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教父”
“大家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
时代周报：《归来》这个名字是谁定的?
张艺谋：来来回回，众说纷纭，最后我说还是算了，就直接一点。
时代周报：《归来》是不是你的精神指向?
张艺谋：我自己想回到那种纯粹的创作心态上，其他不多想了，受众、90后、历史，所有东西不多想了，潮流都不多想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这个电影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从回避什么或者试探什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这么讲可能是一个提升，美学的提升。这种纯粹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给谁看，也不是要做姿态，只是说，这么想去做一个电影，不受干扰。很难!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市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往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寻找张艺谋”等各种各样的舆论。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个房子。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外在的东西，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
时代周报：我们看过原著会觉得，如果能够把劳改敞开了拍就特别牛，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不得已，但是大家都抱着很大期望想去了解这段东西，看张艺谋有没有本事把这段东西的质感拍出来，结果完全没有，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
张艺谋：我觉得不会。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自己说，一方面当然是现状，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彻底放开了，人们看了第一个猛烈抨击旧时代的作品，会觉得勇敢、真猛，这是破冰之作，后头渐渐就没有人看了，年轻人更不看了。所以实际上，如果要拍某一段特殊时期，艺术家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
时代周报：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留了很多的白，不像你以前的作品全部是满的，很浓烈的。
张艺谋：对。所以，其实是有意这样做。我不觉得是回避和妥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就是在这一类题材，我如何把严歌苓那么丰厚的、前面那么厚的背景放在这里，一点一滴，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一箱信，就是那一箱信的质感。还有各种很小的细节。
80年代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那回到80年代的那种纯粹的创作状态了吗?
张艺谋：我不敢说80年代有非常多的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被金钱污染。还有全民的那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那种渴求。另外就是全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操心的都是那种大事儿，(笑)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事儿，群众基础特别可爱。现在没有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经历过大苦难之后的反思和自信，这个过程在中国身上迸发得很强烈。
时代周报：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拼命找书。
张艺谋：对。那时候文学非常丰厚。它是从寻根文学演变过来的一种多姿多彩的东西，是一种力量。所以，实际上我认为是那一时期的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你的80年代是不是你一生当中最灿烂、最辉煌、人性最张扬的时候?
张艺谋：应该是最投入、最纯粹的一个时代。我1982年毕业，到1989年、1990年，拍《红高粱》这一段时期最纯粹，那个时候特别纯粹。什么都不想，哎呀，电影之至高无上，艺术至高无上，你可以去演一演《老井》，去一个村子里住两个月，你可以让自己饿好几天，你可以为电影做任何事情，就是所谓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很可爱!我自己是这样，我看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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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