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维邦,今年65岁,福建长乐人。存款一千三百多万,三套房子,两间店面,这些数是我上个月让银行小妹帮我打出来看的,我自己都愣了半天。长乐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华侨多,走海的人多,能吃苦的人多,有钱人也不少,我这个数在长乐真算不上什么大老板,就是一辈子省下来、攒下来、滚出来的辛苦钱。可我在我们那边出名,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另一件事——我今年65了,没结过婚,一个人过。镇上给我起过外号,叫我郑孤俤,就是孤儿的孤。前些日子有个自媒体的小年轻堵在我家门口拍我,说老郑你给大家讲讲,一千多万还打光棍,图什么。我把他打发走了,但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我想,这故事在我肚子里压了四十多年了,讲给谁听过?没讲过。我娘走之前不知道,我哥走了也不知道,知道底细的,全世界剩一个人了。今天我把它写出来,不为辩解,也不图人可怜,我就是想赶在自己还能把话说明白的时候,把这笔账,自己跟自己算清楚。
我是1961年生的人,家里兄妹四个,我行三,上头一哥一姐,下头一个妹妹。我爹是跑船的,跑福州到新加坡那条线,一年回来一两次。我们家在漳港边上,穷,但那时候大家都穷,不算什么。我念书念到初中毕业,就不念了,不是念不下去,是家里供不起了,我哥要娶亲,我妹要念书,我娘说,维邦啊,你跟你爹一样,是走海的人的命,早点出门吧。1979年,我18岁,跟着同乡的船队去了香港,在码头上扛包。后来几年辗转去了日本,在餐馆后厨洗碗,一洗洗了五年。那些年的苦,现在的小年轻听不懂,我也不细说,就说一件事,我在日本那五年,攒钱的习惯是用日历纸记账,每一笔都记,记得密密麻麻,一张日历纸记一个月。这个习惯我保持到今天,我家现在还有一柜子的账本。为什么这么抠着过?因为我心里从很早的时候,就装着一个人,我攒的每一笔钱,最初不是给我自己的。
她叫林秀卿,我们一个村的,她家在我家往海边走半个村。我们从小学起同学,她坐我前排。这个人我怎么形容呢,我不太会形容人,我就说她两个事。一个是她念书好,好到什么程度,全公社的作文比赛,她拿第一,老师让她上台念,她念完下来跟我说,维邦,你听见没,我以后要当作家。一个是她心细,我娘生病那年,我出海不在家,是她每天放学绕道给我娘送猪油拌的线面。1980年我第一次从香港回来,穿着在码头扛包挣的第一身新衣服,去她家,她爹是看鸭场的,我提了两瓶罐头。她爹娘对我还算客气,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白,维邦啊,你是个走海的,居无定所,秀卿还小,她要念书,你们的事,等你立起来再说。我听懂了。我回香港以后,她给我写信,用那种带香味的信纸,写了三年。1983年,她考上了福州的师范,是她家几辈子第一个吃商品粮的人。她在信里说,维邦,我念出来了,你在外面好好的,等你回来。1984年,我在日本,信来得慢了,最后一封信里她说,她家里给她说了个亲,城里的,邮电局的干部,她爹娘应的,她在信里没说她应没应,只说了一句话,她说,维邦,我这辈子对不住你,下辈子早点遇见。我在后厨看完那封信,蹲在冰柜后面,从下午蹲到打烊。日本老板骂我,我听不见。
我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一段我讲慢一点。不是她变了心,是她家塌了。1984年春天,她爹的鸭场欠了债,她哥赌钱,把家里能输的都输了,人家堵到家门口,要拉她抵债。那个邮电局的干部家里有点关系,能平这个事,条件是结亲。她娘跪在她面前,她说秀卿,这个家就你能救。她一个刚满20岁的姑娘,上面四个大人,底下一个侄子,她能怎么办。这些是我十几年以后才知道的,知道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1984年冬天她结了婚,1986年,生了个儿子。1988年,一场肝炎,急的,从发病到走,四十天。她走的时候我在日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我们村那时候没电话,她家里更不会想到通知我这个前头人。我是1990年回家过年,在村口的杂货店听人闲话提起来,说秀卿命苦,走了两三年了。杂货店里人来人往,买烟的,打酱油的,我站在那儿,手里的烟一根没点。后来我去过她坟上一次,在金峰那边的山上,碑是那个男人立的,刻着爱妻林秀卿。我站了一下午,一句话没说,从那以后,我这三十五年,再没上去过。
按说,日子到这里,一个28岁的人,往后的路应该是慢慢缓过来,再处一个,成个家。我也试过,不瞒你们说,1992年,我姐给我说了个广东姑娘,人不错,见面三次,第三次她问我,维邦,你老实讲,你心里是不是有人。我说,有过。她说,那我问你,以后的日子,我跟你过,还是我跟你心里那个人过。我说不出话。她叹口气说,你是个好人,可你不能娶人,你只能守着。这门亲,是我自己退的。1996年,我又处过一个,泉州的,做服装生意的女老板,精明爽利,我们挺谈得来,走到谈婚论嫁,她提出让我把日本的积蓄拿出来,合着做厂。我犹豫了,不是舍不得钱,是我忽然发现,我这个人,这些年拼了命攒钱,攒的劲头是从哪儿来的,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是攒给一个早就没了的人的,我自己都没明白过来,我攒钱这个动作,就是我这个人唯一还连着她的东西。我拿这个劲头去合股做生意,可以,拿去成家,我发现我拿不出来。那个泉州的老板娘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比广东姑娘那句还狠,她说,郑维邦,你不是忘不了她,你是拿她当挡箭牌,挡着自己不敢再信人。这两句话,我后来想了半辈子,我想跟你们说句实话,两个人说的,都对,也都不全对。
再往后讲我的钱是怎么来的,讲快一点。九十年代末,长乐这边出国潮,去美国的去美国,我脑筋转得慢,没走美国,我走了另一条路,回长乐,跟着人做起了水产,收鳗鱼,做养殖,后来赶上鳗鱼出口日本的好行情,我吃过苦、会日语、懂规矩,占了大便宜。2000年以后,又跟人合伙做针织厂,长乐的纺织底子你们知道的,我赶上了。我这个人做生意有个死规矩,不赊账,不借贷,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慢慢滚。厂子2010年我退出来了,合伙人要上市,我不去,我把股份变现,拿了钱,买了店面,买了房,吃租金。我不赌,长乐这边有人劝我做这做那,我全不碰,钱进了定期和国债,一年一年,就这么滚到了今天的数。有人问我,你攒这么多钱不花,不结婚,不成家,你要它干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答过很多次,答得都不好。今天我答一次真的:一开始,那笔钱有名字,是留给林秀卿的,是1984年我在日本后厨发誓要挣出来的聘礼。后来人没了,钱没处去了,我就只会攒,不会停了,攒钱成了我的念经。再后来,老了,我明白过来了,钱这个东西,攒到一定时候,它就不是钱了,是我这个人活着的证据。我这一辈子,没成家,没立业到多辉煌,没儿女,我只有账本,一柜子账本,四十几本,翻开每一页,都能想起我是哪一年在哪挣的这一笔,那一页,就是我的日子。
一个人过的这三十几年,你们肯定要问,惨不惨。我说实话,不惨,也不能说不惨。惨的地方是生病,2015年我胆囊炎发作,半夜疼得在床上打滚,打电话叫了我外甥,那是唯一一次我后悔没成家。还有过年,我们长乐人最重过年,我年年去我哥家、我姐家吃轮头,坐一大桌,都是亲人,可是初二初三,他们各自回他们的小家,我一个人回我那三室一厅,楼下店面锁着,楼上房间空着,那种空,不是安静,是一种声音。不惨的地方,我也说给你们听。我不孤独成性,我打麻将,赢了钱请大家吃锅边糊;村里修祠堂、修路,我捐钱,落款写无名;我们村小学的图书馆,是我这些年一直私下资助的,每年买书,走的是我外甥媳妇的手,我是怕人家说我摆阔。资助那个图书馆,是有一年清明,我路过金峰的山下,忽然想,秀卿当年说想当作家,作家要有书念。我回来就找村小学校长说,你们图书馆缺什么书,列单子,我出钱,别提我名字。校长问为什么,我说,为一个念过书给我听的人。这笔账我记在我的本子上,记了十一年,每一年的那一页,我都画一个小圈。
去年,出了个事,把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块补上了。秀卿的那个儿子,叫许明达,今年四十了,在福州做工程,通过我外甥找到我,说要见我一面。我坐在茶室里等他,心口跳得跟我二十岁那年去她家提罐头一样。他进门,我抬头一看,眉眼像她,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我端着茶杯的手就抖了。他坐下,说,郑伯伯,我娘走的时候我三岁,我不记事。我是这两年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一个饼干盒,里面有信,是你从香港和日本寄给她的,一共十九封,还有她的日记。我娘的日记里写着你。他顿了顿说,我娘后来那几年过得不好,日记里写,她对不起一个叫维邦的人。我来看你,不为别的,我娘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一句话,我想念给你听。他掏出手机,翻拍的一页,念,那句话是,这辈子欠维邦一句,等我走后,谁替我还,替我告诉他,秀卿不是变心,秀卿是拿一辈子记着的。念完,茶室里很静,我们两个大男人,谁都没说话,很久。他给我倒了杯茶,说,郑伯伯,你以后把我当半个儿子,我娘在天上会安心。我说,好。那天我们聊到天黑,聊的全是些没要紧的话,金峰的山,鸭场的旧址,线面要怎么煮。他走的时候,我送到路口,他回头说,清明,我陪你去看看我娘。我说,好。今年清明,我上去了,三十五年头一回。碑还是那块碑,字被雨水洗得淡了,我蹲在那儿,跟她说了一句我攒了三十五年的话,我说,秀卿,钱攒够了,聘礼没送出去,我拿它换了村里娃娃们念的书,你要的那些书,我让他们买齐了,你看,咱俩这笔账,我这么还,行不行。
写到这儿,回答那个自媒体小年轻的问题,有钱又怎样。怎样,不怎样。一千三百万,买不来1984年一封信的邮戳,买不来一晚猪油线面,买不回一个人四十天的命。它就是一串数,在我这儿,是一串替一个死人保管着的、终于找到了去处一部分的念想。我不劝年轻人学我,千万别学我,我这辈子走岔的地方,就是拿一个人挡了一辈子,又拿一辈子去给一个人还账,我把日子过成了一座庙,就我一个是和尚,守着一炷香。要是能重来,1984年冬天我要是知道了消息,我会回国一趟,会去送她,会早点把话说开,会学着信一信后来的人,那个泉州老板娘骂我的话,我用了三十年才认。我现在65了,存折上的数,我立了遗嘱,大头捐给村小和一个助学基金,一小半留给外甥和明达,他们俩知道了一定要推,我写死了,推不掉。我这个人,一辈子没牵过手,没拜过堂,没有一儿半女叫我一声爹,可我今年清明从山上下来,路过村小,图书馆的窗户开着,一屋子娃娃在里面念书,念得整整齐齐。我站在墙根下听了一会儿,心里跟自己说,郑维邦,你听听,这就是你的儿女,一屋子,都在念她当年爱念的书。有钱又怎样,有钱,可以是这样。这故事讲完了,压了四十多年,今天卸了。你们要是哪天路过长乐,漳港的海边有个老头在堤上走,那大概就是我,不用打招呼,替我在心里跟她说一声,天冷了,让她多穿点,就说是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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