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座谈会-9月26日

主题：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座谈会

吴岩：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在座各位聚集一堂，就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这个问题召开一个闭门会议，大家在这个会上可以充分的展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个会议源于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和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今年共同做了一个课题，就是今天座谈会的这个主题，这次会议对于我们完成这个研究课题相信会非常有帮助，参加今天会议的除了在座的各位来自于跨国公司，来自于第一线，你们对这个问题的体会比我们深刻，想通过今天的会议分享你们成功的经验和体会，也想了解你们在并购过程当中的困难。参加今天会议的有人民日报，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宣部，以及我们部里面政策研究室的领导，我代表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和支持单位，对今天各位的光临表示欢迎和感谢！

作为开场白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希望大家在这一天当中把各自的经验和做法，体会能够让大家充分的分享，我们可以畅所欲言的谈，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今天的会议是闭门会议，所有会议讨论内容不对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大家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不是一个宣传性的会，是一个务实探讨的会议。第三，我希望今天的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我也相信这个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昨天晚上中国神七载人航天飞机已经成功发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利好消息，今天我发现北京的天空是阳光灿烂，这也是奥运会、残奥会结束以后天气最好的一天，所以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谢谢大家！

这次课题合作单位，特别是王志乐教授，大家对王教授都比较了解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请王教授把我们这个课题相关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报告，报告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做一些思考，在后面我们原来有一个发言的顺序，除了主要发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各位大家都有权利充分发表意见，给大家提供一个分享的舞台，现在有请王教授把我们课题的进展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报。

王志乐：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这个会，我下面简要的跟大家汇报一下课题进展的情况。我们研究所接受调查局的委托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们这个所是商务部研究院和北京法政集团合作办的一个非企业法人的研究所，研究领域是双向研究，既研究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也研究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成果双向服务，一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为企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这里讲到研究特点，我们觉得这个领域都是最新的，实践中正在发生的东西，现成的书本里比较少，所以需要从案例研究入手，不可能从国外或者原有的研究中可以找到很多能解答问题的根据，所以我们坚持要调查研究案例。

今天的课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大家知道1990年以来，特别是出现了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加快了向全球公司转型的过程，在营销、制造、研发各个方面都开始在全球配制资源，实际上它吸纳全球资源，整合全球资源要打造一个全球的产业链，在这十多年，从1992年冷战结束以来，跨国公司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在1994年的时候，世界最大的100个跨国公司在国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只有41％，但是根据24号联合国贸发会议刚刚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最新的数据，2006年的时候，这一百家跨国公司海外资产已经占到总资产比例57％，海外销售占58％，海外雇员占到56％。这十多年，跨国公司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

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时候，我们值得关注的一点，大规模外资发展中，并购数量急剧增加，也是根据前天刚刚发布的2007年的数字来看，全球在2007年跨国投资竟然达到18330亿美元，而这里边的跨国并购16000多亿美元，80％以上，这个数据2000年的时候这么多，最近两年远远超过了2000年的最高峰。这些跨国公司把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就是并购也延伸到了中国，所以最近这几年，跨国并购在中国急剧增加，从前两年炒作比较凶的徐工，双汇，娃哈哈，苏泊尔，最近的可口可乐，一系列的案例都说明这个趋势正在向中国发展，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国内反应非常不一样，很多的舆论就像这张漫画画的，外资要来了，跨国集团进来了，QFII也进来了，要斩首行动，要吃中国的企业。新加坡新闻早报当中说，在05年以来，媒体上对安全这个词大量的应用，在中国的保章和网络舆论中出现得很频繁，一时间，汉语中的安全快被用滥了，中国舆论似乎认为，如果某些领域退回到半开放状态，国家的好处会更大一些。

基于这些，商务部有关部门，特别是产业损害调查局特别敏感，在做这样一个调查，到底并购和产业安全是什么关系，发生了什么影响，所以我们非常荣幸接受了调查局的委托做这个，这次调查局做这个工作非常认真，从今天主持会的吴局长，我们调查的40多个案例里边有20个左右吴局长亲自到场，下午到会的杨局长他也在厦门主持了一段调查，今天参加会的综合处的，像谢处，杨雪，小张他们都大量的参与了调查，我也很受感动，调查局在工作作风上非常沉得下来做这个事。

课题进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前期做了一个调查，尽可能把原来这两年其他单位已经做过的产业安全课题做了研究，他们有哪些地方是合理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尽量吸纳，他们有哪些地方我们认为有偏差，偏差的原因在哪儿，我们要进行调整。根据这样的研究基础在这次研究中，在三个方面尽可能做了调整，第一点，研究方法上要重新调整，关键是要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个领域没有现成的书可以解释，国外的学者也不可能为中国这个问题做相当深入的说明或者研究，我们必须靠我们自己来探讨，需要从案例进行调查。

第二，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掌握一些一手的新材料，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形成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从这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汇报。调查研究我刚才讲到，我们根据对前面调查的一些看法，我们感觉前面有一些调查主要的依据是媒体报道，我们接触过一个调查报告，其中写了八个案例，但是八个案例实际上调查人员只去过一个，其他七个都依据的是媒体的报道，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次提出明确要求，所有的案例要找到当地企业相关负责人直接了解。第二，不但要了解企业，要了解当地政府官员的看法，因为有些人主观的认为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所以才招商引资，拼命的搞并购，实际上有点低估了政府官员的水平。第三，更重要的也要进一步的了解，就是要找外方，我看了前面有一些调查报告写的东西，几乎没有访问外商的看法，主观上认为外商是恶意并购，这次调查要避免这些东西，根据现在已经调查的情况，我们跑了22家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案例，有名的像徐工，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沈阳凿岩机，山东山工，山东临工，小松山推，无锡威孚，杭州齿轮，华菱管线等，另外也跑了十多家中资并购境外企业的案例，其中境外有五家，我们直接去了在海外，在德国，日本投资的企业，今天到会有的企业，像京东方，中铝，联想，中海油服务，这些公司大家都接触了。调查中有一些炒得最凶，一有一些重点行业案例，特别是工程机械行业，我们几乎都跑遍了，中国境外企业的并购，最成功的行业我认为是机床制造业，不算大的资源企业的话，沈阳机床，大连机床，杭州机床，北京机床，上海电气都跑了，包括他们在德国，日本的企业。我们还没做完，还需要再增加，调查中我刚才提到，企业本身要调查，当地政府，比如说徐工，我们跟当地政府进行了沟通，另外也和凯雷这样的外商进行了沟通，三方面。还有比如说山工，这是山东的企业领导，地方政府的官员，一直到跟它相关的。

调查中收获确实很大，了解了很多媒体上没有报道的东西，没有介绍的东西，比如无锡威孚这个案子，媒体上一般认为是负面的案例，认为博世公司通过并购把威孚吃掉了，但是这次去调查，中方老总做了很好的介绍，他们认为这次并购高压共轨系统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研究中心，中国当地企业300个人进入了这个研发中心，掌握了技术，和博世实现了双赢，和原来的媒体报道出入非常大，甚至是颠倒黑白。

比如说调查天润曲轴，是山东威海的案子，我去调查的时候跟厂长进行了沟通，后来跟当地政府都进行了了解，我们认为这个项目是挺好的项目，种种原因认为这个项目当时是斩首行动，没通过，这个企业就跑到江苏建立独资企业，这个事情对我的感触很深，我们要保护一个龙头企业，不许它并购，它去独资了，现在法律是批准的，连营业执照都拿到了，保护龙头企业的愿望不但没有实现，独资好还是合资好，我当然认为合资可能更有利于内资企业。

另外调查中非常高兴的是看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山东我跑了三个企业，山东临工，小松山推，这三个企业都是工程机械行业，外商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并购，但是不同的模式，这三家企业都认为是成功了，我看了以后也很高兴，确实有很多经验。根本我们的调查，确实了解了一些更准确的事实，有一些在企业中，政府官员中好的想法，另外有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些想法比如说临工的一个老总讲得非常好，包括我们调查中联重科，今天来参会的周总，他们都讲了非常深刻的一些想法，我们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入调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掌握比过去准确，因为它做到了跟企业沟通的同时要跟政府沟通，中方的政府或者跟企业沟通之后，还要跟外方沟通，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次的调查虽然现在还只有三、四十家企业，下面还能再增加一部分，但是这次的调查跟前两年的差距比较大。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一些新角度的看法，从四个层面，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宏观经济层面还有国际大的环境层面，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我们通过这个调查感觉中国的企业在企业层面上应该更快的，从民族企业的思路转变到全球公司，从大量的案例说明，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中资并购境外企业都是企业间的竞争，是买卖企业的竞争，是企业竞争的高级阶段。并购双方发生的矛盾本质上是企业在股权、品牌和市场等方面的利益博弈，而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更不是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该回归并购的本质，它是一种企业利益的博弈，从企业发展自身规律和市场竞争的规则来看待和分析这个过程，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民族的视角看待这个过程。中国企业不仅不应当抵制，而且应当学习跨国并购，通过并购快速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如果脱离了本质这个点去谈，事情本身是什么东西，就要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它是企业竞争的问题，你不能用政府的行政或者国家的政治来解决。这里面有一个启示，我在研究过程当中非常注重这个观点，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为什么被解体，普京有一个总结，过去的苏联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这个概括是非常深刻的，中国过去经济意识形态化比苏联还厉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高级的语言都是在中国产生的，这些东西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伟大的成功，就是把经济回归经济规律，回归市场规则，回归企业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用意识形态的，政治的问题来解决企业问题，所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30年的伟大成绩是一个方面。

但是历史的包袱，传统形成的观点，很多人没有改变，或者说还有残留，所以说这两年出现的争论中，往往把一些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把企业问题政治化，我觉得这是导致一些错误观点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临国印度，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报纸上登印度封杀中国参建港口，借口安全连发禁令，猜忌心理令人吃惊，中国人要在印度帮着他建港口，印度怕中国你一搞港口，将来中国海军就到了印度洋了，煽动所谓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媒体上可以抨击，如果外国人看中国这两年的舆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里关键是要回归事实本身。

这里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我非常担心通过这样一种非经济的，非企业的争论最后导致意识形态化以后，忽略了我们本质的差别。刚才讲到18000亿美元的跨国投资里边有16000亿是跨国并购，而且全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它的跨国指数都高达58％，接近60％的时候，我们中国最厉害的跨国公司是什么情况呢？按照联合国前天刚刚发布的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里边，中国有9家，跨国指数最高的是中化和联想，这个数已经落后了，联想到07年的时候已经过了50％，这是06年的数。其他的数大家来看，普遍的跨国指数非常低，说明我们在全球吸纳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差，光拿中国的资源跟全球资源竞争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现在面临的巨大压力是我们怎么样打造一批中国的全球公司，跨国公司甚至于是全球公司，来增加我们的跨国指数，扩大我们的全球化程度，吸纳整个全球资源，但是我们现在差距这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归企业发展的规律来看这件事，而且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鲜明，十年前中央关于利用外资水平一个重要的文件里提出，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十年后，到去年年底，胡锦涛的报告里专门讲到，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各种所有制经济显然包括外资，我们为什么把中央这样一个明确的决定，发挥外资和国企，民企平等竞争，相互促进这样一种重要的思想抛开，一说到外资并购就抵制，就反对，并不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不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从企业层面看，下一步从国际公司，对外贸易公司，跨国公司，甚至于变成全球公司，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走上这个方向，一个是参与外资并购内资企业，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外国公司，通过并购来提升自己。

第二个层面产业层面，从自成体系到全球产业链，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公司的发展，产业竞争力的要素发生了变化，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有竞争力不仅在于是否自成体系，而且在于它是否接轨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产业链互动。随着全球公司在全球范围配制资源形成全球产业链，市场竞争出现了新局面，企业竞争从过去的点对点，企业对企业的单体竞争上升到产业链的竞争，从国内产业链的竞争上升到全球产业链的竞争，能不能进入全球产业链，能不能掌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能否在产业链中开展国际合作，并不断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成为一个国家产业安全的关键所在。

这是我们想探索的，到底全球化以后行业产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保护龙头企业，反对斩首行动，能不能保卫产业安全。从我们的调查来看，确实出现了一批非常好的案例，比如说苏泊尔当时也是反对，现在来看反对的人主要是他的竞争对手，说这个并购会导致外商吃掉了中国龙头做锅的产业，产生产业安全问题了。我们调查结果觉得不是，去年这个公司已经实现了外资的并购，商务部也批准了，我今年再去，这个公司给我介绍，情况让人非常振奋，公司中方只有20％的股了，外方占了50％以上，由于中方的团队很能干，外方仍然把董事长、总经理是中方担任，外方在16个方面和法国的全球公司接轨，从市场营销到研究开发，一直到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IT的整合，整个16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跟国际接轨，老总和中方的高管跟我讲，这个整合的效果超出了原来的想象，他们感觉通过这一轮整合，苏泊尔全球化程度，一直到技术水准大大的提高。那说明在产业发展中，如果光是说我们已经是国内老大了，不再往前走了，产业安全确实有问题。但是和国际接轨以后，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加强了。

还有通过并购，到国外并购，产生新的产业，比如说京东方，他们并购了韩国的一家液晶显示器厂，虽然这个厂在全球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中国正面临从显象管彩电向液晶板彩电转型的时候，中国国内所有的彩电厂几乎是全军覆没了，没有一家厂能够生产液晶，由于京东方的进入，产生了一个新的产业，虽然现在中国的液晶还在世界排不上前列，但是它在不断的走，毕竟有了这样一个新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和国际接轨了。

第三个层面，国家层面，宏观经济层面，我们提出要从传播经济安全到全球化中的经济安全。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依据还是按照传播的经济安全理论，什么是传播的经济安全理论呢？有一些学者引用的是160年前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理论，他提出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密切，不能工业尚未充分发达前就采取自由贸易方针，只有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扶持，具有一定竞争力时再开放市场。我们一些学者搬的就是这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时代变了，160年前的德国和160年后全球化中的中国背景不同，第二，当时讨论的是贸易政策，没有外商直接投资，这样一些基本的变化没有。再有一个，经常想到的是60年代，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专家合同，撤走专家，最后导致中国的企事业单位变成停顿，半停顿状态。所以大家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重要，

从大量的事实表明不是这个情况，154个美国公司联合起来反对国会制裁，这些公司站在哪一个利益上，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在中国有大量投资，有大量利益的公司。今年新的案例，由于4月14号拉萨骚乱，德国总理提出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抵制奥运会，但是德国的企业界，像巴斯福的总裁，西门子的总裁都表态，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最终要损害我们自己的经济。所以我决定接受中西方面商业伙伴的邀请，以德国亚太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由于企业界的强烈反对，后来莫克尔在达赖访问德国的时候，他提出他在休假，不能会见达赖。这样的事这些年发生了大量的，到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是中国的安全因素还是不安全因素，我觉得要重新思考，所以我们认为新的安全观应该是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

最后一点，从国际经济体系批评者到建设者，我们现在提出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铁矿安全，如果完全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去保障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铁安全，实际上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有时候是做不到的，这时候怎么营造一个公平、稳定的体系，保障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铁矿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老是批评WTO，批评联合国，骂联合国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现在我认为中国的身份变了，你现在应该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维护者，形成一个好的安全提议，有利于能源安全，有利于中国的稳定，这些思想我也是受今天陈总，中海油服的陈总，他给我提出来的看法。说明我们企业界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新时代怎么去诠释，怎么去解决。而且我昨天看到温家宝在美国的讲话用的就是这个词，他说国际经济体系我们是要成为建设者。这样的思路是不是从这四个层面，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宏观经济层面一直到国际关系层面，如果我们全面来探讨中国经济安全，是不是可以比过去有一些新的思路。

最后一点，我们今后的工作，根据前期调查，这种做法在产业损害调查局的支持下做的这个调查很有意义，我们感觉还是要补充很多案例，前一段时间批评比较多的沃茨在长沙的案例，舍夫勒在西北轴承的案例，都是被否定的，我们接触的情况来看有别的情况，需要一种解释，要进一步增加案例。第二，要完善新的安全理论，刚才我们试图从四个层面来探讨，但是还需要大家一块儿来琢磨，看看怎么说。最后这一点还没做，对政府，对企业提出建议，怎么来加强安全，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得到中外企业家，中外的官员，中外学者的协助，一块儿把这项工作做好。这个会刚才吴局提到，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我们把做并购的企业家，包括中国企业家，外国企业家弄在一起，大家关起门来讨论讨论，这个事情的本质，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这些争论，我们怎么来做好真正的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这是我们今天的会议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包括对我们的看法提出批评、建议，使我们的研究做得更好，谢谢大家！

吴岩：非常感谢王教授刚才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介绍，下面请中宣部新闻局的葛副局长做一个发言，大家欢迎！

葛玮：参加这个会感觉到这个会搞得还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我在宣传舆论部门确实这段时间感觉到，媒体对于跨国并购非常关注，前几年如果说媒体对并购的案例，事件的关注更多是在国外的话，比如说奔驰并购克莱斯勒这些重大的事件，近些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并购已经进入国内，媒体对于我们的海尔到国外去并购，TCL到国外并购，联想收购IBM笔记本电脑这样的事件基本上是一片叫好，这是属于中国的公司走向国外，而且是收购别人，民众一般的认为是拿到了好的东西。其实对于中国企业并购之后是否成功，是否失败，媒体的理解应该说是不全面的，并购以后能不能成功往往是更深层次经济的规律，但是公众的认识在这方面是不够理智的。特别是前年以来到去年一直到今年这段时间，随着国外的外资对中国企业并购的数量扩大，媒体对这个认识，我感觉它的方向和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收购美国的公司，在美国国会受阻以后，这件事情激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到美国去收购美国不同意，为什么外国到中国来收购就能同意呢，关于跨国并购从去年到现在以来，特别是徐工和凯莱的合作，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里边到底哪些属于经济安全的问题，哪些属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哪些属于正常的报道，哪些属于炒作，怎么判断这些事情，确实是摆在我们，不光是实际操作跨国公司，参与实际工作各个公司，投资人的面前，实际上也摆在了政府主管部门面前，媒体的引导也摆在我们面前，怎么看待，怎么认识，这当中也不光是媒体的观点，也有很多各种各样专家的看法。特别是在网上，网民的声音，所谓的网上调查可谓一浪接一浪，这个事情怎么看待。

刚才王教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观点，类似这样的观点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帮助媒体来理性的认识跨国并购和产业安全的问题。能够组织这样一个活动，让政府部门，实际操作部门，企业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一定的共识，特别是在发生这种跨国并购案例的时候，政府部门，企业界能够出来用比较理性的声音引导媒体，引导公众，我觉得是跨国并购这种业务发展下去所必须的，舆论不能阻挡，或者不能够解决跨国并购当中所有问题，但是无疑，一个很好的舆论氛围对于推动这样一件事情可以产生很好的作用。我来到这儿主要是来学习，听主管部门和专家的意见，也希望大家在讨论跨国并购业务的同时，对媒体，对公众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认识，怎么来引导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会吸收大家的积极意见，在媒体和公众引导方面做一些工作，有利的推进这个事情往前发展，我就讲这些，我是这方面的外行，专业的，技术性的还要听大家的，谢谢！

吴岩：谢谢葛副局长，下面我们进入主题发言，首先请安赛乐米塔尔中国区的总裁马泰思先生发言，有请！

马泰思：非常感谢有机会到这里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正如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外国公司到中国来参加并购和兼并活动的时候，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受到了媒体的引导，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对中国市场非常感兴趣，不仅想成为一个投资者，而且也想对公司的运作参与进来，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增加相关的价值，引进先进的技术，这会使公司的一些财务结构发生变化。我们在中国市场已经有了非常长期合作的经历，在中国市场进行了投资，而且不仅在财务方面投资，也引入了人才，这些都使我们在中国市场能够有非常长期的活动。实际上作为安赛乐米塔尔公司本身来说，经过一系列的兼并重组进行成长的，在过去20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兼并重组，所以我们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安赛乐米塔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当然这可能在中国市场中让某些人有所担忧，有人担心安赛乐米塔尔可能会征服中国，这一点是很难被说服的，实际上安赛乐米塔尔生产的钢铁只占全世界的10％以下，但是中国生产和消费的钢铁已经占到35％。我们的确经历了一系列的兼并和重组，所以现在我想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我们兼并和重组的战略。

左边这三点是我们增长的三个支柱，包括地理位置，产品和价值链，地理位置方面，我们在全球很多市场都是占有优势的，包括在亚洲，而中国是很重要的消费市场，在我们的战略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产品支柱方面越来越从商品转化成价值增长型的产品，当然了，产品的结构应该保持平衡，现在我们更多倾向于附加值产品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在技术和研发方面进行了更多的投资，我们公司进行了1800多项研发，每年的投资达到了2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另外在价值链这方面，作为钢铁生产商，在上游行业方面也应该有所成绩，包括在采矿、煤以及铁矿方面。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在生产钢铁的同时还应该为顾客提供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发展和扩展我们的销售网络。

为了实现左边的这三个支柱，上面这三点是我们实现的三个工具，他们就是原有工厂，新工厂以及有目标性的收购，原有工厂就是我们通过有机的形式在不断的扩大，新工厂就是在印度、埃及以及沙特阿拉伯有一些新的工厂在建立中，最后一个就是有目标性的收购。所以这三个工具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并不仅仅是重视兼并和收购的。在下面这个方框里显示的2012年的增长计划，主要是在原有工厂的基础上进行扩大，我们的目标是在那个时间之前实现增长两亿吨的目标。在新的工厂方面，我们也计划在未来几年当中增长2400万吨，加起来就是三年当中一共增长一亿五千万吨，现在大概是一亿一千万吨的样子。乍一看，这个计划可能是快速的增长，但是仔细分析它的增长速度是比市场的增长要慢的，如果我们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可能会丢失一些市场份额。所以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市场真的像我们预料的一样增长的更快的话，我们可能会丢失一些市场份额，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兼并和收购的策略。通过兼并和收购，不一定是要增长它的产能，有时候可能会下降。看一下过去几年的例子就可以发现，重视兼并收购的企业总的来说比不重视的企业增长要快一些。安赛乐米塔尔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了，相比之下，新日铁（音）这样的企业可能就是一个反向的教材。

根据分析可以看出，在前几年的发展中，通过兼并重组来实现公司的增长，它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在中国的市场中，一些上市公司在深圳和上海交易所里的市值是非常高的，基本上不可能实现收购的，但是现在情况有所好转。这些问题在安赛乐米塔尔公司也是同样面临的，也是我们公司成为了比较利于收购的对象。

这一页上面显示的就是进行兼并重组的战略，大家众所周知的因素，怎么确保兼并重组是成功的案例，包括要有一个合理的评估，还要实现双赢，有政府的支持，有无缝的整合合作，另外还要有利于社区的融入，这些关键点都可以决定一个兼并重组是不是成功的。但是在中国市场上，目前我们公司还不是特别的成功，我们现在想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情况。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发展的情况，我们中国有很多合作的项目，这里列举了三个，右边一个是和湖南华菱（音）管线有限公司的合作，我们跟他建立了一个合资公司，我们公司占的股份是33％，他是中国头十大钢铁制造企业。另外一个是在河北的中国东方集团，我们的股份占到30％。左边的例子是在山东容城的企业，我们占大部分股份，生产轮胎钢圈加固产品。这个案例是在去年完成的，我们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案例，接近完美的兼并。在容城的项目中，我们生产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价值链的组成部分，产品的科技价值非常高，所以是高附加值的产品，现在我们还在增加相关的投资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湖南华菱的例子是关于钢铁生产的行业，它体现了刚才我所讲的三个战略方面，一个是地理，因为我们想进入中国市场，在这方面实现相关的业绩，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公司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附加值的原因，因为我们并不仅仅是想获得市场份额，还希望除此之外得到更多的回报，比如说附加值方面。和湖南华菱的合作已经进行了三年了，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合作，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平台，用于生产非常高效的平材钢铁项目，主要是电钢，汽车钢板，还有H型钢，这对中国市场是非常有好处的，可以帮助中国应对配电和发电的产品，提供有效的产品。和湖南华菱合作存在的困难就是在管理进行当中，实际上我们提供的产品是最新的产品，研究汽车钢板的产品是最新的技术，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但是经济回报只占33％，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和中国管理方面继续沟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和湖南华菱的合作就是非常经典的兼并成功的案例，可以实现有机的增长，可以增加产量，实现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在两年之后，我们相信整个价值增长就会更进一步加强了。除此之外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三年了，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是适用于整个中国钢铁市场的。华菱公司本身是一个合并的企业，下面有三个企业，在96到97年之间，他们是三个独立的公司，虽然三个企业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甚至在安赛乐米塔尔没有加入之前已经花了很多工夫进行合并，实际上他们的一致性并不是很高。虽然我们已经加入了两年半的时间，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远远达不到我们期望的状态，我们希望有地方政府部门给予我们支持。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做更大的努力提高这方面的一致性，我们作为外资公司和中国的钢铁企业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山东也有这样的例子，需要把合作的一致性加以提高。总的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满意我们的合作，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有信心实现这种一致性，并且给中国，给我们的合作伙伴带来价值。总的来说，我并不认为像我们和华菱这样的合作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

这个合作的案例是和中国东方集团的案例，我们占了他们公司30％的股份，他们是一个香港上市公司，最终通过还是搁置了。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进口任何中国东方集团生产的钢铁，所以是不会违反反垄断相关规定的，但是通过却没有最终的答案。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公司希望通过合作引进先进的技术，我们和中国东方集团合作，是着重于建筑和基础设施材料方面的，我们有计划要生产重型钢，但是它的重量比普通重型钢轻20－30％，这是非常先进的技术，对能源效率带来很大的好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现在中国基本上没有生产，所以能引入中国市场的话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共同生产，但是政府这方面还没有通过。

我们非常了解安赛乐米塔尔在这个市场当中是非常有经验的公司，可能在中国的市场就会受到一些负面的看待，认为是一个威胁。钢铁行业仍然被看作是一个战略性的部门，坦白讲，五、六十年前，欧洲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对中国是非常好的，今天这样的研讨会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其实对外资企业来讲，最需要的就是平等竞争的平台，我举一个例子，在巴西宝钢建立了一个新的工厂，占70％的股份，为什么在中国市场上安赛乐米塔尔建立一个小的工厂就这么困难呢！

吴岩：非常感谢，下面请普华永道的主观合伙人谢韬，谢谢！

谢韬：先用一分钟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谢韬，负责亚洲地区兼并和融资的合伙人，本人做过几年政府研究工作，在过去22年里都在普华永道，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四百人的团队，全时间做相关的收购兼并工作，差不多每个星期有20到30个案子，我也是有幸或者不幸的参与了王教授写的有一个清单的这些著名的收购案，我个人大概参与了三分之一左右。今天估计是金融市场的原因，我是唯一一个投行的代表，王教授谈的是理论研究，我想谈一下购并中的失误问题，所以我列了13点的失误问题，我非常快的过一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以并购的方式在华投资，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点问题，并购方式本身并不是，他这里讲了一个，我们行话来讲是一个资产的交易还是股权的交易，这个本身并不应该成为主要的划分标准，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允许合资，已经开始并购了，只不过并购的形式不太一样，我可以把你的企业全部收购，但是我不收购你这个壳，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双方合资把钱放进来，拿这个钱把那个企业全部买过来，甚至不用买，这个企业可能没有资产，人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只要签一个新的劳务合同就可以了。企业选择是否做资产交易还是股权交易的时候，看的是法律风险，这些历史上的法律风险有多少，是不是需要这个壳，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产生市场的连续性，这个壳是不是伴随着政府相关的矿产资源部的审批，食品检验等等，我来决定是不是需要这个壳，90％的情况下大家不想要这个壳，是不是买这个壳不应该把它认为是近年来越来越多，近年来确实越来越多要买壳的行为，原因是说各个方面，随着法律的完善，要重新起一个新的公司，拿到执照越来越难了，比如说医药公司等等。要开一个超市，在一个城市要拿40种以上的执照，卖不同的东西要拿不同的行销证。购并本身，在20年前，在天津的电梯厂变成了欧迪斯（音）电梯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购并了，虽然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但是天津电梯厂没有了，虽然那时候不是用购并的方式来做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看购并方式的时候，不是要看股权融资还是资产方式的交易，实际上应该去看这个工厂合资真的是新建的，还是有连续性的，而且是不是因为成立了这个新建的公司，连续性就终止了，一个企业里面看法律形式的收购，不看它的实质是不知道，没有办法真正来判断这个交易是什么样的性质，这是一个企业购并方式问题。

第二谈得比较多的是股权比例问题，我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对交易进行判断的时候，但是它是不是唯一的，所有权是不是唯一的东西。我举几个例子，银行业明确规定外资不能超过25％或者20％，但是一个外资银行去兼并了一个城市商业银行以后，有些案子里面全部的管理权给了外资银行，当然有各种各样经验的考虑，但是这样的收购其实都是25％所有权的收购，有些自己没有运营的能力，完全是一个外国银行或者是产业投资者控制了城市商业银行，所以股权你想挡他的东西，股权限制25％并不代表控制权就没有转移，有时候控制权转移是正确的。我理解为什么城市商业银行要这么做，你在一个城市，如果城市商业银行，政府去管他，背这个包袱是最不值得的，你只要是政府在管这个商业银行，哪怕是合资了，政府脱不了干系，如果真想合资的话，对这样的金融放款机构，宁可让这样的一个小银行，让外国投资者来管，他来背这样的包袱。倒过来说，徐工的例子，其实我今天不应该举，凯雷也在这儿，我说一下，原来的方案里徐工买了85％，它是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公司是做组装的，把一个动力系统，传动系统装起来，大部分东西是外面采购的，真正的核心是他的市场。凯雷一共几个人在亚太地区，他买了徐工以后，整个管理层是徐工的，怎么做市场只有徐工懂，客户维护只有徐工懂，即便凯雷买了85％，也无法控制这个公司的运营。我并不是说股权不重要，而是读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不能把度全作为机械的，唯一的评判标准。就像刚才华菱这个案例，他说他买了华菱，他其实控制了华菱，他都遇到了困难，没办法整合那六个子公司，怎么样整合这个企业，中国人去整合都很难，更不用说他们想整合这六个公司的关系，因为他们以前先有儿子后有爸爸。

第二就是产业资本跟金融资本问题，我们有一种偏向，认为我喜欢产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像凯雷这样做收购的时候，大家觉得金融大颚，好象老觉得产业资本能继续走，这个真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个产业资本来收购你，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是同床异梦的，你作为他世界工厂的一个车间，如果你的想法超了这个，除了把这个公司卖掉，你还想学到技术，学到经营，一开始就应该谈整个公司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将来想成为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来成。我们在过去前二十年，前十年成立的合资公司大部分都是车间型的合资公司，这也是为什么从徐工的角度，徐工有很多合资公司，他在找凯雷之前上面已经有十几个合资公司了，为什么在这些合资公司下面还要找一个金融资本做这样的交易，大家要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仔细来判断。刚才王教授讲了一句话，这是企业利益的博弈，这里面要谈一个具体的案例情况。这里我想说产业资本不见得一定要好过金融资本，但是也并不一定说产业资本一定不好，这里面对金融资本在它的情况来讲，比如说凯雷在美国可能没有办法能把它打败了，但是在中国有这个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扶植一个中国的公司把它养肥了再退出，判断一个具体交易的时候，要去仔细分析交易双方的动机，交易本身的形式和实质的情况。

其实据我做这些企业的经验，很多军队采购也改革了，很多是按照中国规模采购法，按市场行为进行采购的，很多企业中了军方的标，跟过去都是定点的军工生产厂家是有区别的。这里涉及军工产品这样的角度，换一个角度来讲，所有的军队产品，国防事业都不能从这样的外资去采购的话，我们国防实力会大大的削弱。这里即使是涉及到军工产品的并购，也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接下来关于行业的划分，有一些战略性的考虑，什么叫战略性的行业，这些战略性的行业，什么时候我们有目录，对外资应该有所限制的，什么样的不应该有所限制。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个角度就是这个行业的划分其实如果大家还用传统的对FDI的划分，你会发现在具体问题上经常犯错误。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工程机械，其实它是一个客户为主导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服务公司，工程机械本身大部分是装配，而装配的前提是要根据客户的需要去设计这样的机械去装配。一定程度上具备消费品和服务公司的特征，传动装置不是他做的，发动机大部分都不是他做的，他做的是动力臂，这样的情况下，我其实没有发言权，工程机械是不是战略行业，只是我很难理解把工程机械都作为战略行业。

再说一下轴承，我一直在参与洛轴的案子，轴承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只要你有滚动，摩擦就有轴承，经过了十年，洛轴跟美国人谈，跟日本人谈，最后跟德国人谈，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合资方案是不好的，有些是好的，在于最终这个判断标准，大家看三大轴，分别做了一些合资，在一定程度上到洛轴是我们国家唯一保留下来整体还没有被肢解掉的，洛轴有可能成为中国轴承的基地，而且洛阳有这么多人在做轴承。如果能够把世界上最精密的做轴承的技术，如果你不纠缠于所有权问题的话，在洛阳能够生产出来，对中国整个不光是国防工业，比如说风电轴承，你要定风电轴承，我们做不了，要五年以后定单可能才能排上队，因为这些供不应求。你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想到中国的能源战略要做风电，轴承在中国做不出来，要去国外拿定单，需要等五年，在这样的产业链里研究的时候，我觉得在定义什么样的行业，如果你定义轴承是战略性行业的话，螺丝要怎么算，因为所有地方都需要螺丝，非常基本的东西都变成了这样的情况。这里我只是提出这么一个课题，关于行业划分。

关于行业划分的另外一点，产业安全性跟一个市场成长空间的理论有关系，真正你会担心产业安全的时候，是一个市场突然产生一个巨大的空间，一个新兴的市场，大家从来没有占过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大家是有人抢的，如果你没有进去，被别人抢进去了，这个壁垒是别人很难增长的，有些行业成长性每年是10％，30％成长的，在这样缓慢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人突然进去，把这个东西抢到了，设了一个壁垒别人进不去的可能性很小，而这个空间足够大，能吸引足够的投资把别人给杀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里面大家看很多行业，很多的行业有这样的特点，你真正要担心产业安全出问题，是要看在这样的产业成长空间上，是不是有足够大的空间，让一个足够的垄断东西放足够的资金进去，一下子建立了贸易壁垒以后别人进不去了，如果是一个缓慢成长的企业，在市场里，你放心，这个市场足够。比如说九龙（音）公司，他说我感谢我占领了好的市场，从民营企业一步步做了起来，为什么，是因为我的市场成长性不够，为什么呢？他说市场成长性太高了，早就被国外大家伙进来给我抢了，因为我的市场成长性不高，没有人感兴趣，没有人放大的投资进来，所以我在这个行业一点点成长起来，大家考虑这个行业的时候，不要光是机械、物理的考虑这个行业，除了产业链以外还有行业本身的特性。

王志乐：我访问的一个企业，他就是因为通过合作拿到了欧四排放高压供给系统，今年突然执行这个规定的时候，别的企业几乎都不能做，就他一家能做，他说我要是自己干，也可能两年、三年以后可以攻克，但是我通过合作一下就拿下来，进入这个市场空间，别人就没能进来。

谢韬：另外一个问题，谁来做裁判，谁来做陪审团，谁来做仲裁，这里面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独立性的原则，这三个环节不仅应该是分开的，在每个环节里面也需要考虑陪审团和裁判的独立性问题，大家说媒体炒作，这个问题多多少少不是媒体引起的，而是竞争方，你不能不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因为他们可能是受损失的那一家，你又不能让利益相关方装作裁判，你不能既做裁判又做执行程序，要明确回答这样的体系是不是能发挥作用，谁是执行程序的，谁来做调查的，谁来做裁判，谁最后做仲裁，如果大家有纠纷的话。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谈谈价格问题，大家考虑交易的时候，价格很多时候，因为价格的不同改变了交易的性质。比如说民族品牌，如果有一个人能出足够的价钱给你，你干嘛不卖，一个东西总是有价钱的，超过了一定的价钱以后，这个意义就没了，不存在了，所以现在考虑价格问题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很多的无形资产，品牌行业协会的评估是不太科学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个品牌值不值钱，跟这个品牌能不能产生未来现金流是相关的，所以不管你这个品牌，完完全全考虑知名度的比较法，而不考虑品牌能够创造的价值，这样会造成无形资产高估的情况。反过来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同样你不考虑现金创造能力，光考虑有形资产的价值，就会出现无形资产低估的情况。这就需要考虑你做裁判的时候，深入到内部计划，这个品牌可以带来未来多大的利益，而一定程度上，你不用太担心，如果你拿到的价钱足够高，大家看大部分消费品的东西，为什么达能打不过娃哈哈，国内的市场娃哈哈做得好，如果能卖一个天价出去，中国人有足够的人，足够的智慧，足够的了解，你可以再创造一个品牌出来，问题就是你卖得太低怎么办，卖得太低就不值了。判断这个问题，价格是很重要的因素，做裁判对价格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回过头来再回到交易跟实质的因素，很多时候交易的形式，律师在主导，特别是美国，美国律师的权利太大了，比如说返程投资的结构和股权激励的结构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到商务部去审批，很难分析这个东西是做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还是做返程投资，所以有必要看交易的实质，行业的特征，看是大规模生产的行业还是什么行业，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个企业的价值有多大的体现，决定了股权激励机制会到了什么程度，这样的度决定了交易的性质是为了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还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增加对交易判断难度。

接下来行业协会的问题，行业协会在政策上给意见是重要的，在国外各个不同的行业委员会，他们也对政策制定起着作用，要防止行业协会成为利益团体，这些也是在美国的教训。因为几个人搞一个这样的协会，影响了国家的石油政策，影响能源政策，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相关体，他成为一个利益团体，而他没有一个成本。一个行业协会说了什么话以后，如果产生损失了，谁来负责，这些话可以随便讲的，不过这些话变成了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如果这个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损失，这个行业协会是赔不起的。这里又回来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对行业协会在这样的交易判定里面产生什么样作用的问题。

我再谈一下转移价格的事情，大家审批价格的时候，不仅要看交易前的制定，而且要看交易后的执行，转移价格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你这样的易看起来好象带了技术过来，但是最后你的交易本身做的，或者因为中方的原因，压得太厉害了，不得不用转移价格来实现利润，从正常的股权赚不到钱，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本身就是恶性的转移价格，你在整个审批过程中，完全分裂出来，审批项目的审批项目，审批公司成立的审批公司成立，不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看不到整个交易的图象是什么。

接下来再有一点，在企业上市的审批里，现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可以上市，如果真谈国家安全，有些企业是不宜上市的，所以证监会审批里面应该有国家安全审批，现在上市以后，股权全流通了，憋闷可以直接从股市里收购，再让商务部防这样的直接收购，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防他的。这是企业正常的，你建立市场规则，他从股市里，公开市场里直接收购，除非他有违反法律的地方，你有什么硬性的权利说不批他，当然了我们有主权可以不批，但是问题是不能完全被动的来弄。有一些行业你真的觉得它有产业安全性的话，不应该成为公众公司，那一道就应该考虑国家的安全性问题。

最后一点，什么样是好的外国公司，什么样是不好的外国公司，毛主席说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这里这里一个非常难判断的东西，本身有一个辩证逻辑在里面，刚才谈了几个轴，有地域性，有产品性，如果全球性的定位，把中国定位是一个车间，在大部分情况下可能不是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公司在中国有一万人，我经常在全球董事会上讲，如果我们做的一个决策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长远来讲是不符合公司本身全球的利益。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快的，发展慢的，你去评价的标准，一个是他有多少干部有级别的，如果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有N多个，他的团队没有，他没有中国独立完整的战略，自成的体系，中国发展的战略，中国发展的战略完全依赖于全球的战略，这可能就不是好的外国公司。在这里引进到战略层面考虑这个事情，从这13个角度，是想说明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题目，跟我们直接做一个招标法，或者政府采购的法律，招投标就能够，因为它并不是采购，收购企业，人是这个企业里面主体的动物，人可以创造出很多不同的形势，需要人为的判断和人为的交易，并不是照搬一个产权交易市场或者公开法就能解决这样的事情。无论谁当执行这个程序的也好，当裁判也好，当裁判也好，当仲裁也好，需要做判断，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可以去套的。

最后请允许我用三分钟的时间念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中国一向所谓的闭关主义是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被枪炮打破大门以后，又碰了一串钉子，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当然能够送出去也不见得是坏事，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视为拿来主义。比如说我们之中有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得，得了一所大宅子，无论他是骗来的，抢来的还是不合法继承来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如果这个宅子的旧主人怕把他的宅子污染了，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混蛋，不过因为原来羡慕这个旧宅子的旧主人，接近一切信心然的，当然更是废物，他说他的拿来主义是什么样的呢，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抛在路上，以显示平民化，也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看见鸦片，不当众茅厕里，送到药房里以供救病之用，总之我们要拿来，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成为新宅子。当然首先要这人沉着勇敢，我想这是他说的对新事物的态度，有辨别，不自私，我理解这是他讲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的问题，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他说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中国民族工业就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工业之林，这句话是我自己加的。

吴岩：谢谢，下面请商务部政研室的于主任讲一下。

于培伟：老谢很有意思，让我们学习了鲁迅，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出这个题目，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这个题，一个课题不能一劳永逸，明天的情况变化了，可能还要再进一步发展，在国际上这样的情况也都有，也都存在，而且不停的变化，每天都有不同的新的认识。我提几个我自己的见解，具体的见解，第一个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这个课题是不是要放到改革开放30年，对外开放30年的大背景下再去考虑，安全不安全关键还是我们的脑袋，思想解放不解放。改革开放过去利用外资，周总理讲既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总理把苏联的钱还完以后就讲这个，后来小平同志就讲了，不利用外资，不借点钱搞发展浪费这个机遇太可惜了，过去看一本案例，搞建国饭店的时候，搞起来了，白天搞，我们把设备推倒了，不让搞，怎么搞饭店。小平同志就批示，有理也不能取闹，何况无理。搞兆龙饭店的时候，赵玉钢拿着一千多万的支票，一年多没人接，谁接支票干这个饭店，最后小平同志说没办法给我吧，人民大会堂把支票，小平同志接过来，鲍玉钢就一个要求，这个饭店叫兆龙饭店，后来这个兆龙饭店是小平同志题的词，才搞起来的。原来贸易额206亿美元，现在两万多亿美元，确实规模很大，产业的情况，贸易的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搞的这个课题是不是能跟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还是要思想解放，产业才能安全，这是一个背景。

我不知道你这个课题规模有多大了，我看国际上也不太一样，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英国看外国人，除了军工里面设几个门槛，谁来都欢迎，法国的条条框框就很多，能不能做一个比较，他的东西有什么样的考虑，我一直想做一个比较。他们也不一样，不仅是我们存在这个问题，国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把视野放得宽一点，看看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第三要有一些创新，思想解放，另一个角度来说，做这个题目显然有一个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跟一个小的国家我想不一样，一个大国的经济，假如说股权都是外资的，我们的开放一味的拿来主义，都是拿来的，这样也不行，因此课题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我就想一个结论，能允许他并购什么，不允许他并购什么，从摩托罗拉我就想，我过去到天津看摩托罗拉，新产品出来以后，配件都摆在这儿，中国的电子企业能生产，你看你能生产什么，配件也生产不了，他也是很放开的，你能生产什么，你就拿去生产，他不避讳。我想跨国公司是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他拿出来的是生产一代，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它有一个储备一代，研发一代，这个我们没做到，从国家来说，这个课题不一定很局限了，对经济存量跟经济的增量来进行分析，产业安全跟发展的问题不是产业损害调查局一个司局，也不是商务部一个部能完成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国家的工程。因此十七大报告提出来以创业带动就业，关键是有没有更多的增量出来，让经济来发展。因此我想应该提倡，从社会环境来说，经济政策的环境来说，让我们这个社会由一个公平的社会变成经营的社会，提倡创业，让它发展，并不是说每个人毕业以后，怎么去找关系，或者考公务员，就会干这个，找一个单位去打工去，一毕业或者一失业首先想到到工商局注册公司去，来创业，在并购的问题上就能够解决，它有一个增量，存量怎么去优化整合，能不能在课题当中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立足于国情，有一些特殊商品，你讲到的粮食安全，石油的安全，还有铁矿砂这些安全。比如说粮食安全，过去粮油都要追求安全，油现在追求不了安全了，今年要全国大豆消费量4700万吨，3300万吨靠进口，依存率达到70％，我们消耗这么多油的话，过去老的安全，没有那个地儿干那个事，要是讲不安全怎么办呢。粮食，基本的口粮，有些产业，也不光是粮食了，我就是举一个粮食的例子，基本口粮，中国这么多人口，还是要有一个安全。今年的通货膨胀现在四点几的物价上涨，如果没有夏粮丰收，我看秋粮也是丰收，今年的粮食还是很好，如果没有粮食，铁矿砂再增加这么多，通货膨胀一个劲往上上，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很可能就被通货膨胀打断了，现在来看控制的比较好，今年还能控制得比较好。空想社会主义我还想了一个，棉花每年还产这么多，粮棉能不能转换，穿点化纤也可以，让非洲的兄弟们种点棉花我们买一点也可以，但是粮食缺了以后，弄船拉粮食回来吃可能难，吃可能更重要，穿一年不种棉花了，国家没想这个事，国家想粮棉油糖都很重要，我想这个棉花能不能转移到国外，种棉的地转化为种粮，这不是实现口粮安全吗。我总是想立足于国情，我们进一步去认识中国，中国到底有什么特点，要利用国情。

第三，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这里到底哪一个是战略性产业，哪一个是基础性产业，哪一个是竞争性产业，产业的归类不一样，竞争性行业并不是说就不管了，我们就反垄断法，竞争性行业就那么一、两家在那儿搞，这不行的，我们不能让你垄断，要遵守市场规则。有一些战略性产业，基础性产业，还是有的，前几天在美国商贸联合会就提出来，咱们的林业局提出来买五个直升飞机，商务部XX讲我这边没问题，很多东西在加拿大产的，在美国本土产的不到20％，20％产的类似这样的东西就不能出口了，20％以下可以给你出口，但是个东西在国务院那儿可能还要审批，我认为这些东西买不到了，就没再往下谈了，还是有一些安全性的东西。是不是美国怎么样，咱们就怎么样，他们不卖我直升机，我们不卖他直升机，我们也没有直升机卖，政府管理上是很细化的东西，战略性产业，基础性产业，竞争性产业适应什么样的规则要进行划分。战略性产业，基础性产业准入要有一些规则，流动性上有一些管制，我说的流动性就是并购，股权转换，资产交易恐怕要有一些，这是一个。

最后一个，还是个性化的，除了这些大的原则以外，每一个行业，国内的市场情况随时都在变化，在国家经济生活，国家安全当中的地位随时都在变化，你把它一刀切了，一个研讨会或者一个课题就给它定了，我想可能也定不了，钢铁，米塔尔这个公司，钢铁过去在欧洲，哪个国家都是战略性产业，毛主席过去讲1080万吨钢，赶英超美，苏联赶美，我们超英，把的锁头都弄下来炼了钢，现在4亿吨钢铁，全世界的钢铁都集中到中国来产了，还把它作为一个安全问题来看待，这个好象有点问题了，人家都把安全捆在你这儿了，不可能。但是钢铁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品种是有安全问题，比如说他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是经济利益上，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你研发了以后，赶上了，我把储备这一代拿出来了，人家始终有心的。还有一点，国家安全有一些，既然作为一个课题，对产业安全，一个是要大家解放思想，设这么一个局有产业损害的问题，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必须要找到问题的关键点，这个也是很难的，到底是产业安全的问题怎么来看，怎么来认识，怎么做控制，必须找出一些规律来，必须找出一些问题的关键点，这样对实际工作还是有一定价值。

吴岩：谢谢于主任对我们这个课题进行了点评，对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做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按照会议的进程，下面请凯雷投资集团北京代表处的孙季苑先生做一个主题发言。

孙季苑：各位领导大家好，首先我想感谢商务部和王教授的研究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双向的交流，各位领导也希望通过这种非正式交流的形式听听企业的想法。下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主要是根据王教授给我们提供的提纲，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简单介绍一下公司的概况，第二，我想通过一些实例，讲讲通过我们的并购也好，投资也好，使我们受让方的企业有什么影响。第三讲一讲对并购的看法，第四从企业自身来讲，有一些想法、意见和建议，基本上按照王教授的思路。

我先讲一下凯雷的概况，凯雷是一个典型的PE，私人股权基金，公司成立于1987年，在世界上这些大的所谓私募基金都是在80年代产生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私人股权机构之一，目前我们是有60个基金，管理了827个资产，目前我们有21个国家有33个办事机构，拥有一千人的投资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我们到目前为止20年已经完成了802项企业私募项目和房地产项目，投资金额超过460多亿元。大家对私募一方面可能有误解，其实这个概念是针对于公募，针对于股票市场，只不过它不做公开的筹集资金，我们的资金来源在于哪些方面？公募机构我们占了41％，金融机构占了32％，这两个加起来73％是来自于不是私人的，来自于高资产净值的投资者占14％，企业年金占8％，捐款或基金会占3％，个别企业投资占2％，从企业结构可以看来大部分钱来自于一些机构，主要投资领域非常广，包括电力、交通、医疗、信息、房地产等等等等，目前我们投的企业就是224家，这些企业人数是50万人。

我们到中国来做业务有十年了，目前有三支基金，一个基金是收购，第二个叫增长基金，稍微小一点，不是风险投资基金，第三个基金就是房地产基金，在中国我们已经投资了20多亿美元，退出的和投资的有20多个企业。举一个例子，大家也知道的徐工，没做成，江苏钢管厂是我们的，重庆复合材料厂是我们的，携程网，特步鞋，还有分时传媒，安信地板，包括还有一些教育，这是我们在中国投资的项目。

第二部分我想通过一些实例讲一讲我们对企业的影响，我先讲徐工这个，这个项目是2005年搞的，我们在今年7月份已经宣布告一段落，不继续谈了，为什么？媒体炒作还是很厉害，很多不是事实，但是从凯雷来讲没有更多的站出来去解释，去反应，俗话说，假话讲三遍就变成真话了，从相关政府来讲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个项目非常好，当时他招标的股份比较大，85％，后来调整了，不管怎么说，企业想跟凯雷合作，第一有资金的需求，第二更看中凯雷在国际上的渠道，我们投资了20多个企业，凯雷承诺把最核心的技术从美国引进来，这个已经谈得很好。当时有关部门还说你们凯雷也不是生产性企业，哪来的技术，我说我们去引进技术，怎么你能引进来，他也不是你所属的企业，私募基金参股模式就是这样的，我先进来，同时我的伙伴进来。这样吧，我们可以承诺，如果我们带不来企业，几千万美金就退了。另外要把徐工推向国际市场，这个也是树立我们的形象，可能徐工也可以靠自己的发展一步步走，但是经过凯雷的战略投资肯定会加快，少走一些弯路，最后因为种种情况告一段落，非常遗憾。

我现在举其他几个例子，携程网，我们是2000年投的八百万美元，第一帮助企业进行转型，长期经营战略，制定一些服务流程，还有管理机构的激励措施，凯雷的品牌还有投行帮着做，当天股价上升89％，所以这是双方获益的。再有一个安信地板，打到国际市场上牌子做得是最好，最成功的，我们合作，2006年投资了2700美元，投资以后，一般私募不太进入管理层，因为这个公司并不是派了一个很大的管理团队进入这个企业，这不是你的优势，给董事会提出一些建议，包括企业流程的诊断，根据不足的地方提出一些建议，包括新产品的推出，也在渠道的建立方面提供很多的咨询另外就是帮助安信到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现在安信已经非常成功的进入了美国市场。

再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江苏的钢管厂，这是一个民营企业，自己开发钢管技术，凯雷帮助他引进更新的技术，把技术提高了一个新的台阶，企业发展很快，我们帮着建立了内部的IT系统，规范的生产流程，原来的时候他们通过一些贸易，时间上，环节上，成本上，我们帮助设立分公司，进入管理团队，管理层，进入美国市场，帮助你做一些，这样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业绩。

我们投资企业经过几年，一般是三到四年的时候，从投入到退出，这个钱我是募集来的，一定要还给人家，一定要退出，也不是长期占有，不像生产资本会长期占有，但是这种金融资本到一定的时间就把钱还给投资者，进行下一个项目，所以有一个退出的机制。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对跨国并购的看法，可以分成产业并购和金融并购，私募来讲也可以划分为金融类并购和非金融类并购，我想讲一讲金融并购的特点，刚才我讲的模式，先物色一个比较成熟的企业，进行投资，进入董事会，不进入具体的管理，提出一些长远的战略目标，或者帮助你企业引进一些技术，或者把他推上国际市场，总之把这个企业做到做强，这里不涉及到企业的品牌，不涉及到企业的知识产权，他只是一个目的，我通过股权投资把你做好，然后上市，这样的话，做大了自然他的收益好，前提是股权，一定有一个退出的机制，退出机制还有一个优先认购权，你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我到二级市场往外卖，这个特点就是这么个特点，这是一个时间段。涉及到什么，产业的安全，他和一般的产业并购还有一点区别。另外这种国际并购也是不可替代的，全球化的产物，不仅是外国到中国来，中国还要走出去，目前更多的应该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怎么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入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如果我们有太多的限制，国际上同样会有，我们在华盛顿有一个高级经理，他们专门做美国国会，写文章，做工作，就讲我们对中国的企业也不能够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懂行的人都知道，我们并不希望都以这个作为一种说辞，还是应该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另外，不是一个钱的问题，钱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可以帮助企业做强做大，我们海外有很大的优势，有很多的企业，不是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公司的品牌把它引进来，所以刚才通过举例说明了，这是一个双赢的模式，大家一边讲私募是一个，贬义的，但是世界也好，中国也好，私募资金发展非常非常快，本土的私募资金现在成千上万了，说明这个是有生命力的，希望政策能够加以引导。

另外讲产业安全，我有个美国的同事在讨论这个，他们一开始不知道产业安全的概念，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国内对产业安全也是大家的说法不一，我个人理解一个产业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是否油井正里，如果一个产业没有竞争力的话，光靠政府的保护也不行。如果我们这个企业做不好的话，还有什么保密而言，外国品牌自然占领中国市场，不能靠着政府给你的东西保护，你自己要做强做大，这不是国家安全概念，国家安全就是军工，支柱产业，但是产业安全不能仅仅靠政府。

最后一点，建议和意见，第一，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界定什么是涉及到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什么是允许进的，什么是不允许进的，这样的话，我们做业务的时候，涉及到的我们就不做了。目前来讲，我们做的项目没有国企，徐工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们不介入国有企业，但是我们自己很愿意，国有企业有优势，视野、理念等等。因为我们碰到这个问题，包括徐工从05年到08年这三年，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们说我们无所谓80％还是多少，太长了以后，失去了当时从经济考虑的意义了，我们希望能有界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

第二就是程序上，审批程序，特别是现在有一些机构改革，发改委，工业信息部，是不是商务部，税务局，包括证监会等等，我们希望有的程序能具体一点，成立具体的审批制度。

第三就是时间速度上，国外的做法，美国和其他的市场一般来讲，我们一般是12到24个月，美国其他的市场是3到9个月，时间比我们缩短了，特别是股权投资，时机非常重要，进入企业的时机，退出的时机。恐怕现在就是一个进入的时机，因为企业便宜了，时机很重要，如果时机太长了就没有太多意义。

最后一点配套设施，这么多企业建立起来了，怎么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我们并不是说没有规章，没有制度，希望还是能积极引导这个行业健康的发展。

吴岩：非常感谢孙先生从四个方面让我们分享了改革投资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下面请思科系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吴祯女士做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吴祯：各位领导，业界的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科业务收购和投资部的，在中国我是在北京，说起思科这边，刚才我听了很多讲钢铁，讲粮食，思科不像钢铁和粮食那样直白，先介绍一下我们是做什么。如果提互联网大家可能更清楚一点，思科做的工作就是构建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我们也进入了很多新的市场，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购和兼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个部门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全球40人左右，专门是做业务投资和并购的，独立于其他业务以外。做了很多的收购，思科从99年到现在做了130个收购，但是在中国，目前我们还没有开始，现在这个时点是很关键的时点，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这种环境下，思科怎么用自己的技术和经验来和中国政府有一个共赢的结局，在里面找到一些既利于公司发展，也利于社会进步的机会。我们在中国并没有做过并购，今天我来还是向大家学习的。

大家现在关心的一个事情，大家想了解一下思科在并购里做了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思科的并购是怎么做的。实际上投资部的一个使命主要是在这个市场上发现一些有突破性的创新机会，我们通过三方面的途径促进业务增长，首先我们寻找合作的机会，在我们谈任何并购的时候，首先要界定它在业务上，从战略上将来是什么因的合作关系。第二个工具我们用到的是投资，投资实际上是小于20％的投资，应该是一个小股权的投资，还有就是并购，这里面我们想通过这三个途径引领思科走进一个关键性的业务市场，投资一些战略伙伴，投资一些关键技术，建立业务合作的伙伴关系。

从收购对于思科的作用来说，我们的战略就是通过收购进入新的市场，获取这个市场上有领导地位的厂商，获取他们的渠道和经验，同时也增长和扩大我们的收入来源，扩大思科的产品线，这是我们进入新的市场这一块儿。除了进入新市场以外，老的市场上也想通过并购扩大市场范围，主要是加强我们已经有的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同时获取这方面的人才。如果大家熟悉思科的发展，思科一开始是一对夫妇发明了一个路由器，非常小的产品，80年代中开始，后来成长到这个东西变成了互联网技术，有很多产品的并购和技术的并购，核心业务来说，我们在80年代末进入了交换机市场，到90年代末又进入了周边跟路由和交换相关的市场，包括我们的存储，家庭网关，到20世纪以后又进入数字视频和软件作为服务的市场，最近宣布的收购也是相关的。通过这些收购，我们又收购了一些小的收购，都是补充这些新项目技术和人才的。比如说市场拓展这一块儿，安全领域做了很多相关小的收购，还有数据中心，有无线，语音，核心网关，家庭网关。这130多个心目，当时选这些项目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收购模型，我们收购的时候希望看什么样的项目，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首先我们跟收购公司接触的时候，跟它有共同的愿景，大家在这个市场上有类似的看法，对于技术的潮流，整个市场的走向，有相同的文化，两个团队走到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方式。我们在产业的领域上，方向上有考虑，就是战略重点，同时我们做评估的时候会分析它的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实际上我们达到了一个效果，市场份额扩大，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思科大部分人都是通过收购加入的。还有一个收入的增长，我们衡量整个收购的时候也是根据这几个纬度来衡量的。

从收购的效果来看，到现在为止，130多个收购里面做成什么样呢？刚才大家非常关心的整合的问题，很多人都问到这个整合是怎么做的，我们看一下市场上的并购最大的难题还是出在整合的难题，业务开发团队为核心，相关的部门组成一个虚拟团队，针对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核心的工作组，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我们把IT部门，人力资源部门，法律，服务一些业务部门组合在一起，整个组织收购的时候，很大量的工作都是在收购的前期就已经完成了，从我们同意被收购开始就起动虚拟团队，共同分析这个机会，制定将来的计划，新收购部门的业务计划，我们宣布执行的时候，各个部门都已经各就各位，已经到位，收购第一天开始，新员工系统已经纳入思科的系统，这方面思科还是做了不少工作。

从05年到07年财年属于收购比较密集的一段时间，完成了30多个收购，通过收购已经吸纳了有将近一万名员工，涉及到16个业务单元，跨度是22个城市。判断思科内部对收购的评估，是几个纬度，一个是看收购带来的业务增长，我们从这一块儿，收购拉动的幅度越来越大，04年是13％，05年变成16％，06年是到24％，这两年比例还要高。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的考虑，思科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购以后人有多少还留在思科公司，我们底下有一个统计，这是从收购的时候开始还在思科工作的员工占所有被收购员工的比例，还有45％的员工还留在思科工作，过去5年里面有85％的员工继续还在思科，这还是没有包括最近的这几个收购，如果算进去的话还要高。

这就是我们收购部门在全球范围里面做的事情，实际上在中国我们投了很多钱，投了七亿多美元，两种方式，一种是投基金，另外还有一亿做的直接投资，这种投资从今天的主题来说，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经济发展，我们的投资在这一块儿已经有了很多的证明，思科的投资绝对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我们一亿多的投资里面，最大的一块儿投在中国通讯服务公司，中国电信上市的时候，当时资产剥离出来的一块儿，然后进行重组，三千多家公司合并，经过内部整合变成一百多家公司，07年拿到香港上市，思科当时投了五千万美元，后续投了五千万美元。财务上的考虑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战略上的考虑，这个公司当时国资委拿去上市的时候就有几个方面，一方面大量的就业，这个公司吸纳了十万名员工，到现在还在整合，这支队伍还是在扩大，在电信行业里面这些都是服务的员工，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他们做的是非常基础的服务，做通信系统的建设，维护，还做一些产业开发。思科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帮助你想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他们的服务水平怎么从最基础的逐渐上升，从一个掉一下线拉一下线的水平，怎么开发出一些针对新型市场，有创新性的应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旗舰项目正在运行。

另外还有一个管理和应用的水平，我们通过投资构建的战略关系把很多技术带进去，对两边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项目，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很重要的考虑，投资于教育，为什么原则教育投资呢？我们想把技术应用到治厂上，能让边远地区没有这种条件的人也能享受到跟大城市同等质量的一些教育，比如说远程教育这一块儿，我们投的是远程教育公司。我们帮助这个公司构建远程教育平台，把北师大的课程带到边远乡村。同时在人才培训这方面思科也是有很大的成果，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工业园区，考虑产业升级的时候想作为BPO，业务流程外包这方面想做一些工作，过去他们都是以制造中心定位的，很多外商投资都是把中国作为制造基地，现在大家都围绕着服务基地，服务于金融、电信这些行业，通过我们的投资公司给他们提供很多的人才培训。

总结起来，并购对于思科的意义，出于公司本身业务上的考虑是一个成长的考虑，我们进入新市场，扩大我们的市场，从公司的业务上是符合逻辑的。我们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从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考虑，关键的作用，思科的并购通过这种手段来扶植新技术在新市场的应用，我们想找到当地的伙伴帮我们推广对社会的福利，同时给这个社会灌输一些求新的思维，本身我们是在不断的求新，不断的改造自己，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文化带入团队里拉动经济的发展。

今天也是向各位来学习，我也是在考虑思科进入新的阶段，在中国考虑投资并购的时候，我们有哪些机会可以跟大家共同参加，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政府相关部门建立更好的配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谢谢！

吴岩：下面我们请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总编周为民先生做一个结论性的发言。

周为民：今天这个会，这个主题是非常及时，是现在所应当深入讨论的，我们改革开放经过30年了，现在又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回答，包括改革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民族品牌，自主创新等等关系，这个会我觉得主题是很重要的。简单的说我想讲第一点，我们今天回答这些问题目的在于什么呢？必须要非常明确，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是为了发展开放型经济，这是我们的目的，这一点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上也是明确的，十七大报告，中央一再强调的，包括这样的内容，这是我想简单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应当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更加深入的来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的合并重组乃至于跨国并购等等，这是企业的行为，这是市场行为，而且其中很多在市场经济发展当中，在市场竞争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竞争方式，以至于市场本身创造的组织工序，组织方式，而这样的一些组织工序，组织技术，组织方式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的展开，空前的得到了推动。在这种情况下，这点是我们考虑问题非常重要的着眼点，经济全球化要求生产要素，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在全球的范围内更活跃起来，更流动起来，能够更有效率的配制起来，因此才有这样的一些市场行为，一些竞争方式。所以这是，包括刚才我说的企业并购，乃至于跨国并购，这个特点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认识。充分认识这一点什么意思呢？真正把握住问题的实质，而不要总是停留在像前面志乐教授还有其他同志所说的一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乃至很多似是而非的说辞当中来模糊我们的方向。

今天的题目是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特别要强调跨国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讲产业安全归根到底发展了才是安全的保证，如果不发展那是最不安全的，这个道理我就不用说了，我就简单的提一下。而要发展，根据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它是不断的过程，30年前我们面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很明确的提出来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在今天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上，是不是还仍然有继续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呢？仍然是有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深入展开，因此给我们提出了在这样一个阶段上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按照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展开的要求来解放生产力。而前面所说的像市场竞争方式，企业的买卖，股权的交易，合并重组等等在我看来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让各种生产要素更加活跃起来的一种方式。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在今天的条件下，回答前面说到的各种问题，包括疑问，很重要的就是要解放思想。其实这两条就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理论和实践当中的基本经验，理论上就是要解放思想，实践上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现在这个阶段上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进一步改变那些不适应大趋势的做法、体制、观念等等。

最后一点，今天的会内容也是非常好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体现了一种郑重的，从实际出发的研究，大的方向来说，这和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也和中央一再坚持的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笼统，一说到并购，马上就是这个安全，那个安全，这样说不清楚。通过一个一个案例来看，这样的一些行为，这样的一些方式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利，是不是促进了发展，是不是使生产要素，他的配制更加有效了，这样一个一个案例来讨论，来分析是非常好的。当然了，现在有这样一些疑问，有这样一些质疑不奇怪，实际上30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充满这些问题，包括一些质疑的。从最初打开国门，最初引进外资同样是很多争论，所以这个不奇怪。另外还有一条，今天在讨论的时候所谓安全问题，产业安全问题，经济安全问题等等，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全球化现象。当中国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也碰到这些障碍，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一样，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但是对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笼统，否则的话一笼统起来，一个上政客的当，第二上一些企业的当，有些企业他提出这些，其实是出于自己的商业利益，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但是最方便的借口是什么呢，这种大旗号，国家安全，民族品牌如何如何，这就把问题的是非模糊了，在美国包括一些议员，政客也是用这些大字眼模糊问题的实质。要真正的回答这些问题，就应当像这样，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说明。

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最终我们要明确一点，如果离开开放的环境，离开开放的经济，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可能的，举例子像汇源的事情，说品牌很重要，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出现更多的，更好的本土的品牌，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拒绝像这样一些合并，纯粹是市场行为，企业行为的做法如果是这样的环境，真正好的品牌生长不出来，其他的自主创新也是这样，这就是我想简单说的几点，谢谢大家！

王志乐：我补充一句，周总编办的中央党报学习时报是公开发行的，网上都能看，这个报大家应该关心，里面有很多关于社会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论坛，周总编本人又是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的常务会长，从市场的角度来研究开放的问题，有非常独到，非常深刻的看法，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察看网上的学习时报，很多东西都有。

吴岩：下面接着请人民日报经济部的潘主任也做一个点评。

潘岗：上午听了几位企业家和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在国内大家都知道，对产业安全很关注，我想这不仅是中国，中国与前一段美国的国会，包括其他发达国家进口的一些东西，引起了一些争议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刚才讲到商务部成立这么一个司，在这个前提下研究保护产业的安全，我想是刚才大家讲的，要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产业安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含义，在这方面像凯雷提出来，哪些我可以去投，哪些我可以不投，他希望国家有个明确的政策建议。但是这个东西界定起来是很难的，像美国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拿到国会上去折腾半天，他放到政治意义上，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话又说回来，可能还是得具体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去调查。

作为企业和咱们实际工作者来讲，需要明确，作为政府这一块儿也想明确，但是又不可能一劳永逸，我现在定一个产业政策，哪些产业可以投资，哪些产业不投资，可能又是一个粗线条，所以在审批上，监督管理上会有一个难度，这可能是今后需要长期去研究，去讨论的一个问题。

第二，对讨论产业安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来讨论，作为中国来讲要发展，要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只能是大踏步的借鉴国外的先进的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过去几十年咱们关起门来不行，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中央提出来还要坚持改革开放，说明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到头了，还是要提高利用外资广度、深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考虑到产业安全，只能是在促进产业发展中间来探讨产业的安全。如果产业没有发展，萎缩了，谈不上安全，这一块儿正如中央讲的，要用发展的眼光解决发展中的危机。大家都是经济界的，中国这30年我们回头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说是辉煌的30年一点都不过，但是又面临很多很严峻的危机，包括一些重要的产业发展，在这一块儿我想只能通过扩大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点我想说一下，作为媒体来讲，大家觉得是媒体炒作起来的，这确实是一个假象，刚才讲的几个案子，确实有一些市场媒体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竞争得很厉害，没准他的广告商都在里面，但是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葛局长在那儿，是我们新闻单位的大主管，不断的通过一些协调，提醒让大家注意这个东西。你要报道就作为经济纠纷去报道，作为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建议就作为建议去报道，葛局那儿老是教导我们，各新闻单位要注意一些经济现象背后的一些经济利益关系，这方面我想会做得越来越好，也请大家放心，谢谢大家！

周胜瑜：我先解释两个事情，第一就是我的身份，我的董事长助理不是中联重科的员工，中联上市以后，一直负责公司治理结构和收购兼并这一块儿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顾问的身份，但是久而久之从公司内部到公司外部都以为我是董事长助理，所以我就将错就错，尤其是在收购兼并的过程当中，以助理的身份出现比以顾问的身份出现好开展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对不起，因为我昨天刚从意大利回来，没做任何准备，我随便讲一点。我想讲三点，第一点介绍一下中联重科，第二介绍一下中联重科的购并，这两点我可以以董事长助理的身份来讲，因为我一直在协助这方面的事情，我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第三点我以顾问的身份谈一谈我对现在这个主题的看法，顾问的观点肯定会影响到企业，否则的话顾问就白当了，但是顾问的观点肯定不代表企业，顾问的观点可能比企业要激进一些。中联重科是很低调很内敛的企业，董事长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这次收购意大利的企业，意大利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中国教授来到了意大利，

再过两天就是中联重科成立16周年，这个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下成立起来的一个企业，张总当时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的时候自己下海，带了七名研究人员办了这个企业，当时做的主导产品就是混凝土输送机械，到现在这个企业到今年上半年产生的利润是九个多亿，产品线覆盖了混凝土输送设备，矿山设备，土方机械等等，除了混凝土输送设备以外，其他的产品线都是通过并购完成的，我们的并购并不是简单的1＋1，我们把每个产品线并购过来以后做的变动很大。比如说我们收购的第一家企业是湖南机床厂，这是一个长期亏损的老国有企业，由于这个产品的市场空间很小，所以到现在，每年产生利润也就是一、两千万，去年我们又把这一部分产业剥离出去，跟一个假洋鬼子，美国的常青集团组建了一个新的企业。我们收购的普原（音）机械，收购之前利润就是一年一千多万，收购的第一年，把它一分为二，当时管理层有一些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进了上市公司，一部分进了大股东，第一年产生的利润是1.8个亿，现在这一块儿已经成为中联重科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今年的利润可能会在8个亿左右，我们一般把并购是加法加乘法，先做加法，再做乘法。

第三点并购的特点，我们以前在国内的购并主要都是产品线的扩张，立竿见影，见到利润，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完成了一次海外的购并，这是一次国外的竞标收购，我们收购的是世界上第三大混凝土生产企业，意大利的企业，这家企业成立在20年代，前一段时间刚刚过完80岁生日，我们是一个16岁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