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波：中国企业家的"家"也要现代化

时代周报讯 （文/宋金波）企业家的家事通常得到更多关注。企业家身为公众人物，言行可能被奉为道德表率，夫妻和美或是出轨离婚，具有公共影响，但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企业家的家庭关系与企业的管理表现高度相关。企业即使私有，仍事关公众，企业家的“家”，不再纯属私事。

中国企业家的家庭关系，面临的是现代化难题。现代化之“难”，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的难处同步。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企业家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产权与交易成本。最核心的家庭关系，当然是夫妻关系。多数情况下，这关系到企业产权与公司治理。而在企业家面临离婚等情况时，则涉及产权分割。

企业家（主要是男企业家），花边新闻一向不少。中国人赞赏“家和万事兴”， 模范夫妻如潘石屹和张欣、马云和张瑛、李彦宏和马东敏、俞渝和李国庆，已属难能可贵。不过，反面例证也不少，如前几年山东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与前妻因财产分割反目，一时沸沸扬扬。

中国企业家创业初期，多数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夫妻档”，但一旦感情破裂，相对于其他关系而言，更难通过简单商业安排来解决矛盾。“夫妻档”模式往往会出现男女双方大股东比例持股都超过33%的状况，一旦公司治理上出现重大分歧，矛盾便难以调解，“夫妻店”可能因此变成最差的公司治理结构。

子女关系也很重要。福山比较多国家庭企业的管理特征后认为，“中国和日本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同，而这种不同最终可以追溯到家庭结构的不同”。中日家庭结构不同导致经济差异，此前常被提及的，是日本嫡长子继承制对企业的长期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吊诡的是，计划生育下，当下中国企业家多数只有独生子女，财产继承导致资源分散几乎可以不再考虑。现有问题，主要是创业期间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导致家庭分居，造成子女失教，但这一问题不具有制度上的特异性。

最外一层，则是企业家的“大家庭关系”，即夫妻双方的远亲。这一关系主要在公司治理而非产权结构中起到作用。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无论企业规模大小，企业家的亲戚仍然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员工很容易形成“核心亲属关系—外层亲属关系—拟亲属关系”三个层次。即使企业能从市场招聘优秀的管理人员，其重要岗位仍然由 “实在亲戚”把守。

国美黄光裕事件，对很多试图重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是一个警告。不过，在公司治理中，亲属具有种种现实弊端，成功企业家不会被单纯的亲情蒙蔽。事实上，是交易成本考量帮助了企业家的远房亲戚。据研究，中国企业家对大亲属群体的依赖，与自身的各种违法行为有关。中国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往往难以避免采取两种互补策略：外部收买拉拢官员，内部任用亲属关系阻止其告密。亲属管理人员对保持企业秘密，比市场聘任的专业管理人员更可靠，前者如果背叛企业家，还会遭到亲属关系网络的集体惩罚。

与英美等国相比，中国企业家的家庭关系，显然尚未实现真正现代化。企业家在创业之初依赖大亲属群体的支持，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美英企业家在扩大企业规模的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亲属关系的影响。在1930年以前的美国，家庭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仍是普遍现象，经济学家只是勉强承认职业经理人的存在，而在“二战”以后，就连地区性市场上的小型工商业都必须聘请中、高层经理。

学术界将美英社会工业化过程中的亲属关系变迁概念化为“亲属关系现代化”，它包含相互联系的 “疏远化-孤立化”过程：个体孤立于大亲属群体，小家庭情感联系更加密切，个体和大亲属群体渐渐疏远。简单说，就是老婆孩子最贴心，七大姑八大姨免谈。与之相比，中国企业家的家庭关系虽然不是背道而驰，也相去甚远。

中国企业家目前的家庭关系，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企业形态与未来命运。基于现实的选择，可能为他们在眼前降低了交易成本，但终将以其他形式让企业付出代价。中国企业家的家庭关系必须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只不过，这种现代化进程，终究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子集，并在极大程度上受限于后者的推进速度。

（作者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