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题为《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的论文称，1995年至1999年，15岁至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之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5.2名农村女性自杀。而2011年，这一数字减少为每10万人之中只有3例，降幅超过了90%。该报告发表于德国《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杂志。
其实，这个看似“夸张”的结论并不孤立。根据景军团队的统计，1998年之后，农村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男性的现象得到扭转，至2010年，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已经较1987年下降了78%。
香港大学另一个2012年发表的有关自杀的研究项目，对山东省近20年间的自杀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了95%，全部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也下降了68%。
同年，整个国家的自杀率也在下降，《经济学人》援引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称，2012年中国每10万人自杀6.9例。
叶兆辉将之称为“诡异的现象”。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出现这一变化的前提是，中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进行大规模宣传干预。“这种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设施等增加的基础上的。”景军也强调说。
这让从事自杀干预研究几十年的叶兆辉有些困惑：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的流行理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相互疏远和更高的自杀率。
一些数据也表明这个理论在更富有的发达国家成立。比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3年，全球平均自杀率从每10万人11.6例增长到了14例。而中国恰恰相反，并且中国周边的富裕国家明显存在更高的自杀率。
农村女性的“贡献”
中国自杀率的下降，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的降低。报告称，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降；同时，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左右。
“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益处。”叶兆辉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可能。”
针对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原因，该报告着重分析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即我国境内大批农民离开乡土到城市打工，包括女性的广泛参与。
1987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者共1050万人，而到了200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达1.4亿。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在2006年的农村外出打工者中已经占到36%，其中年轻女性占绝大多数。
叶兆辉指出，人口迁移帮助农村女性远离了农村最简单的自杀方式：喝农药。据称，“中国农村75%的农药是一直存放在家里，不是特意为了自杀去买的，如发生和配偶吵架之事，农村妇女到家里拿农药就喝了，根本没有思考，其中62%的人抢救失败”。
张欢就是在家里楼梯的背后，找到那瓶标着氧化乐果的液体农药的。这是她丈夫买来为棉花除虫的，在她企图自杀时，虽然家里已不种棉花，但还留着它。
氧化乐果是一种有机磷农药，不少人选择用类似农药来自杀。《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09年10月号刊登了一项调查有机磷农药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报告称，使用有机磷的地区自杀率较高，慢性有机磷中毒可能会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进而导致与这些精神疾病相关的死亡。
该简报发布的前一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发表了一份题为《急性农药中毒临床处理》的文件，宣传对象以决策者为主。
“农药的毒性下降也对降低自杀率有所贡献。”叶兆辉严肃地说。
这一问题早此年已被关注。甚至有不少精神卫生学者呼吁对农药进行稀释。“这也是农药毒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景军介绍说。
但他更为强调的是“离开”。对于许多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而言，前往城市打工，可能面临种种的压力和困难，但即使这样，也比她们留在农村要好。
景军认为，个人的抗争是中国农村女青年自杀率高的最佳解释。这种抗争往往发生于家庭内部，同妇女地位、婚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配、育儿养老等问题交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杀者在最近一年的生活状态和最近一个月内的重大生活事件与自杀致死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家庭暴力为例。一项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显示，在问卷所给出的4种选择中，47%的人选择了“丢脸”；38.2%的人选择了“无所谓”；12.7%的人有自杀的念头；9.8%的人内心有恐惧感。还有的妇女什么也没有选，而是写上“不能忍受”、“想离婚”等。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家暴在乡村文化中的不被察觉和被宽容。
报告认为，农村女性的迁移，使得她们在一年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离开了既往的来自农村的普遍家庭纠纷，告别父母的压力，以及其他贫苦乡村里的生活压力，也包括远离农药。
据称，西方发达国家自杀与自杀未遂者90%都患有精神障碍，而我国因精神障碍而自杀的只占63%。通过对自杀未遂者的调查发现，很多人其实并不想死，只是一时冲动。如果远离农村的处境，或者农药当初并未存放在家中，有不少悲剧可以避免。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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