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走进匡时博物志专场--杨凯琳与王季迁的故事（二）

王氏鉴画，还十分注重笔墨风格的比对。如五代赵幹《江行初雪图》卷：“赵幹真迹，恐仅此为可信者。树法笔墨，与徐悲鸿旧藏董源《溪岸图》（画名为张大千所定）极似。赵幹为董源弟子，这两画可互为印证两者之关系也。（1959年）”《溪岸图》后为王氏从张大千处购藏，现已归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五代丘文播《文会图》轴：“定为丘画，不知何据。（1959年）”“画甚好，似宋画。一部分人物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校书图》同一稿本。这两张画都非常好。（1963年）”谢稚柳先生也认为：“人物与世所传《北齐校书图》同一粉本。或为宋摹。”而对从未见过其画作的杨维桢《岁寒图》，或从未见过其画猫等动物的商喜《戏猫图》等，因没有可供比对研究的证据，则都以“笔墨真假可疑”、“画真假难讲”之类的说法存疑。最典型的是关于燕文贵《夏山图》卷，此卷原亦为王氏藏品，后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王氏认为：“（1）燕文贵师李成。《夏山图》的笔墨和李成的笔墨有连带关系。（2）《夏山图》里的笔墨和辽宁博物馆的《茂林远岫图》（笔者按：王氏认为此图是存世两张最靠得住的李成作品之一）的笔墨非常相似。（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溪山楼观图》和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藏《江山楼观图》这两张燕文贵画的笔墨和《夏山图》的笔墨很像。”尽管经方闻、谢稚柳诸先生仔细研究，多方论证，改定为传燕文贵画风的屈鼎之作，且获诸多支持，但王氏还是坚持：“如果讲《夏山图》是屈鼎的画，他的笔墨证据在哪里？”

传为董源所绘《溪岸图》在书画鉴定界引起很大争议

笔墨之外，王氏也留意纸绢材质，尤其是与笔墨关系密切者。

南宋夏圭《溪山清远》卷：“真迹神品。（1959年）”“夏圭笔墨笔法受李唐的影响。夏圭的画没有优美、诗意、生动的感觉。有时候，夏圭山水画所用的纸是已经喷过胶的，这纸不容易吸收水墨，这样可以产生毛的笔法。（2002年）”

明董其昌《葑泾访古图》轴：“真，好。此画是在高丽纸，一种明代特种制造的纸，滑而不太吸水。所以画在这种纸上，笔墨不表示出来，很乏味。此画跟《婉娈草堂图》笔墨很像。（1959年）”

明赵左《云岩白瀑图》轴：“真，不好。绢本，笔墨难发挥，而此画用笔浮滑。（1959年）”

尤其是对北宋崔白《双喜图》轴，王氏虽认为“似为崔氏真迹（1959年）”，较谢稚柳先生许为“崔白画之唯一可信者”，稍持谨慎，但却注意到：“此画非双拼绢，可见北宋也有阔绢。（1963年）”由此联想起当年谢稚柳、徐邦达两先生就佚名《雪竹图》时代问题的论争，徐氏在其《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载《艺与美》1983年第三期）一文中，曾就此画绢幅，提出看法：“又徐熙是五代时人，那时绢幅的门面宽度，一般不能超过六十厘米以上（这是我们用许多两宋画来对比之后得到的结论，详可参阅拙著《古书画鉴定概论》第三章）。此图阔约一米，系独幅绢，那起码要到南宋时期才能见到。凭这一点，至少不能承认它是南宋以前之物，是无可争议的。”针对此说，谢氏反驳的证据是：“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卷，它的长度为十一·七二一米，在今天的两宋书画中，见过第二张这样长的纸吗？”并揭出：“这幅《雪竹图》很不幸，没有依照徐先生所说的是‘独幅绢’，而是双拼绢，还不到六十厘米。”（《再论徐熙落墨——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后收入《鉴余杂稿》1989年5月第2版）而王季迁先生特别指出这幅宽103.4厘米的《双喜图》不是双拼绢，并点明“北宋也有阔绢”，不仅能为谢氏之说再添一证，更可见其鉴画时在细节处视点精准的学术敏锐。

《读画笔记》中有时还记下一些古画名作的相关佚事，皆可备闻。如传为刘道士的《湖山清晓图》轴，“本有巨然款，隐在左山石间（张大千花了六条金子买来。过了六个多月，款为张大千抹去），改定为刘道士笔。张大千以为画中无和尚，有朱衣人似道士。古籍所载，以此列刘道士。余尚得张大千购得此画以前之照片，巨然二款字，隐约可辨。此画笔墨浑厚，结构绵密，似非小家所能拟制。仅以和尚道士为别妄说，未免唐突古人矣。此画可能是真巨然，待考。（1959年）”谢稚柳先生则在其《〈湖山清晓图〉与巨然、刘道士》（收入《鉴余杂稿》）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说：“这一图，曾被认作是北宋刘道士的画笔，因为他的画派与巨然接近，而在左边的山路上，有一个红衣道士……事实上，刘道士的画，经过历史所证实的传本，早已绝迹，无从来辨析这些叙说的夸张性。但从这一图的风骨与情采来认识，它与巨然的画格显然有着相当的距离，固无须依赖和尚道士来作为辨别的主要依据。不过，它确实是如米芾所说的‘江南画’的风格，与巨然为同一系统同一时期。而对真实情景的修饰润色，是这一图与巨然画派的分野之处，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形体。”而对古画旧款涂刮添改，又是书画鉴藏史上常有之事。吴湖帆《丑簃日记》（载梁颖编校《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廿四日中记：“王季迁取来宋人《辋川图》绢本卷，甚旧，确是宋画，笔法学卢鸿草堂，稍涉俗工气味。原有龙眠伪款，余属季迁刮去，尚可当马和之、萧照等观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亦为书画鉴藏家兼古书画复制专家的王氏弟子徐世平先生，在纽约古董市场购得有“龙眠居士李公麟制”款字的《海会图》卷后，请老师评鉴。王氏除盛赞“好笔墨”外，斟酌之后，特意叮嘱：“千万别把落款刮了！”

《读画笔记》中第十一章“各地博物馆收集的王季迁藏品”，由整理者杨凯琳女士据相关资料编撰而成，共录曾经王氏收藏、又流归美国及其他各国收藏机构的历代古画一百五十六件，并简要注明其递藏大略。不仅能由此略窥王氏丰富珍藏之冰山一角，而且还能偶补有关研究之缺。如专事故宫书画散佚始末研究的杨仁恺先生，在其生前经两次修订增补、迄今最称完善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全彩版《国宝沉浮录》的“《佚目》书画总目简注”中，仍记明代董其昌《江山秋霁图》卷：“《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真迹。由张叔驯携往美国。”今据杨女士所录，知此卷亦曾经王季迁先生收藏，后归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系“向J. H. Wade基金买”。张叔驯则为南浔适园张石铭（钧衡）之子，张葱玉先生叔父。精鉴赏，尤以收藏历代珍稀古币著称。王氏获董其昌此卷，很有可能即是在美国从其手中购得。

也许是想仿照比较规范讲究的学术性著作的通例，整理者也为《读画笔记》撰写了注释文字，并有参考文献及三种相关索引，附于书后。但让人略感遗憾的是，注释中的相当部分，却实在不怎么规范讲究。尤其是关于历代人物，似多仅从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工具书中简单转录非第一手资料而成，粗略之外，时见差错。如将实系文徵明弟子的居节，仅称为“文徵明知友”；吴梅村诗作《画中九友歌》，又被当作“他的画《九友歌》”等等。至于只用 “二十世纪写书的”就一笔带过的朱省斋，其实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古代书画在海内外各方之间聚散流转过程中极有关涉的人物。朱氏原名朴，字朴之，无锡人。因父亲是画家，故其于书画，亦有兴趣，且能鉴赏。早年混迹政海，抗战时附逆，在汪精卫手下办《古今》杂志。又从著名汉奸梁鸿志处得见其家藏历代书画名迹，且娶梁女为妻，因更多观览品赏之机。后往香港等地，以掮贩书画谋生，周旋于名流藏家之间。张大千当年在海外买卖古代书画，一度也都由其经纪。所著《省斋读画记》、《画人画事》、《艺苑谈往》、《书画随笔》及《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等，皆颇可读；其中记其亲见亲历之有关书画方面的人事及佚闻，尤多难得掌故史料。

当然，注释中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资讯，以王季迁先生口述者居多。如王氏所藏武宗元《朝元仙杖图》卷，系从一古董商人手中易得。后那人觉得吃亏，遂与王氏对簿公堂，结果王氏赢了官司。今转述此事者，多仅言其为犹太人而未及究竟是谁。《读画笔记》第十一章注13中，则不仅道出其人名叫Walter Hochstadter（侯时塔），更记：“王季迁讲，侯时塔眼光很好，但他吃亏多疑。买了宝贝很快就起疑。”“2002年，王季迁口述：侯时塔打电话谢他，问候他。因为侯时塔有个客户问王季迁关于侯时塔要卖的画的真假，王季迁说绝对真。”而同章注3又记：“王季迁口述：当庞莱臣卖画给弗利尔先生时，有几张宋元画退还给庞莱臣。那时洋人对中国画不像现在这么熟悉。王蒙《夏日山居图》和钱选《浮玉山居图》，庞莱臣开价每张是3000-4000美金。这两张画退了回去，因为没兴趣。”如今，这两件名作，早已分别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的珍藏之宝。（内容来源：《王季迁读画笔记》杨凯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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