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以怨报德的说法，张伟平所作所为似乎也难以解释。毕竟，他因为张艺谋挣了大钱，出了名，耍了威风，给妻儿办好了澳洲身份，而且白拿一套房子、一辆车，张伟平为什么觉得委屈？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难道，真是“升米养恩人，斗米养仇人”？张太太当初是巩俐影迷，那么喜欢巩俐，后来却编造种种目击者的证词，伤害于她；张伟平始终说，自己对张艺谋最是善待，手足之情也好，肝胆相照也好，都敢拿血肉之躯打比方，结果是背后乱箭齐发，难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
即使不算张艺谋给的演员经纪那笔钱，仅就他给张伟平那套二环与三环之间低密度的北京房产，加上那辆吉普车，按时价来算，已经冲抵张伟平支付的片酬——换句话说，打《英雄》开始，跟张伟平合作这十几年来，张艺谋算是白干了。赔本你倒是赚吆喝呀？可惜张艺谋不仅在经济上颗粒无收，这个阶段他的声誉也下滑严重。张艺谋啊，这是何苦，为了一个概念中的“兄弟情深”？
张艺谋自述和张伟平，就是“两个奇葩的相遇”。张艺谋说：“人在异化的过程中，是难以自察的。每当电影上映，张伟平就引导媒体文章归兄弟情深的方向走。他冒充投资人的时间长了，造型摆习惯了，他真感觉自己就是投资人；文章里描述他如何出手救我于水火，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信得热泪盈眶的。因为张伟平越说越多、越说越信，我从不反驳，十几年来重复这个神话，他把自己都骗了。张伟平坚定地认为，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辞而别，才是大逆不道。张伟平自认对我所有的追剿，都出于正义。”
关于近十年来孤家寡人的处境，张艺谋回溯了历史。他还记得，为《幸福时光》投资的杨老板善待自己，酒桌上的张伟平因此被激怒，骂骂咧咧，脸上不好看，嘴里不好听。张艺谋诧异：“杨老板是为咱们投资的啊，怎么又冲突起来了，你这不是把人家打跑了吗？”张伟平的理由是：“我就不能看到有人对你好，不能看到你对别人超过我，我的感情是排外的。”
这样的戏码一再上演，其实出自同一套策略。张伟平编造，说圈外的影视大鳄集体状告张艺谋，甚至让张艺谋看伪造的告状材料，然后，张伟平警告张艺谋江湖险恶，强调：“他们多坏呀，你不要跟这些人来往，只要有我就行啦！”张伟平对靠近张艺谋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尤其向张艺谋表示好感的朋友，他甚至会防着张艺谋工作室的成员——往往挑拨，然后离间。巩俐只是整个布局中第一个被拆除的棋子，随后到来的关系密切者，“格杀勿论”。只有清场，张艺谋才无所依傍。然后，才便于控制他。张艺谋拒绝合影者都有点困难，这种人，怎能拒绝他们未来的种种要求呢？即使是不合理的要求，只要态度上软硬兼软，最终都会达到目的。精神软禁，目的，是为了物质盘剥。
张艺谋的悲剧在于，他可以解决更具难度的智力问题，但无法对付这么低端的世俗手段。越说实话的人，越容易上当，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有人撒谎时如此磊落，这根本是在他们的习惯、常识与经验之外。张伟平不是靠着多么高明的策划征服了张艺谋，恰恰相反，他用的都是低与暗的操作——就像人类的听域有限，超出的高频听不见，低频，也是听不见的。所以，张艺谋再有艺术智商，也难防被没有文化的头脑蒙骗。
张伟平对张艺谋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他一再强调：“艺谋啊，你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防坏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拿坏人没办法。”张艺谋说如今自己深深体会到，张伟平是如何将此付诸实践。
没有谁自认是坏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无辜且正义。明辨善恶尚且如此之难，何况践行？
菩萨慈悲心肠，金刚霹雳手段。没有原则、立场和底线的退让，只能导致姑息养奸。我发现，善良并非绝对的美德。除了自身的懦弱，善里面，还隐藏着看不见的恶。恶，有时只停留于微小的邪念，只有仰赖善的滋养，才能具有罪行那强大而非凡的活力。善作为恶最有效的肥力，直接参与对恶的培养，并且成为恶的催化酶。流血的伤口，才会吸引和召唤鲨鱼；缺陷的人格，就会对丑恶，发出盛情的邀请。
往残酷里说，是张伟平显现出如此的张艺谋，是张艺谋造就如此的张伟平。我不相信，张伟平对待所有人均是如此。张伟平一定有他的慷慨和仗义，一定有他的通达和妥协，否则张伟平就不会结交到任何朋友，甚至不会结交到当初的张艺谋。张伟平与张艺谋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有话好好说》，张伟平给钱的时候，痛快且大方，这也算是张伟平仅有的一次慷慨了——为什么，后来却对张艺谋如此苛刻？黑豆皮上刮漆，古佛脸上剥金，蚊子腹中抽油，鹭鸶腿上劈精肉？张艺谋也令人不解，当第一次发现，人家在鱼钩上都不舍得放饵料的时候，假设你立即一哭二闹三上吊，哪有后面的苦情戏？
简单的一句“交友不慎、遇人不淑”难以解释。从二张身上，人们可以说看到传统社会的温良恭俭让，与商业社会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存在巨大的冲突；也可以说是狼与羊的斗争。但从他们的个案上分析，两人之间，甚至不是善恶相遇——而是人性中两种弱点的相遇，是贪婪和懦弱的相遇。互为催生的化学酶，效力倍增；这是极致的相遇，导致极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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