于指导目录当中一些详细的细则，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在鼓励项目当中这些行业都是可以通过这些审查的呢？同时我们也听说，在限制类别的行业当中，这些投并购的项目肯定是会被阻止，肯定是不可以的。最新出台的指导目录在最新实施之前并没有经过任何的对外公布，采纳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缺失的。

这儿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这些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太明确。最近全国人大出台，正在探讨的一个国有资产法，现在国有资产法一些具体的内容还没有披露给公众采纳意见。从我们的感觉上，如果说需要我们的建议，我们相信中国是可以通过简化并且合理化整个投资审批制度，审批的系统来提升外商投资者的信心，并且能够使确定性更加加强。

现在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美国外商投资的政策，首先我想引用我们的总统在去年5月10号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他说到美国会坚定不移的支持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同时我们也会确保美国的投资者在海外能够受到平等的，公平的，非歧视性的对待。中美之间如果要做比较的话，美国政府的政策会提供对于所有行业投资，都会提供国民待遇，除非是一些非常具体限制投资的行业，其他行业我们都是以国民待遇来对待，这些被限制的领域主要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业。

下面我会介绍一些在座各位都会特别感兴趣，特别是陈总也会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美国的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在审核相关于国家安全这方面的。这个委员会他是一个非常有选择性的制度，在最近这些年，他仅仅审查了5－7％并购的案例，另外一点，这个委员会是非常务实的，它的初衷是旨在促进并购，化解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促使并购案能够顺利进行的机构，而不是阻止并购。在这里，委员会他的原则就是化解，化解是指例如说他会设立这样一些化解的方式，把风险化解掉，促使并购案的成立。

第三点，这个委员会是非常高效的，80％并购的交易会在30天之内就获得通过。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对国家安全的界定是比较窄的，这个委员会不去审核那些投资相关国家利益，经济安全，或者是产业政策方面，这些是委员会不进行审核的范围，同时这个委员会不会考虑到关于竞争方面的政策或者是竞争方面的影响，这也不是委员会负责的范围。相关于竞争这方面影响的部分是完全分离开来的。最后我想澄清一点，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只看并购方面的审查，绿地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是不接受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审查的。

王志乐：你说局限在国家的安全风险，这个安全风险有没有界定，什么是国家安全风险。

Mr.Robert luke：关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这个法是在1988年出台的，那个定义上表明了国家安全是指国防方面的生产和生产能力，第二点就是美国能够符合美国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需要的能力，还有抵御来自其他国家安全方面军事，影响国家安全美国尖端技术的转让，在2007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出台了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法案，这个法案里面明确规定了几条审查因素，但是这几条审查因素，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里面已经体现了，只不过把它法律固定化了。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要接受国家安全审查的，还有就是有国外政府控制背景的一些要接受国家安全审查。还有就是对于国有企业控制的投资有审查，这些国有企业限制于来自这样一些国家，比如有一些核扩散的危险，还有有恐怖主义国家来源的要进行审查，还有就是对于长期国家战略资源的一些并购。希望我的回答已经回答了王教授刚才提的问题，应该说我们国家也没有对国家安全这一块儿进行非常精确的概念，但是它有几条考虑的因素在里面。

王志乐：国有企业你刚才讲了恐怖主义、核扩散，中国算在什么行列？

Mr.Robert luke：中国不被列入核扩散国家和恐怖主义国家，这不是特别的针对中国提出对国有企业审查的，而且对于来自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审查，跟其他国家适用的审查法律是一样的，而且是基于个案的审查，并不是说所有来自于中国国企的并购都会被列入安全审查里面，国有企业这一块儿，我们也是需要更好的界定。还想补充一点，在刚才说的安全审查法案的实施当中，做了一个对实施之后，专门到中国进行了一次走访，听取意见，把这些意见汇总成为了附件，将来也会非常重视中国这方面的评论，会作为将来这些法案修改的依据。整个过程也是建立在一些双边贸易谈判基础上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晚一些时间再进行介绍。法律实施之后的走访和意见的听取也是专门有这样的机制，法律实施听取机制的。战略机制下面的我们叫做投资论坛，中方和美方涉及到投资政策的部委构成的，专门有一个这样的投资论坛，中美战略对话。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也都了解在中国或者美国只有一个方式，能够建立起政府之间非常官方的审批项目，能够影响整个投资环境，在美国或者是中国，我们也建议这些并购的公司，不管是国外的，还是本国的，需要在并购的过程中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关的知识，这些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包括比如说雇员，国会，当地的社区，相信在中国这是通用的准则，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已经开展了几轮，还有一些其他的论坛也都举办了，我们都明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对于双方的投资政策还有一些具体的投资方面的实施，是存在一些误解的。中美之间我们都是有共同的希望，能够强化我们双方之间的投资关系，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也设立了很多的项目来促成这个目标的实现。在整体框架之下，中美之间已经达成协定，在第四轮中美经济对话中能够开始一个双边投资条约，或者双边投资协定这样一个谈判。第一轮已经在几个星期之前举办，下一轮现在已经在被过程中。第二点，战略对话当中我们都达成了共识，需要设定一个部长级别的高层次的投资论坛，我们是希望能够邀请到各个部委的部长级别的官员共同来参与。也是在这样的战略论坛当中，中国也是给予外商投资和国家安全法，给美国的法律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另外我们希望能够开展一系列的座谈活动，介绍一下关于在美国投资的状况，同时我们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项目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对于一些非常关键的法案实施，比如说新的反垄断法这方面的实施。我本人非常希望通过这些机制，通过这些活动，能够促进我们之间互相的理解。

首先这种互相了解包括中国能更好的理解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这个概念，还有国家安全相关的概念，还有这个范围是什么样子。同时在中国这方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非常重要的就是简化审批的过程，并且使审批过程能够透明化。在双边投资协定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达成共识，实现双边的国民待遇。非常感谢这次能够给我这次发言的机会！

白津夫：有一个问题给黄先生的，你刚才讲的很好，最近全球有一些变化，WTO关于农产品谈判不同意见导致多哈回合破裂吧，不能说是完全失败，这次粮食危机，很多粮食出口国开始限制粮食出口。在此之前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力推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现在这两个大事对全球粮食贸易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从你们的角度怎么来评价，原来在中国国内关于粮食安全有两种激烈的观点，一个是自给自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能吃进口粮，还有一个观点，我本人也曾经吹嘘过，我们可以部分的进口外国的粮食，这是因为中国的比较劣势，我们没有耕地。出了这两件大事，我们也在想我们这种估计是不是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对粮食自由贸易上。

Mr.Robert luke，你刚才讲了投资的审批过程，一个外国企业进入到美国以后，比如说我们曾经看了报道，中国的联想，并购了IBM的PC部门，曾经IBM是承担了很多项目，美国国防部这些很重要的政府部门的供货，换了主人以后，换成联想公司以后，至少报道是这么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联想公司必须要退出给国防部供货的市场，这一点，仅仅是这一家公司的特例，还是美国通常的惯例，或者有没有法律要求。第二个我们所关心的，现在从事研发的公司越来越多，世界各国都对研发活动有各种各样的支持，鼓励，美国也有一些政府研发项目采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一些研究。前两天我美国来一个朋友我问他，如果个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话，前提是你必须是美国公民，外国人是不行的，如果是企业去申请，一个外国在美国投资的公司，他是不是和美国人在美国投资的公司享受同样的，可以得到美国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政策。

Mr.Robert luke：您刚才讲到联想这个案例，是通过他的安全审查法促进和帮助投资通过的一个较好的案例。联想这一次收购应该是很成功的，对收购者中国联想公司来说应该是收益很大的。但是这笔并购交易当中确实涉及到一个国家安全的考虑，很不幸，我得承认，这个安全考虑正好涉及我所在的部门，IBM他的一些系统支持外交部很多企业系统，特别安全，保密那一类的。所以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就想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让联想去掉那一块儿市场，涉及到安全的那一块儿市场，这不是针对中国企业的，如果是其他国家来的企业也是一样会这么做的。

第二个关于研发公司那一块儿，我不是特别清楚这个领域，根据我平常的认识来看，美国应该会实行国民待遇的政策，应该会是同样的对待，根据美国政府采购法他应该是实行国民待遇的，如果那个公司是在当地经营和注册的一个公司，是有国民待遇的，即使是在研发这个特别的领域也会适用这样的政策。我相信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话，也会涉及到这些审查，但是这一块儿我并不是特别熟。

白津夫：如果美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明令禁止采购外国笔记本，禁止用外国的电信设备，可以接受的国民待遇何在？

Mr.Robert luke：不是一般的，所有的系统，而是专门涉及安全，保密的系统，并不是一般的软件，所有的外资提供的，而是专门涉及到安全、保密的系统不能让外资进入。

白津夫：非保密的合同还可以从美国国防部拿到？

Mr.Robert luke：我相信应该是对政府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供货，联想还是照常的，只是在特定保密的领域是受到阻碍的。

黄菊辉：在这一轮价格回涨的时候，有一些国家，像越南限制了农产品出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了国际米价飞涨，这是非理性的，并不是因为米不够吃，只不过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损人不利己的，很多进口大米的国家买不到大米，导致社会上的问题，为什么说不利己呢？第一点，因为你限制出口，人为压低国内的米价，农民没有得到利益，这是第一。第二点，农民没有机会接收到价格的信号，假如这个米原来能卖十块钱，现在只能卖两块，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投入，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不能保证粮食安全。

白津夫：会不会出现卖一斤大米就把原来卖三斤大米的钱都挣回来了呢？

黄菊辉：他可能不卖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措施，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不公平的。在粮食市场涨价，植物油，国内自给自足的小麦，水稻没涨，保持比较稳定，看你怎么看，我们国内是因为我们采取了出口限制的措施，人为的压低了价格，如果允许出口的话，价格就会上去。在短期之内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可以理解，但是长期下去是非常不好的措施，第一点它是非常不公平的措施，相当于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补贴高收入群体，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另外，我并不是反对自给自足，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自给自足，什么东西自己都有，都足够，最好的，不求人，粮食最安全的情况，问题是现实状况达不到，目前我们就是18亿亩的土地，专家预测起码要23亿亩土地，没有那么多地，这18亿亩地怎么用它，显然要所定在战略性作物方面，保证水稻，小麦，玉米，这是口粮，每天要吃的，一天不吃油没关系，但是要吃米，这是我们的现实情况，不能脱离了现实情况来谈自给自足。

白津夫：经济学角度来看，即使能够自给自足，自给自足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黄菊辉：第三个观点，我们尽力发挥我们自己的潜力，在国际上增加投入，提高产量，另外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靠近国际市场，通过多边，WTO的机制，双边的贸易协定来保持我们国内粮食稳定供应，保证粮食安全。

白津夫：原来粮食拼命增产，粮食出口国就减产，整个粮食生产效率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国际社会做出的反应是原来所有的自由贸易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口方，关税不能随便抬，很少涉及到对每一个国家出口，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把WTO规则延伸到出口，遇到粮食涨价的时候，不能够轻易的采取在出口采取贸易经济措施，以前WTO规则这一块儿是空白，没有人管这个事，为了维持全球资源贸易，鼓励没有优势的国家进口粮食，有没有可能WTO规则延伸到出口，如何采取措施要有一些条件加以限制。

黄菊辉：从保证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讲，出口需要我们的市场，再进口国需要有稳定的粮食来源，这个角度来讲，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将来有可能多边和双边谈判当中会把出口纳入谈判的范围之内。

吴岩：下面请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杨益局长对这次会议做一次小结，大家欢迎！

杨益：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开了一天会都很辛苦了，应该说今天我们召开这个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的座谈会，围绕着开展跨国并购的几种情况，还有如何来客观分析、评价全球化时代跨国并购和产业安全的发展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效果是很好的，会议上的发言就结束了，在这儿我代表主办方做一个简要的总结，一个是把会议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我们这次座谈会召开了一天，来自20多家企业，有跨国企业，还有相关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来参加会议，而且我们这次参加会议的层次还是很高的，积极参与跨国并购的中外资企业的高管，还邀请了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中宣部，中央党校，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这些资深专家和学者，还有领导参加这个会议。总有16名代表发言，我想我虽然没有参加全过程，听下午几位来宾的发言，我感到围绕着座谈会的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介绍了跨国公司在跨国并购当中主要的做法和经验，介绍了跨国并购对产业或者企业发展关系主要的观点。另外当前跨国并购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审批、管理、监管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对今后中国政府在加强、改善外资并购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总体来说，这次会议气氛还是很热烈的，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在座谈当中发表的意见，谈到的情况都很好，对于我们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乃至于商务部对于跨国公司相关的工作都很有工作，很有启发，达到了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预期的目的。

第二方面，我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召开这次座谈会的背景和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座谈会开始的时候，王教授都做了一些介绍，我再重复一下。今天座谈会讨论的议题就是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是今年以来商务部重点研究的内容，也是当前社会热点讨论，议论的焦点，当前并购是跨国投资的主要形式，也是我们提高开放水平工作的着力点，要进一步开放，扩大开放，去年党的十七大有新的共识，十七大也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水平，开放的领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产业安全也是一个考量的因素。产业安全在国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理解，在中国这些年讲的还是比较多的，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国家经济安全在产业领域具体的体现，十七大报告这个观点是很明确的，提高开放水平，同时建立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按照十七大的要求，我们商务部也在深入的研究这些做法，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的结合起来，既要贯彻中央进一步扩大开放，同时又要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防范国际经济新的风险。从这些出发，为了全面的了解，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跨国并购的基本情况，客观的评估跨国并购对我国的产业发展，产业安全的影响，客观的提出来发展和规范，并购方面的政策建议，商务部领导批准，产业调查局，今年以来开展了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评估课题研究，作为商务部08年的部级课题，所以在这项工作当中，我们委托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王教授领军的团队来进行研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部领导也很重视，做了批示，提了几点要求，要求我们工作要扎实，要深入，要客观，课题组今年以来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不能人云亦云，要客观的，全面的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要到有跨国并购这些行为的企业去实际调研，不仅要听取中方被并购企业的情况，同时也要听取跨国公司在中国并购的一些情况的介绍，这样才能全面的，客观的分析。我们课题组，王教授的带领下已经走访了二十多家企业，在上海也召开了外资企业跨国公司代表，高管座谈会，广泛的听取大家的意见，今天我们是在北京召开这个座谈会，请在华跨国公司高管来对这个问题，对这个课题发表看法，提出建议。通过这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全面、客观的分析，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商务部比较重视这个课题。

另外一方面，跨国并购和中国产业安全或者是经济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这几年，我们也了解到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飞速的发展，涉及到钢铁、机械制造、零售业、汽车、电子等多个行业，特别是前几年徐工，苏泊尔等并购案例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和强烈的反响，具体的我就不说了。最近发生的，正在进行的汇源果汁，可口可乐要并购汇源果汁的案例，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商务部网站上每天有几千条的回贴，绝大部分都是在指责，跨国并购对我国产业安全和发展的影响，应该说是当前社会各界有很大的分歧，有不同的看法。正面的认为跨国并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有利于中国企业改进技术水平，长远来说是有利于产业安全和产业发展的。但是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跨国并购会带来行业垄断，削弱中国本土品牌的竞争力，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受到抑制等等这些问题。而且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这方面的议论和意见，反应还比较强烈，引导这些社会舆论还有公众的一些情绪，这也是民族情绪的一种体现。

我们从这些角度出发，也认为要对这个问题，跨国并购和产业安全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要全面的、客观的分析，评估，客观的数据，事实进行很深入的分析，能够说服人，社会各界的观点和结论来引导，说服社会负面的影响。正是在这两个背景下开的这次座谈会，目的也是要全面的听取各方面的评价和反应。

第三，我们下一轮的工作打算跟大家介绍一下，前面我也说到了，前一段时间为了保证课题研究的客观公正性，调查局和研究所组织了联合调研组到了沈阳、大连、长沙、上海、厦门、哈尔滨八、九个城市进行了调研，实际走访了20多家重点企业，其中包括宝钢、大众、中联重工、厦工等企业，通过召开好几次座谈会，中方的，政府官员的，国有资产管理的，还有跨国公司代表，通过和中外企业高管人员进行座谈、走访和交流搜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的资料，积累了很多数据，对我们做好进一步的研究帮助很大。从前一段时间调研的情况来看，我感觉从总体上，企业对跨国并购主要反应有两方面，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跨国并购是一个趋势，主动参与跨国竞争，与国际资本面对面竞争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不管是哪方面的企业，国内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应该说大家谈到的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是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如果说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实际上就是要怎么样来利用好跨国并购，企业抓住这个机遇。而且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们国家的市场条件，政策法律的不断完善，两方面，一方面是跨国公司开始更多的以并购国内企业的方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刚才谈到不管是当前我们在外资并购审查这方面还存在多少的不规范，但是应该说中国市场是越来越开放了，中国政府的管理，包括对外资的管理，还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规范，比过去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另外一方面，我们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在走出去并购国外的企业，实际上现在金融危机或者是世界经济下行的特点对于我们中国经济，中国企业也是提供了一个机遇，机遇之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并购国外的优质资产，优质的实体，经济企业也是一种机会。所以通过市场化运作，利用收购、兼并来完成跨境的资本流动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的企业怎么样来把握好这个机遇，发展我们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提升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另外一方面，很多国有企业在肯定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发展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