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郁(资料图)
终于可以拍大片了
在《可可西里》的拍摄过程中，有一次收工回去的路上，坐在副驾驶的陆川回头跟坐在后排的曹郁说：咱们将来拍部南京大屠杀的戏。
那么大场面，可能吗？“咱先把这五六个人的戏给捋顺了再说吧。”曹郁没往心里去。
2006年，当陆川找到他讲述《南京！南京！》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闪现的全是‘脸’——在战争中幸存或死去的一张张脸，我认为这是一部关于‘脸’的电影。它和《可可西里》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环境的艰险是《可可西里》成立的前提，所以环境表现是最重要的，而《南京！南京！》表现的是战争中人的精神状态，很抽象，还有一种诗意的神性在里面。”
“拍成黑白片可以吗？因为黑白片可以排除色彩的干扰，直达人物的内心。它是抽象的，有一种天然的精神提纯作用，你会有走到人的灵魂里去的感觉。而且，大屠杀场面会有太多流血的镜头，我怕观众会忍受不了。”曹郁问。
陆川有些犹豫，因为《辛德勒的名单》就是黑白电影。
制片人则担心观众不会为一部两个半小时的黑白片买单，毕竟，在中国已经有20年没有公开发行过黑白电影了。
曹郁拍了3次黑白和彩色对比的试片给他们看，最终，银幕效果说服了他们。
《可可西里》当时的投资只有七百多万，《南京！南京！》投资8000万。“我们终于可以拍大片了！”曹郁激动地想。
头几天的拍摄，全是拍大片用的摇臂，但影像效果却像缺少情感的商业大片，他决定从摇臂上卸下摄影机，扛在肩上，第一次手持拍摄就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感觉——特别真实的纪录感。
《南京！南京！》 中，曹郁用彩色胶片拍黑白电影，这在国内是第一例。
陆川说，在《南京！南京！》中，摄影师曹郁更像一个演员，像观众的眼睛一样，穿越那段灾难。
在这部影片中，90%的镜头用的是肩扛摄影机拍摄，“这有一种纪录感，同时又让你感到很贴近、很随意。我们也可以用专业移动设备，让你几乎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就像很多商业大片的拍法，但这样就缺少一种触感、真实感。当演员想要传达一种情绪时，你把摄影机慢慢靠近，观众就会更容易接受这种感受，这些完全是即兴的，肩扛摄影机的作用是其他机器所不能代替的。”
在拍刘烨穿过城门看到对面日军的那场戏时，拍之前大家都在等待曹郁的状态，他在听音乐酝酿感情，等到有了感觉，扛上摄影机就去拍，这个镜头一气呵成。“你们在看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实际上镜头的拉近是有韵律和节奏的。”
2009年11月28日，凭借《南京！南京！》，曹郁第二次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提名。
这一次，他没去现场。
当时在拍张扬导演的《无人驾驶》，那天正好要拍一个大场面，人好不容易凑在了一起，他不好意思请假。而且，“都得过一次奖了，这次肯定不会再是我了。”
这一年，金马奖的主题是向摄影师致敬，曹郁第二次获金马奖最佳摄影。
“后来才知道是这样一个主题，电影节上有过几次这样的主题啊，挺珍贵的，有点遗憾。而且，我没去，人家照样把奖给我了，这让我非常不好意思。”
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第3届亚太电影大奖最佳摄影、第四届亚洲电影大奖、第37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摄影奖第二名runner up奖……《南京！南京！》把曹郁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潮。
真正的艺术家，都有孩子气的一面
1988年，电影《末代皇帝》在中国上映。其中故宫部分的拍摄让14岁的曹郁很不解，“为什么电影上的故宫和我眼睛里看到的不一样？”他跑去午门和太和殿看，站在影片中的拍摄角度，却怎么也看不出电影里的感觉。他想，一定是摄影师把它拍成了这个样子，从那时起，他对摄影师这个行业充满了崇拜和兴趣。
曹郁的父亲是北影厂的编剧，带他去过拍摄现场。
在现场，他看到的摄影师“都特别厉害，身上有一种老电影厂人的严肃和认真，但是也有很霸气的东西，看着让人害怕，难以接近”。但是在《末代皇帝》的纪录片里，他看到的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非常随和。现在回想，“可能北影厂摄影师的身上没有比较纯真的东西，而那些真正的艺术家，都有孩子气的一面，有很强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的区别在于，你经历过的每件事、每个成长的瞬间，都是为你拍出或者理解一个新的画面服务的，这个叫艺术家。艺术家也有级别的，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伟大艺术家的级别，我也不认为现在有多少人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用这个标准衡量的话，屈指可数。”
从第一次看过《末代皇帝》后，他每年都要看几遍，“前两天才又看了一遍，一个是它有好多好多值得你学的地方，再一个是因为它是我热爱摄影的一个缘起，所以我总要在里面再吸取些营养。”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