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福中国40年40人 | 姚洋：“狐狸型”学者的志与业

1997年元旦的晚上，北京首都机场大雪纷飞。

时隔6年，姚洋带着太太和年幼的儿子飞回了中国。飞机上，儿子东张西望，对这趟长途航班充满好奇。

“你们一家是留学回来吗？”空姐看着姚洋一家问。

“对，回国工作！”姚洋回答。

“你们何必回来呢？！”空姐十分吃惊。

“托福中国40年40人”榜单入选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和空姐一样，姚洋身边的朋友都不理解他们的选择。很多留学生对是否回国都要深思熟虑，姚洋却从没有想过留在美国。

晚上11点，飞机落地。姚洋一家打不到车，只有一辆大面包车愿意接上他们。姚洋和太太没有准备现金，儿子的300块压岁钱“解救”了一家，他们总算坐上了回北大的车。

“什么都没变。”这是姚洋回到北大最深切的感受。

在归国之前，姚洋的求学之路更是充满了阴差阳错的味道。

高中毕业，母亲一心希望姚洋报考西安交大，厂矿子弟的最高理想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大学要读工科。姚洋知道自己动手能力不行，决定弃工从文。报志愿当天，母亲“杀”到学校，阻止儿子填报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好在政治老师眼界宽广，他成功地说服了姚洋的母亲——“学校更重要，专业不那么重要。”

1986年姚洋即将从北大地理系本科毕业，此时的他一心想攻读历史地理硕士，拜侯仁之先生为师，不巧侯先生那年不打算招生。姚洋听了好朋友的建议，就一起报考了管理科学中心。当时的他甚至搞不清楚什么是管理。

走下飞机的那一刻，想起这些年来的求学历程，姚洋感慨万千。

淳朴的威斯康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大学生差不多都想出国留学。

姚洋的室友杨学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姚洋口中的天才。杨学林能背下整本字典，满分800分的托福考试他能考750，满分2400分的GRE他考了2200分。1989年，杨学林去了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

此时姚洋并没有打算出国留学，直到他听到国家不包分配的消息。

姚洋的硕士导师是林毅夫，硕士论文探讨的是中国剩余劳动力和农业问题。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恰巧符合姚洋的研究方向。可惜威斯康星大学没有给他提供全额奖学金，他的出国计划只能搁置。他返回了老家西安。

没想到，第二年姚洋竟然收到了威斯康星发来的邮件，对方这次愿意提供全额奖学金让姚洋入学。

威斯康星大学如此的行事风格或许与它的历史有关。

美国独立后，教育领城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富兰克林创建了新型的中等学校少学会；二是国会通过了摩利尔法。法案规定，联邦政府给每位议员免费划拨3万英亩土地，让他们在各州创办农业学院或农业机械学院。

这就是所谓的“授地大学”，后来也就演变为今天的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也因此创立。学校主张大学应该向公众开放，高等学校应该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

姚洋在美国的第一任导师是淳朴的威斯康星本地人。他只比姚洋大几岁，品学兼优，还是运动健将。唯一的缺点是，他从没有离开过威斯康星。面对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他曾因为不知道耶鲁在哪儿，选择在威斯康星大学分校学习。

没过多久，姚洋换了第二任导师迈克尔·卡特，他与第一任导师截然相反。迈克尔的父亲曾是海军舰长，迈克尔对每个国家都充满好奇。姚洋转到迈克尔名下，还有一个原因是迈克尔正在研究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姚洋还曾为了与导师讨论文章，特地飞往南非拜访正在那里访问的迈克尔。

迈克尔最大的特点是国际化。第一堂课，迈克尔讲起了马克思主义。“怎么到美国还要学马克思主义？”姚洋当时不解，但后来才明白，这与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园文化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讲，威斯康星大学有些封闭，博士生被学术领域细致的分工给圈住了。姚洋说，那几年，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校园，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接触不多。他感到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封闭，为此他深感困扰。

1994年，林毅夫正好到威斯康星大学演讲，他于是向老师倾诉了自己的困惑。作为过来人，林毅夫耐心地劝导他：“读博士就是这样，难免枯燥。等你读完了，眼界自然就开阔了，不要急。”姚洋说，林毅夫的话让他非常受益，他后来确实体会到了这一点。

“狐狸型”学者

1994年8月，林毅夫教授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作为林毅夫的硕士生，远在美国的姚洋接到了回北大任教的邀请。1996年，姚洋毕业后正式提出申请，并经过面试，正式进入了研究中心工作。

回国前，姚洋和太太计划怎么改造可能分配到的老房子，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幸运的是，林毅夫为研究中心找到了“粮草”。姚洋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虽然面积不大，但一家三口够住。

研究中心的待遇在那时就已经非常好了。一次，为了买房，姚洋去银行贷款。他在收入一栏填了“8万/年”，结果银行柜台人员批评他不该收入造假。在他们看来，撒谎说年薪5万尚可谅解，这人居然说自己8万，太过分了。这让姚洋觉得挺好玩的。

等一切安顿好，姚洋延续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中国农村土地问题。

农民是否有权出卖自己的土地？这是近年来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姚洋的看法曾发生改变。多年前，他并不赞同农民应该享有土地交易权，因为土地于农民而言是一种生活保障，卖掉了就意味着失去了保障。但现在，他非常赞同给农村土地确权，因为在如今的农民的平均收入中，将近80%来自非农收入，加之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土地于农民的保障功能已经被逐渐替代。

姚洋还研究农村选举制度及其他领域。他说自己与导师林毅夫不同，“林老师是刺猬型，我是狐狸型。” 这种说法源自西方的一个典故，后来被移用在对两类学者的划分上：“刺猬型”学者心无旁骛，毕生只研究一个领域，原创性强；“狐狸型”学者兴趣广泛，会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典型的“狐狸型”学者，他总是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姚洋亦是如此，他先是研究农村经济，后来研究宏观经济，现在更多的是研究中国政治制度。

姚洋认为中国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模式。中国在储蓄、投资、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做法，都来自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的独特之处正是在引进吸收他国模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所以谈不上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

众所周知，关于中国模式，尤其是关于其中的产业政策的是非功过，姚洋的导师林毅夫与同事张维迎已经“辩论”多个回合。

2016年11月9日，北京大学朗润园。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辩论对局如约而至。在林毅夫的定义中，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而张维迎所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

林张之争在姚洋看来只是不同维度的争辩。通过不同的视角输出相同观点——社会应更加平等。他认为，应该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点，只强调个人而忽视社会同样不是平等。

学术抱负

在美国期间，姚洋只是读书，缺少与美国社会接触的机会。他的美国同学时常提醒他，他看到的美国不是真正的美国，他不了解美国。

大学是一座象牙塔，姚洋每天与各种教授打交道，他们大多是偏激进的美国上层阶级。姚洋曾以为他们就是美国的主流，其实不然。

回国后，姚洋开始阅读美国历史，以增进对美国的了解。尽管如此，正如上文所述，导师迈克尔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学风已经给姚洋打上了某种思想底色。直到今天，姚洋都认为自己是一位西方语境下中间偏左的经济学家。他看重平等的价值。

他也研读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他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则是其背后强大的国家理论支撑。

如今，姚洋的学术兴趣已经转向研究国家理论。如何突破？姚洋选择了研究中国官员选拔制度，他希望在这里找到中国政治制度的规律，再为它提供理论阐释。

2020年新冠疫情四起，姚洋趁此间隙在家写完了《儒家政治》一书。他希望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用西方分析哲学的思路重新阐释儒家思想，将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让儒家思想更加现代化。

姚洋相信，如果马克思生活在今天，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不过，如何将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呢？

姚洋认为，儒家相信人性的多样性和可塑性，强调人的自我完善。所以儒家政治一定不是选举政治而是选拔政治——以个人修养、德行以及工作成绩为标准进行选拔，选拔人才的机构就是中国共产党。儒家又是民本主义，主张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是造福老百姓，这与党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一致。

姚洋说，学者的志业是建立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正在为此努力。

TIPS:

《留学生》：您对当下留学生活有什么建议？对未来海归后浪有什么期望？

姚洋： 第一，积极融入校园文化。第二，学知识是基本。第三，看世界。留学生应当关注当地社会情况，可以通过看报、旅游观光等方式深入了解人家国家的历史。我在美国那么多年，没有好好读一读美国历史，我觉得挺遗憾的。

留学后是回国还是留在国外都是个人选择。我感觉大城市出去留学的基本都愿意回国，因为大城市机会多，但小城市出去的留学生就不一定。我觉得还是回国发展更好。虽然回国后初始工资不高，但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如果留在美国，起始工资看起来很高，但涨幅却很小。

《留学生》：您会建议年轻人去哪些国家留学？英国、美国或者是德国？

姚洋：哪个国家都可以，不要局限，也不一定要去美国名校，不要认为如果不去名校就是失败。上名校，自己不努力，最后也不行。我们（北大国发院）每年都招人，不一定招的都是名校生，主要还是看个人能力。

《留学生》：“托福中国40年40人”获奖感受？

姚洋：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考托福至少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印象太深刻，当时除了出国，没有多少更好的路，托福某种意义上和我们当时的命运连在一起，它像高考一样改变人生。这些年来，托福跟中国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成了中国的考试。托福考试在中美人文交流的历史上留下了一笔，同时增强两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和理解，功德无量。

(转载自欧美同学会会刊《留学生》杂志2021年11月下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