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名大学生考上内蒙编制,入职刚满一月,全员全部选择离职
我是老陈,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一个旗的旗委办干了二十六年秘书。今年秋天,旗里分来六个大学生,都是正经考进来的编制,旗委书记在常委会上专门提了一嘴,说“这是咱旗近五年来头一回一次性分来六个本科娃”,让各单位好好带。六个娃里,四个分到了乡镇,两个留在了旗直部门。分到我们旗委办的是个小姑娘,姓林,包头人,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笔试面试都是第一。
小林来报到那天是九月初,旗里正赶上降温。她拖着个粉色行李箱站在旗委大院门口,穿了件薄风衣,头发扎个马尾,看见我喊了声“陈老师好”。我说你喊我老陈就行,她说不合适,还是喊陈老师。我领她去宿舍,是旗委后头那排平房,一间半,里外屋,外屋搁张桌子就是办公室,里屋支张床。小林把行李箱往地上一搁,四处看了看,问了句:“陈老师,这屋里有暖气吗?”我说有,十月中旬来暖。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头一个星期,小林跟着我学写信息。旗委办的信息活儿不难,就是琐碎——今天谁下乡了、明天哪个项目开工了、后天上级来检查了,写成三五百字的短消息报给市里。小林中文系出身,文笔没问题,可她不熟悉基层情况,写出来的东西虚头巴脑的。有一回我让她写个秋收进度的信息,她写了六百多字,全是“金秋时节、硕果累累”之类的词儿,我看完了拿红笔给她圈了二十多处,跟她说:“小林,咱旗里今年种了多少亩莜麦、收了多少吨土豆、比去年增产还是减产,这些数儿你得上农牧局问去。老百姓不看你词儿写得多漂亮,就看数儿实不实。”她点点头,把稿子拿回去改了三遍。
头半个月还行,小林每天按时上下班,早上来了先扫地擦桌子,烧壶水,然后就坐那儿对着电脑噼里啪啦敲字。可到了九月底,我觉出她情绪不对了。先是早上来得越来越晚,从八点变成八点半,后来干脆踩着九点的点儿进门。然后是话越来越少,以前还问问我这个那个,后来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再后来她开始往包头打电话,一打半个多钟头,声音压得低低的,我隔着门听不清说啥,就听见“冷”“受不了”“想回家”这几个词儿来回蹦。
十月初放完国庆假回来,小林明显蔫了。我问她咋了,她说陈老师,这地方冬天咋这么冷?我说这才十月,还没到最冷的时候,腊月里零下二十七八度是常事。她打了个哆嗦,说了句“我滴妈呀”。我说你包头人还怕冷?她说包头有暖气,家里二十多度,出门开车,单位也有空调,不像这儿——宿舍暖气烧得不热乎,办公室空调制热效果不行,她买了个小太阳搁脚底下,可后背还是凉。我说你买件厚羽绒服,她说买了,网上买的还没到。
十月中旬出了档子事。那天旗里组织下乡核查秋粮受灾情况,我带着小林去了一个叫大井沟的村。那村离旗里七十多公里,土路颠了快俩钟头。到了村里,村委会主任领着我们挨户看,走到一户姓张的老汉家,老张头正蹲在院子里剁冻土豆,拿个破菜刀咣咣剁,剁碎了喂鸡。小林问老张头,大爷您家今年收了多少斤土豆?老张头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说收了两万多斤,冻了一半,卖不出去,喂鸡又舍不得,只能天天剁碎了掺饲料。小林又问那您家莜麦呢?老张头说莜麦倒是收了,可粮贩子压价,一斤才给一块二,不卖搁家里又生虫。说着老张头忽然抹了把脸,说闺女你从旗里来的,能不能帮问问上面有没有补贴?小林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回程路上她问我:“陈老师,老张头家那土豆,搁包头超市里一斤卖两块多呢。”我说是啊,可他从村里运到包头,运费比土豆贵,中间还有三道贩子,到他手里就剩这点儿了。小林没吭声,下车的时候我看见她把笔记本上记的那页撕下来了,叠得方方正正揣兜里了。
十月底,小林递了辞职报告。我找她谈话,她说陈老师,我不干了。我问为啥,她说冷,说宿舍后半夜暖气就停了,冻得睡不着,说食堂天天土豆白菜,吃得胃反酸。我说这些都能克服,暖气我帮你找后勤修,食堂你可以自己买个小电锅煮面。她摇摇头,说陈老师,不光这些。那天去老张头家,我一进他那院子,闻见一股子冻土豆的馊味儿,他蹲那儿剁土豆,拿把破菜刀,手背上全是冻的口子。我当时站那儿想,我要是留在这儿,往后天天都得跟这些人打交道,我能帮他们啥?我连自己屋里的暖气都搞不定。我说小林你这才来一个月,你急啥?她说陈老师,我不是急,我是怕。我怕我待上三年五年,变成个天天写材料、天天填表格、见着老张头这样的老百姓只能说一句“我帮你反映反映”的人。那我当初考这个编制干啥?
小林走那天我送她去火车站。旗里十月底已经零下了,她穿上了新买的羽绒服,裹得跟个球似的。临上车前她跟我说,陈老师,你写材料的时候替老张头问问土豆补贴的事呗。我说问了,农牧局说今年没这笔钱。她愣了一下,说了句“哦”,转身上了火车。
小林走后第三天,分到乡镇的五个娃也陆续递了辞职报告。最远的那个在边境线上的乡里,离旗里三百多公里,那娃是呼市人,学畜牧的,分到乡里第一天就哭了——乡政府院子外头就是草场,方圆十几里没个商店,买个牙膏得骑摩托跑四十分钟。他硬撑了二十天,最后一天晚上零下十几度,乡里停电了,他搁屋里裹着被子坐了半宿,第二天一早就跟乡长说不干了。
六个娃全走了以后,旗委书记开了个会,拍着桌子问组织部咋回事。组织部长老赵吭哧了半天,说书记,咱这地方留不住人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前年分来四个,走了仨;去年分来五个,走了四个。书记问为啥?老赵说工资低是一方面,可更要命的是条件差——乡镇没暖气、没网络、没食堂,宿舍漏风,厕所在外头,冬天半夜起来上厕所冻得直蹦。年轻人来了,头一个月新鲜劲儿一过,第二个月就想家,第三个月就递报告。
书记闷了半天,说了句:“那你们说咋办?”底下没人吭声。我坐角落里,心说咋办?你先把那平房的暖气烧热乎了,把食堂的菜里搁点肉,把网线拉到宿舍里,比开十回会都管用。可这话我没说出口,我干了二十六年秘书,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心里有数。
小林走之前给我发了条微信,说陈老师,我回包头了,找了个私企做文案,一个月四千五,管午饭,办公室有空调。我说那挺好。她又说,陈老师,你那天说老张头的土豆补贴,我回来查了查,包头这边超市有助农专柜,专门卖偏远旗县的滞销农产品,我可以帮老张头联系联系。我说那你试试呗。过了两天她真发了条消息,说联系上了,人家要样品。我把老张头电话给她了,后来老张头真往包头发了一车土豆,价钱比粮贩子给的多了两毛。老张头不知道是咋回事,拿着钱来旗里找我,说陈秘书,是不是你帮的忙?我说不是我,是个包头的小姑娘。老张头问那小姑娘叫啥?我说叫小林,走了。老张头说走了?回包头了?我说嗯。老张头蹲在旗委门口抽了根烟,说那替我跟她说声谢谢。
我把这话转给小林,她回了个笑脸,说陈老师,你告诉老张头,我虽然不在旗里干了,可他那土豆的事我记着呢。我盯着这条微信看了半天,心说这六个娃走了五个,好歹还剩一个,走了还惦记着老张头那点土豆。这编制留不住人,可人心是肉长的,走到哪儿都能搭把手。这么一想,也不算太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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