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香主编态度：白酒税收该怎么征合才适？

丁佐宏的议案一定是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有其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即如其所言，目的是通过税收杠杆作用，遏制酒类资本市场无序扩张，恢复“酒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的产品本质。那么如何通过税收杠杆作用来实现其目的，丁佐宏的议案中有两个核心的着力点，一是扩充征收税基，对酒类行业以社会平均利润作为参照标准进行征税，超额部分则加以重税；二是增设征税环节，要覆盖全产业链，不仅在生产端，还要在流通端。

那么其科学合理性和可执行性究竟如何，各界人士多有分析，其中尤以董宝珍先生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提出，对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加以重税，将对白酒企业产生“持续固定损失”，进而降低白酒企业的估值水平。董宝珍秉持价值投资论的观点，对当前白酒上市公司市值普遍偏高的现象也心存忧虑，然而他认为对白酒的超额利润加以重税，理论上会形成财政收入，股东收益收益减少，进而强有力改变白酒企业的内在价值；而且，累计重税也会降低企业的成长率和盈利规模，估值水平也会随之下降。

董宝珍的分析是否具有参考价值，我们需要以史为鉴，加以分析。

以税收为杠杆调控酒业发展，以实现“寓禁于征”的管理目标，这是世界各国最为普遍的策略。其核心策略是以税收为杠杆，当酒类发展有利于经济繁荣时，通过降低税率来鼓励酒业发展，当酒类发展与经济繁荣或社会民生发生冲突时，通过提高税率来对酒业发展加以限制。中国关于“寓禁于征”的记载，最早见于《商君书》的“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大秦以耕战为立国、强国之策，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商鞅变法通过征收高额税赋来抬高商品价格，减少消费数量，从而达到限制商业发展的目的，酒是其中重要的商品种类。尽管商鞅变法素以法令严苛著称，但并未对酒加以禁绝，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因为根据战国以来的文献记载，当政府要限制酒业发展的时候，加大税负是相对有效的方式。相反，当社会经济需要自由生长的时候，政府就会出台大量减税降负的政策，酒也涵盖其中。

对酒业的超额利润加以征税，无疑是在增加酒业税负，从而抑制酒业发展。董宝珍先生算的是影响酒业内部发展的一笔账。其实我们还需要算一笔经济大账。因为酒在经济发展中的正相关的作用，也必然受到影响。比如酒是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的作用，是否有其它价值等量的产业可以替代？酒在远离中心城市群的偏远地区是支柱产业，当地是否也有可替代其等量价值的产业？

有业内人士也对超额利润加以重税的可行性存疑。汇总其观点，大致分为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该归属哪项税目；一个是征税环节下沉，谁来执行。

首先，对超额利润加以重税，如果归属消费税，而白酒消费税目前实施的是从价、从量双重计征，即20%的从价税和0.5元/斤的从量税，本身就是税收杠杆限制发展的产业，如果加征，计征体系该如何调整？调整后对税收杠杆作用于宏观调控酒业发展的利弊，该如何权衡？

其次，消费税征收从生产环节下沉到零售终端，理论上讲是扩大税基的合理途径。白酒消费税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下沉到到流通环节，税负从生产企业转向流通、零售企业，董宝珍所担忧的白酒企业股东利益受损和估值水平降低等问题也就不存在。但如果真的环节下沉，是否有相应的执行团队和技术手段，防止税收流失？丁佐宏所期望的恢复“酒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的产品本质，而目前炒作名酒、老酒主要发生在二级市场，对反复交易的名酒、老酒，对其消费税又该如何计征？这些技术性问题该如何解决？

当然，丁佐宏的议案认识到白酒目前普遍存在的个别产品市场过热，个别企业估值过高的现象，而董宝珍的分析也在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白酒若要行稳致远，必须遵从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保持恰当的理性与克制。白酒市场几十年跌宕起伏和大浪淘沙的事实证明，任何的投机和冒进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市场规律的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