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自由是自己给的（二）

卫铁：是回忆起来很美好，还是当时那样你真的觉得美好?

徐冰：当时呢，你根本感觉不到美好不美好。实际上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况和生活，因为整个社会的环境、整个国家的提倡和我们自己的追求，其实都是命定了让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你觉得这是合理的，所以你是认定的，而且你是乐意去接受的。我在那个过程中学到和了解了许多东西。说实话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穷困的，它的生活状况呢，差不多是有点像……像非常原始的状态，有些地方有点像那种母系氏族社会的感觉。我在“愚昧作为一种原料”中提到过。

卫铁：你当时是不是办黑板报、办报纸?

徐冰：我这个人一辈子不管到哪都是办黑板报的，因为没有什么别的能耐。但是这一点，我可以发挥得挺好。我父母是在北大，北大是“文革”的重灾区，“文革”的时候，我们家就变得很倒霉，父亲成黑帮了。那个时候讲究血统论，就是说你父母有问题，儿子也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尽可能发挥自己所长。那个时候讲究“拿起笔做刀枪”什么的，只要谁会写字，谁会画画，就属于一个有用的革命工具。我对政治不敏感，但是呢，我喜欢把那些大标语、大字报给做得特别工整，或者给装饰得非常漂亮。我对字体很敏感。我工作加倍努力，因为我想通过这个，证明自己是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这有点像古代寺庙里抄经的人一样，洗刷与生俱来的污点。我后来的作品，很多跟文字有关系，而且我确实对文字有点敏感，这是有原因的。

文字、字体包括中国的书法，实际上它带有很强的政治和社会的含义。比如说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日报副刊、重要的话或者是马恩列斯毛的话，要用什么样的字体，反面人物大概要用什么样的字体，其实都是有讲究的。这些，让我们了解了汉字和中国字体更深一层的内容。后来我搞了跟文字有关的作品，很多人挺吃惊的，觉得徐冰书法挺厉害的。我说，其实不是我的书法厉害，是因为在“文革”的时候，有很多的机会训练自己。我可以把那个大标语写得特别大;不用起稿，写得非常快。其实我当时年龄很小的，可是别人看了以后都是觉得是成人写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文革”期间或者说在我们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所经历和获得的别人没有的东西。比如你刚才问我说，这么多人插队，你怎么就成了一个看上去有成就的艺术家。我想，是因为我懂得如何把我的局限性使用好，把它发挥成别人没有的，唯独我们才有的一种营养，运用到我们未来的或者是现实的文化建设之中。

卫铁：从一个知青变成一个美院的学生，这个过程顺利吗?

徐冰：这个过程不顺利。当时，我太想上美院。我很早就知道有一个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微博]，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我父亲他说，学画画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所以就成为了我最初的理想。当时就想，我以后一定要上中央美术学院，而且要成为一个专门画画的人。去插队其实也是和上美院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留在城里的一个街道工厂，我上美院的可能性就小。而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有一些作为，上美院的机会就大。当时美院招生是美院的老师教授去报社啊、文化馆啊这些地方去了解哪有表现好、画得好的年轻人，再把名额分到这个地区。

我是很晚才跟美术界有一些关系。我被调到县文化馆搞创作，创作搞得不错，以后又调到中国美术馆改画，就是为了提高参加全国的美展。我在美术馆改画的时候，我去上厕所，在路上我就听到一个人说美院招生的事。我一听这个事，胆子变得大起来，我就说我可以上美院吗?他说你是谁，我就介绍，我是知识青年，我画画也不错。反正跟他聊了一会，最后他说：徐冰，你画得不错，但是你还年轻，你先在农村好好干活吧。我一听，心里挺凉的。但是我又琢磨，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啊。我想，肯定是市美展办公室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从那以后我就认定了，美术学院一定得把名额分到延庆县来招我。

后来招生就开始了，北大、清华其实有很多我父母他们的朋友，什么医学院、外语学院都去招生。最后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你呢，什么学校都得上，就是为了离开农村。我没听她的话，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是上了任何一个学校，我想当职业艺术家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我就等着美术学院来招我。但是最后招生工作都结束了，美院还是没来。后来有一次避雨时，听几个人在那说北京话，我以为是美院终于来了呢。最后他们说，是电影学院招摄影的。美院没戏了。那我就说是画画的，我把画给他们看，当时他们就决定要我去电影学院。我的材料就被送到县招办，最后这个时候，美术学院才来人。美院和电影学院的孟老师交涉以后，还是把我让给美术学院了。后来孟老师说，我画的其实已经不错了，说我们电影学院不需要画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还挺好，我挺感谢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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