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摇滚新教父”谢天笑的10年看中国内地摇滚

（文/刘颖）2009年9月25日，首届长沙橘洲音乐节开幕。在当天的网络及第二天的媒体报道中，“谢天笑首日压轴震全场”等报道不在少数。此前，谢天笑和他的乐队已经参加了张北草原音乐节、青岛金滩音乐节等户外音乐节，之后他马上就要去参加十一期间的厦门海滩音乐节。在一位朋友以私人方式问他最近怎么样时，谢天笑回答说：“最近演出太多了。我觉得都快变成演出机器了。”

谢天笑出生于1972年，今年37岁。现在的他有着“中国摇滚新教父”、“摇滚现场之王”、“中国雷鬼乐教父”等名头——不管这些有多少是来自公司的策划，有多少是媒体的宣传，有多少是歌迷的真实心愿——但这至少说明了他在乐坛中的现状：虽然离所谓的“主流明星”还有距离，但在摇滚乐坛已处于一线地位；虽然跟所有歌手一样出专辑就意味着赔钱，但靠各种演出已经能让乐队和自己过上不错的日子；虽然大众领域内的听众还不太知道他，但他已成为内地最具票房吸引力的摇滚音乐人，只要他办小型演唱会或出席某个音乐节就能至少保证千人至数千人的票房。

10年前，作为一个27岁的青年摇滚乐手，他似乎从来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好结果。1999年谢天笑与他组建的“冷血动物”乐队刚刚与北京京文唱片旗下的“嚎叫唱片”签约。当时“冷血动物”的音乐风格是“邋遢摇滚（Grunge）”。这种音乐的世界级明星是科特·柯本（KurtCobain）和他的“涅磐（Nirvana）”乐队。1994年，科特·柯本自杀死于美国西雅图的家中。由此更加扩大了Grunge在世界的传播。此后几年，中国很多不甘于只听港台流行歌的青年都或多或少喜欢过Grunge，这其中也包括许巍。而“冷血动物”乐队因为谢天笑等人让人血脉喷张甚至充满暴戾气息的现场，甫一在北京出现就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摇滚乐队。谢天笑回忆说，1999年签约嚎叫唱片的想法只是“想出一张乐队真正的专辑”。而当时他的生活则是一团糟，按他的原话说就是“直接把自己扔进了垃圾堆里”。这也是当时很多乐队要面对的情况：树村以及后来的霍营等北京五环外的村落就是这些立志做音乐却基本不能从中有所收益的“穷摇”们的聚居地。

其实嚎叫唱片也只不过刚刚成立于1999年5月之后，谢天笑的“冷血动物”等于是嚎叫唱片签约的第一批乐队。在官方介绍中，“嚎叫”从1999年成立到2005年的6年间推出了近70张摇滚唱片。这数据意味着原本就不具备资金优势的嚎叫不可能在每张唱片上投入足够的费用。这包括有关专辑品质的录音、制作费，也包括吸引更多听众的宣传费等。所以，谢天笑和“冷血动物”只是简单满足了“出专辑”的心愿，理应随之而来的摇滚效应及艺人收益却没有实现。他还是那么穷，跟其他乐队一样——这段时间，真正从“摇滚音乐”中多少赚到了“像样的钱”的是郑钧、许巍、汪峰以及零点乐队。这也是一个中国内地摇滚乐坛一个奇怪现象：只有独自发展才有希望、以摇滚乐队形式很难成功，除非你以乐队的形式唱一些流行歌（比如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

到此有必要多说几句这个内容。中国大多数歌迷都对1994年前后出道的摇滚人有着天然的好感和偏护。郑钧（1994年《赤裸裸》）、许巍（1997年《在别处》）、汪峰（1997年《鲍家街43号》）、零点乐队（1996年《别误会》）都属此列。当然，其中也更包括让1994年在摇滚歌迷心中变得不一样的“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再加上更老的“老炮儿”崔健、唐朝乐队、黑豹乐队。时至今日，很多人提起“中国摇滚”还是只是指以上这些人。不可否认这些音乐人在这个年代的音乐作品理应被奉为经典。但在“有识之士”看来更可怕、更糟糕的也正在于此：很多人安于把自己对“中国摇滚”的理解和试听体验永久停留在以上这些音乐人身上——任凭市场上早已产生了更丰富、更多彩的好音乐人而不顾——比如谢天笑的“冷血动物”、痛苦的信仰、超级市场、苏阳、万晓利、JOYSIDE、新裤子、重塑雕像的权利、宠物同谋、龙神道、刺猬……等等等等。这也是谢天笑这些新乐队所面临的尴尬和摆在眼前的“阻碍”。

但坚冰也在自己融化。郑钧在经历了1994年后的辉煌期后（1997年《第三只眼》、1999年《怒放》、2001年《ZJ》）陷入僵局，直到2007年才发表第四张专辑（“空档期”6年）。许巍在2000年《那一年》、2002年《时光·漫步》之后，从2004年以《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走上了被部分歌迷称为“不再摇滚”的“完全自我化”道路。直到2008年他推出了更柔软的《爱如少年》（“空档期”6年）。“魔岩三杰”则在1994年之后基本“荒废”或“走偏”（“空档期”15年）。唐朝、黑豹、零点乐队已经成为靠一两首老歌走遍全国的“走穴型”乐队。内地摇滚精神支柱崔健则在1998年《无能的力量》之后，直到2005年时才推出了那张《给你一点颜色》（“空档期”7年）。

例外的例子是汪峰。他笔耕不辍，且愈发成功（1998年《风暴来临》、2000年《花火》、2002年《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2004年《笑着哭》、2005年《怒放的生命》、2007年《勇敢的心》、2009年《信仰在空中飘扬》）。靠着《笑着哭》专辑中的《飞得更高》，汪峰成为摇滚乐坛中罕见的可以登上主流晚会舞台的歌手。但也因此，他遭到了摇滚听众感情上的“反扑”。

请注意以上的“空档期”。正是这些原因不同的“空档”，给了谢天笑们在摇滚乐坛中出头的机会——当然，出头是必须作品够水准为基础的。

现在回头来看，谢天笑从“圈内小有名气而已”到“成为摇滚新教父”就是在2005年到2006年这两年间。而这个“升级”靠的就是2000年的首张专辑《冷血动物》和2005年的第二张专辑《X.T.X》。

郑钧空档、许巍变柔、汪峰入主流、其他老炮儿沦为走场乐队，谢天笑以依然充满力量的音乐、简单却容易深入人心的歌词渐渐占据摇滚听众的内心——而且通过口口相传，效果反而比电视广告有效得多。在2001年至2004年的几次美国等国外之旅中，谢天笑又掌握了最重要、最致命的武器：古筝。在《X.T.X》专辑中的《冷血动物》、《再次来临》两首歌因加入了古筝可以说让媒体、歌迷都兴奋异常。古筝大大丰富了谢天笑拥有并可以利用的“社会标签”，比如“民族性”、“国际化”、“中西文化融合”等，而不再只是一个摇滚乐队的身份。再更直接的听觉上，古筝让摇滚听众觉得更有味儿，让所谓的主流听众提高了收听的兴趣，这让谢天笑在几乎没有唱片公司宣传的情况下快速扩大了他的听觉队伍（2005年京文唱片与无限艺能合并，嚎叫唱片被拆分出去陷入窘境。京文工作人员好不容易为《X.T.X》专辑争取到了在新豪运的发布会，但道场媒体寥寥无几，事后也没有什么新闻见报）。

何况谢天笑还有一张“王牌”，就是现场。早年间“冷血动物”们以在舞台上制造极度混乱著称。看他们的现场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绝好发泄，就好像看电影、看话剧可以让情绪跟着剧情过把瘾类似。在适度收敛一些之后，2005年前后谢天笑的现场成为了恰到好处的“有范儿+给劲+过瘾”的综合体。这一下子就点燃了观众对舞台需求的火药桶。即使客观地形容谢天笑的现场，也要用上这些形容词：有旋律好听的全体合唱、有激烈的POGO、有古筝的高山流水、有吉他失真、有凶狠的鼓点，谢天笑、贝司手国囝的舞台形体本身也极有吸引力，更何况还会有在当时已难得一见的砸琴表演——当然，在2009年前后谢天笑对舞台尺度进行了放松，也加上公司运作的刻意要求，“砸琴过多”，成为过犹不及的案例。这是后话。

总之靠着歌曲本身好听、现场特别的好看、古筝的积极运用，谢天笑一跃成为2005年前后摇滚现场唯一的大明星。据称他的第二张专辑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如前所述）卖出了20万张，如今已成为唱片店的常年销售专辑。（补充：直到2006年底，新裤子乐队推出《龙虎人丹》并由此开发了更具娱乐性的现场表演方式，谢天笑的现场才算遇到了对手。后来，因为“重塑雕像的权利”（氛围营造）、“零壹”（恐怖式的现场设置）、“宠物同谋”（VJ的加入及女主唱冯海宁的个人舞台魅力）、“爽子与义和团”（与嘻哈包袱铺合作相声摇滚剧、现场设置幕帘、气球等）等乐队的努力和创意，演出现场正变得越来越好看，观众对现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宣传语中使用“现场之王”的谢天笑的优势正被冲淡。

以上是乐队自身发展的情况和所带来的影响。对于音乐人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公司运作。

还要从郑钧、许巍、汪峰说起。他们的成功为内地摇滚乐指示了一个不错的方向。郑钧1996年签约宝丽金唱片的“非池中”厂牌，2001年签约百代EMI。许巍2002年签约百代EMI。汪峰2000年签约华纳唱片，“决胜之战”《飞的更高》就诞生于此。大公司的企划、推广能力确实有目共睹。

但就像之前说的，这个“大公司方向”的代价就是“主唱个人化”、“放弃乐队”。这不是所有摇滚乐手都能接受的，当然也包括谢天笑。

之前说过，嚎叫唱片虽然给了谢天笑力所能及的最大帮助，但毕竟受公司规模限制。而一个只能靠自己乐队卖力气唱歌的乐队所能达到的影响力极限，也就是像2005年的谢天笑一样，只能在小圈子内有名。

在2005年之后，谢天笑虽然没有签约公司，但却遇到了一位在国际四大唱片公司都有过丰富经验的经纪人钟声。钟声现在是飞行者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他的特长是有因在四大唱片工作而积累的艺人企划、推广经验和国内外大型演出资源。钟声本人也是一位摇滚乐爱好者。

正是在钟声的“打理”下，谢天笑有了在2006年北京朝流音乐节上与前“穷街”乐队主唱萨巴斯蒂安·巴赫同台表演、国内外众多音乐节的参演、2006年推出单曲唱片、限量单曲T恤、“中国摇滚乐新教父”名号的提出、参加中央5套世界杯节目录制、全国广播电台推广等演艺内容。谢天笑乐队的演出费也水涨船高，起码到了基本可以养活一家老小的地步（这对一个中国摇滚音乐人来说其实是特别不容易的）。可以说在钟声的帮助下，谢天笑完成了从地下浮出地面的成功转变。

钟声在2007年前后策划着成立一个新的公司从事摇滚乐（也就是后来的飞行者唱片），他的重点推广对象当然是谢天笑。但在还没有签约前，谢天笑被“十三月唱片”抢签了。

十三月唱片是网络秀公司旗下的独立音乐厂牌，最开始以民谣音乐为主推内容。但在运行了一两年之后，公司负责人卢中强发现民谣音乐在内地的环境太过羸弱。他希望找一个能吸引客户投资、能有效开展起演艺活动的艺人。当时因钟声的推广而风头正劲的谢天笑成了他首选的对象。

卢中强是一个善于与人打交道且善于谈判的人。当时十三月已经签约了苏阳、万晓利等在业内颇受尊敬的民谣歌手。再加上当时公司的员工基本都是民谣、摇滚青年，十三月“摇滚蓬勃向上”的气场让谢天笑很受鼓舞。同时他也正与钟声发生一些理念冲突——从四大出身的钟声在一些策划上明显带着“港台遗风”，比如树大招风的“中国摇滚新教父”的提出，比如“批评超女是青少年毒药”等炒作新闻，比如刻意限制谢天笑在北京的演出以求达到“观众饥渴度最大化”等。而且当时钟声与谢天笑的合作并没有文本合同。与此同时，另外几家公司也在追着谢天笑谈签约合作的事——谢天笑原本的想法是带着钟声一起进入十三月，但这又与钟声要自办公司的想法矛盾。最终，钟声与谢天笑友好和谐地选择结束合作。

谢天笑签约十三月后，正逢整个华语乐坛刮起“独立音乐”、“小众音乐”风。陈绮贞、陈珊妮开始在内地听众中广泛流传。在这场“风”中，同公司的万晓利、苏阳似乎是更大的受益者。谢天笑因为制作新专辑并没有适时增加演出及相应的推广机会。但“小众听众”的增多无疑比大众听众更容易成为谢天笑这样的摇滚乐队的潜在受众。

让谢天笑进一步升级的是“音乐节”这种演出形式从2007年开始的火爆。更多的音乐听众乃至普通百姓开始不再把音乐节当成一个“专业人士”的事，而是一个大家都能去的公共娱乐场所。也就是说，主动或被动看摇滚现场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影响对以现场著称的谢天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延续着2006年的现场火爆，谢天笑从2007年开始几乎成为音乐节的必请对象。为了录新专辑他还主动推却了不少音乐节的邀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本文开头说的那样。

在此还要补充一点，媒体作为观众与乐队的中间方，对于谢天笑的推广是比较重要的。由于改革开放需要的时间惯性，媒体对摇滚的报道经历了一个从“不报道”到“关注”到“主动报道”的过程。这一过程朝着有利摇滚乐方向的转变恰好在2005年前后。同时，一批以“80后”为主要构成的新的媒体人也先后在2005年前后入职。这批新媒体人与他们的大多数前辈的不同之一，就是他们是听着唐朝、黑豹、“94新声”等长大的一拨人。他们分散到报纸、杂志、网络媒体后，不谋而合地成为报道摇滚的最新力量。而在2005年前后，如前所述，“老炮儿”们风头不再，刺猬、后海大鲨鱼等新乐队还没有崛起，处于中间地带的、能被套上“引起新青年热捧的新文化现象”的谢天笑成为最值得报道的对象。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2007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音乐风云榜颁奖礼上。当时北京主流的媒体记者一起穿上海魂衫、打出“名记怒爱万晓利”的横幅表达对与谢天笑同公司的民谣歌手万晓利的支持。

十三月本来想借着以谢天笑为主，万晓利、苏阳等人为辅的全面开花打造出一片内地摇滚新格局。但不想遇到了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原来拥有“风投”的十三月在资金方面也出现了大幅缩水。之前设想的谢天笑大型场馆演唱会、演出舞台车全国巡演等项目都被搁置。虽然谢天笑由音乐引发的影响还在继续扩大，比如受邀为2009年首届中国古筝文化节做闭幕演出、获得第六届中国金唱片奖“最佳摇滚艺人奖”等，但总的看起来他的发展目前陷入暂时的停滞。

谢天笑个人表示他渴望演出，而且是北京的MAOLIVE那种小场地的躁动演出。但十三月为了积累大型演唱会的“观众饥渴度”依然执行着与钟声类似的限制演出次数的政策。在这些“隐忍”中，之前已说过的新裤子、重塑、痛仰、宠物同谋、龙神道等新老乐队正通过不断的演出积累更多的人气。

文章最后突然发现一个值得参考的对比。今年也正是台湾五月天乐团成立10年的日子。虽然很多人凭着自己的感受说他们的音乐不够摇滚，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成为整个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乐队。仅2009年到现在的大型巡演就做了不下10场，受他们的“摇滚精神”感动的歌迷至少以数十万计。

五月天当年也不过是一个校园乐队。当他们小有名气后来北京渴望交流时，却被一些急于划分路线的歌迷哄了回去。此后，他们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音乐，有大众情歌也有不乏震撼内心的摇滚作品。经过“相信音乐”公司的全力推广和包装打造，他们一步步扩大影响。

今天，当年那些说他们不够摇滚的人或乐队，有的已经不听摇滚、有的已经解散。9月27日，他们刚刚结束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仅因为故意拖延演出时间、擅自加演曲目，他们就被罚款约37万人民币（170万新台币）。这个数字几乎是内地乐队渴望的专辑制作费用。

内地乐迷及乐队总是太爱划分、太爱说别人不好。反而因此错失了借鉴成功案例让自己更好发展的机会。

而就在刚刚结束的北京朝阳公园摩登天空音乐节上，因为看了最早把古筝融入摇滚的音乐家王勇的优秀的现场表演，部分乐评及乐队又发出诸如“谢天笑应该看看王勇的古筝，别在糟蹋中国民族音乐”的言论。这其实也是中国摇滚现状的表现之一：看到一个人的好处其实难于且高级于指出这个人的坏处，特别是在中国内地摇滚还远远未达到“成功”之前。现在，摇滚业内人员不仅对港台乐队予以“鄙视”（其实大多数媒体及乐迷可能都还存有“港台无摇滚”的主观偏见），对风格不同的本地乐队也并没有努力团结，而是互相攻讦。这肯定是不利于中国摇滚健康发展的。当然也得承认，这种“反感”也是对谢天笑及其公司近期一些“再造名号”的宣传、演出现场太过“拿范儿”的提醒。在此特别敬佩及鼓励诸如谢天笑与二手玫瑰发起全国巡演、谢天笑与痛仰乐队合作演出等更多乐队之间交流的活动。

谢天笑的故事远没有结束。但通他这10年来的发展，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以及与他相关的各种摇滚音乐人及环境的变化。希望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都希望中国摇滚乐乃至中国流行音乐可以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