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查守义,今年六十岁,河南信阳人,退休前在县城一家农机厂做钳工,工龄三十一年,现在每月退休金九百三十二块。
我这个数,说出去在城里是笑话。
我们厂原来的老同事,现在还在县城住的,多数一个月三四千。
我这个九百三十二,是因为我2002年厂子改制的时候买断了工龄,后来自己补缴了十五年社保,按最低档缴的。
我媳妇前年走了,乳腺癌。
儿子在温州做鞋厂,一年回来一趟,两个孩子上小学,日子也紧。
去年九月,我做了个决定:回老家。
我老家在信阳下面一个村,叫查家洼,离县城四十多里。
我们家的老屋还在,是我父亲手上盖的土坯房,后来翻成砖房,房顶漏,墙皮掉,很多年没人住了。
我回村,是去照顾我三叔。
我三叔叫查德运,今年八十二岁,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一辈子没结婚,一个人住在村东头那间老屋里。
他这个人,我小时候最怕他。
他脾气冲,说话冲,眼睛也冲,看人一眼,像在瞪你。
后来我大了,才明白他那不是凶,是硬。
三叔这个人,一辈子就死在“硬”这个字上。
他是五保户,国家每个月给的钱,加上村里的补贴,一年下来大概七千多,平均一个月六百来块。
去年八月,村支书给我打电话,说我三叔摔了一跤,是半夜起来上厕所,在门口台阶上摔的。
支书说:人没什么大事,腿磕破了,但是村里问了,他自己在家,没人照顾不行。
他说:你叔这辈子就一个亲人还在这边,你能不能回来看看。
我第二天就坐车回去了。
回村那天,是九月三号。
我提着一个行李箱,走进村口,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村子比我想的空。
我小的时候,这个村子夏天晚上,家家门口都有人坐着吃饭,小孩满街跑。
现在,三四十户人家,常住的不到二十户,都是老人。
年轻人全出去了,去温州、去广东、去武汉。
我三叔那间老屋,在村东头最偏的地方。
我进院子的时候,他正坐在门口一把破藤椅上,腿上包着纱布,一个人。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
然后他说:你来干啥。
我说:三叔,我来照顾你。
他说:我不用你照顾。
我说:我来了就不走了。
他没说话,转过头去,眼睛看着院子外头的地。
我那天开始,在他家住下了。
我在农村待了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清楚的一段时间。
我在这儿看到了三件事,看到了九百三十二块这个数,到底有多重。
第一件事,是药。
三叔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前列腺。
他的药,一个月要两百三。
三叔的钱从哪来?
五保户的钱,一年七千多,平均一个月六百一十块。
加上他自己种点菜,养了四只鸡,平时米面油都是村里发的,六百一十块,本来够吃饭。
可这两百三的药,一加上,日子就紧了。
我回去头一个星期,我发现他很少吃药。
不是他不吃,是他省着吃。
降压药一天一次,他两天吃一次。
我说:三叔,你怎么不吃。
他说:这个药贵,我少吃点,能扛。
我当时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从包里把我的药盒拿出来,我说:三叔,我这个降压药,跟你的一样,我一个月的药费,比你少。
他说:你多少钱。
我说:我有退休金,九百三十二,医保报销完,我自己掏一百多,不心疼。
我把我的药盒给他,我说:你就按你的量吃,我这盒给你。
他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他说:你这药,一个月花多少。
我说:一百多。
他说:一百多,也是钱。
我说:三叔,这不是钱,这是命。
他说了一句我记住了的话:
他说:守义,我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死。是病了以后,手里一分钱没有,得靠给人磕头。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包烟。
我想:我这个九百三十二,在城里不算什么,在这村里,是我的腰杆。
第二件事,是我看见了我三叔的“账本”。
我给他收拾屋子的时候,在枕头底下翻出一个本子。
那本子很旧,是那种小学生的抄写本,封面上画着米老鼠。
我翻开看,就是他记的钱。
我坐在他床边,一页一页看。
上面写着:
“九月,国家给六百一十。买盐三块,买酱油六块,买洗衣粉九块,交电费二十四块(这个月开风扇)。买药二百三。剩三百三十八。”
下面一页:
“十月,国家给六百一十。买面五十斤,九十八。买油十斤,六十五。交医保?问支书,支书说五保户不用交。买药二百三。剩二百一十七。”
再翻一页,写着:
“十一月,国家给六百一十。裤子破了,想买一条,看看要五十,没买。缝了缝。”
我坐他床边,看着那个本子,看了很久。
我三叔这个人,一辈子硬。
他年轻时候在村里当过生产队长,扛过麻袋,修过水库,脾气爆,村里人都有点怕他。
他八十岁了,一个人住在老屋里,一条裤子破了,看看五十块,舍不得买。
那天晚上,我问他:三叔,你这辈子,没想过结婚?
他说:想过。
他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看上一个女的,隔壁村的。人家也愿意。就是人家家里要一百二十块彩礼。
他说:我那时候,家里穷,拿不出来。
他说:我父亲那时候病,我挣的钱全给他买药了。
他说:后来拖着拖着,人嫁到别处去了。
他说完,就不说了。
我坐在那儿,忽然觉得,这一百二十块跟那两百三的药,是一个东西。
一个人,一辈子,被一个数卡住的地方,太多。
第三件事,也是我最想说的,是村里的另一个人。
村西头有个老太太,姓商,七十九岁。
她跟我三叔不一样。她有一份钱。
她年轻时在乡供销社当过售货员,后来供销社改制,她自己补缴了社保,现在一个月有一千四百多。
一千四百多,在村里,是“有钱人”。
我回去的第二个礼拜,商老太太让我去她家帮忙看看电视,说遥控器不会用。
我去了。
她家里,跟三叔那个屋子,不是一个世界。
她屋里干净,一台新电视,一个冰箱,灶台擦得亮亮的。
她给我倒茶,还拿了一包饼干出来。
她说:你三叔那人,太硬。
她说:我劝过他多少回,让他去乡里问问,能不能办个低保或者别的补助,他一次都不去。
她说:他说,我有国家给的钱,我不能再伸手。
我说:他这是骨气。
她说:骨气是骨气,可骨气不能当药吃。
她说:守义,我跟你说句实话。
她说:村里像我这个岁数的老太太,谁手里有一份退休金,谁的日子就不一样。
她说:我不是说我多有钱。我是说,我要是病了,我敢去医院。
她说:你三叔,病了不敢去。
她说:不是他不怕死,是他怕花钱。人一怕花钱,就自己扛着,扛到最后,命就没了。
我那天从商老太太家出来,在路上走了很久。
一千四百多,九百三十二,六百一十。
三个数,三种日子。
我想起我那些在县城的老同事。
他们一个月三四千,天天抱怨不够花。
我以前也抱怨过。
可我这三个月,看见六百一十这个数是怎么过日子的。
六百一十,是一个月一瓶酱油要算着买,是一条裤子破了自己缝。
九百三十二,是能每个月拿出两百块钱买药,还能剩下一点。
这一条,就是天。
我在村里待的第二个月,出了一件事。
那天是三叔的生日。
我头一天去镇上买了肉,买了面,回来给他包饺子。
他坐在院子里,看我包。
他看着看着,忽然说:守义,你回去以后,别回来了。
我说:三叔,你说啥。
他说:我这个岁数,活一天算一天。你有你的日子,你别在这儿耗着。
我说:我不耗。
他说:你有九百多退休金,你在县城,能过得好点。你在村里,什么也没有。
他说:你回县城去。
我把饺子放下,坐在他旁边。
我说:三叔,这三个月,我看明白一件事。
他说:啥事。
我说:我这九百三十二,在城里,是我一个月的饭钱加水电。在村里,是我一个月的底气。
我说:我在这儿,心里踏实。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那九百多,你留着自己用。
我说:那你的药钱,我不给你出了?
他说:你给我出药钱,我这心里,不踏实。
我愣了一下。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陪我说话,就够了。药钱我自己有。
那句话,我记到现在。
他这个一辈子硬的人,到老了,最要紧的不是钱,是别欠人。
我这三个月,学会了一件事,什么叫“体面”。
体面不是有多少钱,是有多少钱,就过多少钱的日子,不伸手,不看人脸色。
十二月,我从村里回县城。
我妈——不对,我三叔,执意不让我留下。
他说:我得自己过,你在这儿,我活得不像个男人。
我走那天,他站在院子里,拄着拐杖,送我到门口。
我走了几十步,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站在那儿。
我这次回来,给我三叔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去乡里,把五保的政策问清楚了:他有高龄补贴,还应该有护理补贴,之前村里没帮他申请。
我跑了两趟,材料都备齐了,现在一个月多了两百八十块。
三叔拿着那张卡,看了半天。
他说:这两百八,够我买裤子了。
他笑了。我头一回看见他那样笑。
第二件,我给他把老屋的房顶修了,把门口的台阶改成了斜坡,装了扶手。
第三件,我每个月从我的退休金里,拿出三百块,给他存着。
他不要。
我说: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你住院用的。你不花,我也不拿回去,我留给村里,谁家以后有急事,就先用。
他这才收下了。
我这三个月,也把村里几个老人的事摸清了。
村里二十多户老人,只有六户有退休金。
其余的都是跟我三叔一样,靠国家那点钱,靠儿女寄的那点钱。
有一户老太太,七十六岁,三个儿子都在外面,一年寄两次钱,一次一千。
她跟我说话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心里堵了半天:
她说:我现在最怕的,不是死,是死不了。
她说:摊在床上,动不了,那才是真难。
我回县城以后,把这些事写了一篇东西,给我儿子看。
我儿子看完,在电话里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爸,我知道了。
我说:你知道什么。
他说:我知道我以后得给你交社保了。
我说:我自己有。
他说:我知道你有。我也得给自己交。
他停了一下,说:爸,你在村里待这三个月,比你在县城待三十年明白。
我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总结。
我想说的,不是在夸我这九百三十二块钱。
我想说的是,这三个月让我看清了三件事。
第一件:钱这个东西,它的意义不在多少,在“能不能不问人”。
三叔那六百一十块,让他能自己买菜、自己买盐、自己缝裤子。
我这九百三十二,让我能每个月买药,还能给三叔存三百。
一个人老了,最要紧的不是富,是不用手心朝上。
第二件:退休金这个东西,是给老人的“尊严保险”。
它在城里不算什么,在村里就是救命。
有它,你病了敢去医院;没它,你病了就在家扛着。
扛着扛着,人就没了。
第三件:那点钱,其实是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自己一辈子的一个交代。
我干了三十一年钳工,那三十一年,我拧的螺丝,修的机器,都算数了。
每个月十五号,手机一响,那笔钱就到账。
我心里那一下,是踏实的。
不是因为它多。
是因为我知道,我这辈子没白干。
我这个月十五号,又收到那条短信。
九百三十二。
我拿着手机,坐在院子里,看了很久。
我三叔上个月又摔了一跤,摔在院子里,趴了半小时,是自己爬起来的。
他说他没事。
我第二天就回村了。
我给他买了一部老年手机,教会他怎么按。
我按了三遍,他自己按了一遍,通了。
他拿着那个手机,翻来覆去地看。
他说:这个能打给你?
我说:能。按一号键,就是我。
他说:那我要是夜里难受,也按?
我说:也按,我半夜也接。
他把手机揣在怀里,像揣着个宝贝。
我那天晚上,坐在院子里,忽然觉得,我这九百三十二块,好像多了一点。
不多。
就是多了这一部手机,多了一声“我半夜也接”。
诸位,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没有退休金的,想办法给他补缴。
如果你自己也快到岁数了,别嫌那点钱少。
到了那一天,你就知道,那一个月一千块,是你在人前的腰杆。
我在村里待的这三个月,什么都没学会。
就学会了一件事: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不是有多少。
是有没有那一份,稳稳当当到老的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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