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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连接的“仪式化”:数字时代公共传播的形态演变与动力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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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jjc.ruc.edu.cn/

摘要

在新技术、新媒介赋能下,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为实现更大范围、更加多样的社会连接,提供了新型“仪式化”空间。作为一种互动仪式的公共传播,除了具有形式化的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通道。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交互变革,推动“公共传播网络化”走向“网络化公共传播”。从主体交互性程度及其激发的情感能量来看,网络化公共传播可大体划分为三类:形式网络化公共传播、互动网络化公共传播、融合网络化公共传播。究其根本,数字时代公共传播的形态演变,主要是因应公共传播对话范式的底层逻辑实现了动力转换。需要强调,不同于西方语境中公—私对抗性的公共传播,中国数字空间兴起的以公众参与为特征的公共传播,旨在法治轨道内发挥上下协调或公私整合的作用,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力量。

作者简介

冯建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中国公共传播理论的体系化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5AXW007)的阶段性成果。


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是指不同类型的能动主体在开放式传播网络中,围绕公共议题或话题以各种可见性方式参与沟通和交往的实践行为及过程。其突破了主体及媒介形态边界,构建了信息生产和流转的开放性场域。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在特定情境下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化”的社会连接机制。传统仪式空间被数字平台替代,社会团结不再是宗教仪式激发的集体仪式,也不再是社会分工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功能性互倚,技术加速主义催生的连接革命正在制造新的社会断裂,建构社会秩序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邱泽奇,2025)。信息是国家治理的前提,改革和创新国家治理的信息体系,就跟打通人体内部的循环系统一样,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和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要改革和优化获取信息的渠道及其流程,提升信息再生产的效率,跨越信息不对称的陷阱,提高治理信息的可及性、可用性和可靠性(韩志明,2024)。数字时代以公众参与为特征的公共传播的兴起,不仅拓宽和优化了获取信息渠道,大幅提升了信息再生产效率,而且能够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国家治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伴随着媒介迭代演进,公共传播形态出现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因工业时代的大众媒介出现,公共传播的广度和速率得以跨越式提升,伴随而来的是传播主体及内容走向封闭化和同一化;第二次转变是因数字时代的智能媒介出现,公共传播主体及空间最大程度实现了大众化和公共化。第一次转变可称为“作为大众传播的公共传播”,其旨在凸显或强化大众传播的公共性;第二次转变推动公共传播由“以媒介为中心”转向“以公众为中心”,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呈现出新的特质和意涵(冯建华,2025)。

数字媒介变革多维度拓展了公共传播研究的创新空间。从近年来的学术成果来看,学者主要是从概念、话语和实践层面推进公共传播研究,大多意在阐析公共传播的理论意涵及价值功能,主要分为两种研究类型:一类是抽象化的思辨研究(刘杰,2021;吕清远,高丽华,2020),另一类是田野式经验研究(林羽丰,2024;袁艳,沈梦晨,2022)。而对于数字时代公共传播的形态演变及其动力机制,这种具象化的本体性研究仍少有专论。此外,既有动力机制研究多是从某个侧面探讨公共传播何以及如何转向对话范式,如有学者研究了作为“公共协商”实践的公共传播(胡百精,2020)、作为消解“共识困境”的公共传播(石永军,龚晶莹,2020)等,而对于数字时代公共传播对话范式发生的内在肌理性变化尚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鉴于此,本文将上述问题贯通起来进行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公共传播从“外”到“内”发生的质变,从而为深化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或者说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

一

作为一种互动仪式的公共传播

“仪式”作为专门性词语出现于19世纪,在不同学科研究视野中,仪式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使仪式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复杂,实际上很难对仪式的边界加以确认(彭兆荣,2002)。20世纪西方仪式研究的一大趋势,是从早期探索神话和仪式的关系,转向重点分析仪式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大体形成了仪式研究的四个理论流派:一是法国社会学派,将仪式视为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的“桥梁”,主要研究信仰和仪式激发的集体情感或集体意识;二是功能主义学派,主要研究仪式如何满足个体和社会的需要;三是象征主义学派,主要从不同视角研究隐藏在仪式符号中的象征意义与心智结构;四是新结构主义学派,注重运用整体结构主义模式分析仪式,将仪式作为一种“关注机制”或“架构”,人们通过仪式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王银,蔡熙,2022)。

理论流派的不同只是反映仪式研究的视角差异。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仪式,可从仪式行为起源把握其总体性特征。加拿大学者罗纳德·L. 格兰姆斯(Ronald L. Grimes)认为,仪式肇始于仪式化,正如戏剧肇始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戏剧(薛艺兵,2003a)。所谓“仪式化”是指“某种类型化的、重复的姿势和姿态”,当这种超越实效和实用目的的“非常态行为”,变成交流的手段或表演的形式,它就被“仪式化”了(薛艺兵,2003a)。这种仪式化行为是人类心理和生理反应的自然流露,其目的在于表达某种情感或表现某种意义。仪式发生于特定的情景之中,“虚拟”是仪式情景的主要特征,但仪式行为者的情感与心态却往往是真实的,他们在表演着“理想世界”的同时,也将自己融入这个理想世界的“真实”感受之中(薛艺兵,2003a)。简言之,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一种特定行为方式。而一种特定行为方式要转化为仪式,通常需要经历仪式化的过程。“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在仪式中体现出来的仪式化行为,可视为一种“有关社会秩序和社会冲突的象征性表述形式”(薛艺兵,2003b),也可看作“某一个特殊的社会内部结构形貌(configuration)的符号化传达”(彭兆荣,2002)。

群体互动是仪式形成的前提条件。十九世纪末,社会学研究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个体之间和个体与社会之间互相联结的具体过程(特纳,1986/1987:369),在美国和欧洲出现了各种互动主义理论流派。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综合各种互动论思想创立了符号互动论,至今仍作为“当代互动论理论核心的体系”。米德的互动理论强调人类心智、社会自我和社会结构的产生是与社会互动过程紧密相连的,这个社会互动过程实质上是隐秘地运用符号或语言的过程。人们在有组织的群体中的合作主要依赖于两种能力:一种是“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这种把自己放置在他人地位上的能力,犹如演员能够调整他们的行动以对观众产生更好效果一样,可大大提高“合作性互动”的可能性;一种是对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拥有的“想象演习”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们偏向于选择那些有助于合作的行为。米德进而认为,社会与制度代表着个体之间有组织的、模式化的互动,没有这种扮演角色和想象演习各种行动方案的心智能力,个体之间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特纳,1986/1987:373-378)。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从仪式和秩序的角度研究个人互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对社会秩序和对彼此依赖的意识来源于仪式活动,人际的仪式对于维护宏观社会秩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特纳,1986/1987:387)。

进入数字时代,网络空间人与人、人与社会实现的全要素、全场景的数字化连接,在特定情境下可演变为新型的群体互动仪式。受此影响,互动仪式理论被越来越多运用于传播研究领域,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也是被引用最多的莫过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力作《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有学者分析了互动仪式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发现互动仪式链理论主要集中在社科领域,其中新闻传播学吸收度或引用量位居首位,2004年至2022年间核心期刊刊发的论文是该理论发端学科——社会学的5倍。尤其是2016年“帝吧出征”事件出现,更是使之进入“爆发期”,但总体来看仍“停留于借用阶段”,存在理论使用的“套路化”,甚至出现“传播仪式观”“仪式传播”等混淆使用的情况(刘洁,刘文蕾,2023)。针对有关研究中存在的“误读、误用”,有学者特别区分出两类“仪式传播”:一是从传播的角度对仪式进行研究(即“仪式的传播研究”),一是将仪式作为分析工具对传播现象进行研究(即“传播的仪式研究”),后者可称之为传播研究的“仪式分析”方法(郭建斌,程悦,2020)。据此而言,本文研究的是第二类“仪式传播”。

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既可推动实质性的群体互动,又可能演变为仪式化的交流手段或表演形式。互动仪式是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最凡常不过的仪式性交往,互动仪式链是指无数发生于特定“际遇”中的互动仪式(复数)联结而成的链状结构(邓昕,2020)。可见,互动仪式链的基础和核心是互动仪式。互动仪式有四种组成要素或起始条件: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2.对局外人设定界限;3.相互的关注焦点;4.共享且相互强化的情感状态(柯林斯,2004/2012:79)。林聚任在《互动仪式链》“译者前言”中认为,柯林斯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和高度的情感连带(共享)结合在一起,使参与者获得“一种成员身份感”,并产生“情感能量”,从而让其“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其中,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是使互动参与者生成“共同关注”以及发生“节奏连带”的“驱力”。它既可产生积极互动体验,又可带来消极互动体验。不同于突然的、激烈的、稍纵即逝的“原生情感”,情感能量很大程度上来源并累积于群体互动中的“个体际遇链”,不会轻易变动,并用以“指导行动的方向”(董向慧,2019)。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理解数字空间出现的作为互动仪式的公共传播现象。当发生重大公共事件,网络空间数字化连接可以让每个网络行动者,绕过大众媒介守门人直接与更广泛的公众展开互动,形成“另类媒介的公共领域”。如在“唐山烧烤店多人围殴女子事件”中,针对受害人实施暴力的视频,可视为集中公众注意力和引发舆论海啸的“焦点之物”,网络公众通过“扮演他人角色”和“想象演习”,针对如何“惩处”侵害者和保护“受害者”,展开了密切的“合作性互动”,一时间通过情感连带焕发出极大的情感能量。一些网络论坛社区不时聚集百千万网民,从发言区和跟帖评论区可以看到,其中不少网民并非为了传播信息或表达主张,而是体现为一种仪式化行为,意在表明一种积极参与和关注事态发展的“姿态和姿势”,如类似这种符号性跟帖不在少数:“继续关注”“继续调查吧,不知道能帮点什么?”“希望能看到公正的结果”“希望早日真相大白”等。从情感节律来分析,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比如生病、危险、生活变化等,如若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人们便在仪式中寄托某种情感上的东西,它可以起到心理上的舒缓、化解、转移等作用(彭兆荣,2019:26)。

互动仪式可让人们围绕“相互的关注焦点”,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当积累到高程度的相互关注和情感共享时,参与者既会产生群体团结感,即一种成员成分的感觉,也可能会产生因违背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而带来的“道德罪恶或不得体的感觉”(柯林斯,2004/2012:79-81)。换言之,数字时代作为互动仪式的公共传播,并不必然“承载着共同体的价值观和秩序”,亦可能沦为“消耗而不是创造情感能量”的消极性仪式。当人们被自己的动机,而不是被外在的社会压力所驱使,使自己热情地投入到互动仪式中,就可能演变为“强迫性的仪式”,其虽然也能达到既定目的,但它是消耗而不是创造情感能量。而且,由于参与者并非自然地充满了情感连带,而是不得不努力使自己看似充满情感,因而不能说这种非“自然仪式”就一定是“成功的互动仪式”(柯林斯,2004/2012:81-86)。数字媒介强大的社会连接和互动性能,使其能够轻易营造各种表象化的仪式化场景,由于难以发挥出积极的情感连带功能,从而成为柯林斯所认为的具有“低度的集体兴奋、缺乏即时的回应、根本没有或只有很少共同的连带”的“空洞的仪式”“强迫的仪式”,甚至是“失败的仪式”。可在柯林斯看来,这类所谓“不成功的仪式”实质上也很重要,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社会际遇,从极微小的到规模宏大的公众聚会,并不能期望其都拥有同样的强度。在这类互动仪式中,每个参与者通过自己的方式,或用他们自己的表情,互相制造噪声,它缺乏或没有认知的身份,“更像一群小孩叽叽喳喳地到处玩耍游逛”(柯林斯,2004/2012:83-85)。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尽管这种互动仪式“就像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游戏”,它在不同程度上也具有“自我表现性(self-representative)交流”功能,即通过仪式中的行为不仅向他人展现自己,也为自己展现自己。正所谓“为了向我们自己传递一种集合的信息,我们去加仪式”(彭兆荣,2002)。

数字交往是公共传播的基础动力。对于数字交往中出现的以“自我表现性交流”为特征的互动仪式现象,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仪式的消失:当下的世界》一书中有过专门分析。社会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由共同符号构成的纽带消失了。……更加匪夷所思的其实是,人们普遍对仪式感到厌恶和反感。”(韩炳哲,2019/2023:8-9)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普遍对那类“自恋式”或“自嗨式”的数字传播和交往现象“感到厌恶和反感”,它在某种层面上因缺乏符号意义(情感能量)而成为柯林斯所言的“空洞的仪式”或“强迫的仪式”。

智能媒介技术迭代发展不断塑造数字交往新意涵。数字交往是一种发生在社会、技术之间,现实、虚拟之间,心理、物理之间,人类、万物之间,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富有文明价值的联结,这种交往网络所联结的,并不只是数字信息,而是社会生活、自然生活甚至宇宙生活的全部(杜骏飞,2023:121)。这是一种总体性的理想意义的数字交往观,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数字文明新形态。互联网是个矛盾体,如上文所述,数字交往既可发挥积极的情感连带作用,也可能沦为空洞的仪式化行为。韩炳哲对此分析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仪式承载着共同体的价值观和秩序,制造出一个“没有交际的共同体”,进入数字社会后,如今一统天下的是“没有共同体的交际”。这种数字交往不建立关系,只是建立连接,使人逐渐丧失“符号感知”的能力。它由一个个“回音室”组成,人们在其中首先听到的是自己的说话声。点赞、加好友和转发不会形成共鸣的土壤。它们只是在放大自己的回声。数字时代的共同体危机实质上是“一场共鸣的危机”(韩炳哲,2019/2023:10-13)。应看到,韩炳哲仅道出了数字交往的一种现实,而非全部景象。需要思考的是,这种判断或正在成为一种趋向,这也是它为何能击中人们的感知神经,继而在内心深处激起感同身受般的共鸣。数字交往走向“没有共同体的交际”,实质是徒具仪式化表象,而难以实现仪式的“架构”功能。

数字空间出现的大量失去符号意义(情感能量)的仪式化数字交往,在某种侧面反映了仪式的悖论现象:一方面“制造”仪式日趋容易,另一方面仪式的意义却不断式微。表现在社交媒体上,就是每个人都在表演自我,生产自我,这种因“沉湎于对自身的盲信和崇拜”而带来的“自我生产强制”,不仅让“我们生活在一种冲动文化中”,甚而造成“一种没有距离的冲动交际”。数字交往边界的开放和消除已经泛滥无度,它使我们荒废了闭合的能力,纷至沓来的图像和信息让人无法闭眼,从而把生命变成了生存,在仪式化的表象中难以自拔(韩炳哲,2019/2023:14-29)。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就有学者预言失去“自我”的数字化仪式生存带来的可能性后果:如果我们不保持一种清醒和自觉,人类将进入一场永无止息的灾难之中(吴伯凡,1998:325-326)。具言之,生存的本质(being)若被数字“化”为没有重量的存在,人类(human being)就变成了“数类”(digital being),四处飘荡,居无定所。可见“拥抱数字时代”是相互的,为了防止数字时代以“拥抱”的方式将人类活活勒死,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拒绝离开大地”,恪守我们“血肉之躯的本质”(吴伯凡,1998:325-326)。躬身自省,人类沉溺在数字空间仪式化的表象中追求自我满足,即所谓“我可以被接入,所以我存在”(夸蒂罗利,2013/2021:144-154),忽视人作为“血肉之躯的本质”,则可能真的变成没有情感和道德的“数类”。

当有意义的符号正在加速消失,集体生存的符号环境变得“空洞化”,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发挥数字时代公共传播作为互动仪式的情感连带功能,更好地将人们重新聚拢在一起。这种互动仪式不仅能给人“治愈的力量”,而且能够唤起社会共同体的记忆。申言之,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应充当“社会情感的变压器”,在线上线下公众之间形成“相互关注”(产生共享的符号)和“正面情感能量”(产生群体团结感),最大程度发挥整合和凝集社会的功能,而应避免成为纯粹消极性的互动仪式,更要防止其演变为“一种没有距离的冲动交际”。

二

网络化公共传播的形成与演变

网络化公共传播的形成,是人类传播史上的重要事件。网络化公共传播是指多元主体在数字公共空间围绕公共议题展开聚合化传播的行为、过程或现象。网络化公共传播的形成,有利于创建开放性的公共讨论空间,扩大公众对不同声音的接触范围,从而缓解现代科层制社会因对情感的压抑和仪式的消除而造成的相当程度的不适(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0/2014:184-185)。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主要表现为公共传播的网络化。它是以机构媒体为中心的信息和舆论的扩散化过程,各种介质和形态的公共传播呈相互独立之态,难以做到实时互动,在形态上表现为信息和舆论传播的网络化。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公共传播打破了传播主客体和媒介形态之间的界限,进入网络公共空间的传播行为都具有公共传播的属性。这导致公共传播更多表现为网络化的公共传播,其显著特征是依托于不同媒介形态和源自不同属性主体的传播行为,不再是分散并置乃至相互割裂的,而是具有高度的聚合性和裂变性,形成一种实时性的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网络化状态。从公共传播网络化走向网络化公共传播,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前者主要是指信息传播的单一网络化,后者则是包括信息、媒介和传播主体在内的复合网络化。网络化公共传播并非技术变革带来的自然结果,而是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交互赋能的建构过程,是多元主体在数字公共空间互动和博弈中形成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传播格局。

网络化公共传播是各种形态媒介化的公共传播行为,经由数字平台由分散走向聚合的过程,其间若形成高度的相互关注和高度的情感连带,可激发出巨大传播能量。互联网在中国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主渠道,推动网络化公共传播展现出蓬勃滋长之势。如在“郑州暴雨倒灌地铁”“唐山烧烤店多人围殴女子”等重大突发公共舆情事件中,正是借助网络化公共传播之力,各种传播形态和媒介渠道的信息汇聚于数字空间,彼此之间相互补充和激发,才不同程度缓解了早期因制度化渠道权威信息缺失或流通不畅而引发的无端猜疑、社会恐慌等负面情绪。

数字空间信息传播呈现相互连接的网状结构,导致单向控制的大众传播管理手段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网络化公共传播模式。数字媒介将地方性事件与全球性关注连接起来,这种传播革命可以推动形成新式跨国界公共运动。互联网络可以绕过大众媒介守门人直接与更广泛的公众进行传播,从而给主流媒体的话语增添了“强有力的另类声音”。在渗透了媒介的社会,在媒介中发出声音就是人们能够在公共领域中“说话算话”的关键一环(海科特,凯偌儿,2005/2011:43-44)。网络化公共传播的核心原则,是“将思想、符号、信息和文化元素引进社会循环中”,以使它们能够渗透到社会各部门中。这意味着扩大人民对不同声音的接触范围,创建平等的公共领域,维护有利于民主的价值观(海科特,凯偌儿,2005/2011:83)。从当下中国来看,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网络化公共传播是畅通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要求,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手段。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网络化公共传播会朝着不同方向发生演变。从主体交互性程度及其激发的情感能量来看,网络化公共传播可大体划分为三类:形式网络化公共传播、互动网络化公共传播、融合网络化公共传播。与网络化公共传播相对的,是无网络化公共传播,也即各种媒介形态的公共传播具备了网络化的条件,而实际上处于人为的或被动性的相互“隔离”状态。

形式网络化公共传播,是指依托于不同主体和媒介形态的传播行为汇集于数字公共空间,彼此间虽没有或难以进行实质互动,但这种形式意义上的共在,在特定情景下也具有宣示性的公共价值。形式网络化公共传播既有主动所为,又有被动选择,其多适用于特定的公共议题,因内容类型或传播语境不同,激发的情感能量也往往具有较大差异。例如,对于日常性的公共议题,其通常旨在表明象征性的“姿态和姿势”;而对于重大主题特别是重大政治主题,各类能动主体多会遵照既定“框架”进行传播,彼此间的共在既可呈现为象征性的仪式互动,发挥渲染氛围、表明立场之功能,又可能在特定时代氛围下形成相互关注的共同对象,激发出较大的情感能量,起到引领方向、团结鼓劲、凝聚社会之功能。

互动网络化公共传播,是依托于不同主体和媒介形态的传播行为交汇于数字公共空间,彼此之间形成一定互动,激发出的情感能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在特定社会圈层范围乃至全社会可能形成共情或共鸣。互动网络化公共传播不仅有利于促进沟通和对话,而且对于探寻真相或形成共识,能够较好地发挥聚合性作用。这是网络化公共传播所表现出来的常态,它更多体现为由多主体交互而带来的一种不确定性的传播过程,但其并不必然指向价值实现意义上的理想结果。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数字空间的群体互动既能增强传播的公共性,又能撕裂传播的公共性,甚至沦为“一种假冒的公共性”(李红岩,2023)。如数字空间“网络水军”策动的公共讨论(包括有些微博“热搜”话题),看似多有互动甚至伴有争论,可实质上是披着公共传播外衣进行的仪式化展演,徒有公共化形式,实无公共性内核。

融合网络化公共传播,是依托于不同主体和媒介形态的传播行为,各自都以主体性姿态交汇于数字公共空间,彼此之间不仅能够形成良性互动,而且能够展开正向有效的沟通与对话,哪怕这种沟通与对话是以相互博弈的方式进行,但其激发出的情感能量,最终都会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最大程度促进公共性的实现。

从形态演变来看,互动网络化公共传播既可能走向融合网络化公共传播,又可能异变为形式网络化公共传播。互动网络化公共传播走向融合网络化公共传播是顺“势”而为,通过有效互动得以促进对话、凝聚共识。如在“福建泉州泉港碳九泄漏事件”中,当地有关部门试图通过封锁消息、降低危害程度、转移民众视线而蒙混过关,但由于本地居民纷纷在网上“现身说法”,诉说自身遭遇,相互接力传播,才逐渐引起中央媒体及专业人士的关注,这可视为初期的互动网络化公共传播。后经多方主体参与介入和沟通对话,直至引起上级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各种关键信息才得以公开传播和披露,事件原委逐渐走向清晰化。随着相关问题得到解决,公共舆情得以化解,互动网络化公共传播进阶为融合网络化公共传播。

从发展路径和原则要求来看,融合网络化公共传播不仅需要把各种介质和来源的传播行为“融”在一起,而且要将“各有所图”的传播行为,以最大公约数的方式“合”在一起。通常而言,“融”而不“合”是网络化公共传播所具有的一种前置化的作用机制,在开放式公共传播环境下,它并不急于或者说不宜急于追求“合”之结果。“合”之结果应是水到渠成,而非强制所为,否则将走向公共性的反面,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形式网络化公共传播。如一些地方出现负面公共舆情事件后,为了做到“舆论一律”,在不顾事实和是非黑白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媒体“统合”口径。从实际效果来看,其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结果,而且易引发新的更大舆情,置自身于更加被动之境地。

综上,三种形态的网络化公共传播,彼此之间既相互依托又相互转化。其各有不同的价值面向,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高低或优劣之分。基于不同的情境和议题需要,唯有充分发挥各种网络化公共传播的特点与优势,才能更好地顺势凝聚和增强传播的公共性。

三

公共传播的实践变革与动力转换

随着技术条件和媒介环境的跃迁,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实践发生深度变革,推动公共传播对话范式的底层逻辑也随之实现了动力转换。在大众传播时代,公共传播主要以传统媒体为中心,以组织机构为依托,传播关系相对简单明晰,传播秩序亦通常可塑可控。与之相比,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实践发生了质的变化,可从三个方面予以简要分析。

第一,传播空间。在大众传播时代,依托于传统媒体的公共传播实践,传播空间相对封闭,不仅主客体相互隔离,而且形态比较单一;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实践,首先在传播空间上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不仅表现在任何能动主体都可进入数字公共空间,参与和组织公共传播实践,而且打破了传统媒体空间阈限性,公共传播不会因媒介资源容量限制而受阻。其次,传播空间是融通的,数字技术不仅打破了各种媒介形态之间的界限,而且各种媒介形态在数字空间完全可以做到相互融通,毫无障碍地相互切换和转化。最后,传播空间是多模态的,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整合与塑形之下,传播空间可以做到多维度、多模态呈现,平面与立体、真实与虚拟、听觉与视触觉等空间、感官和元素符号,不仅可以混合编成,而且能够创造出更加逼真乃至超真实的拟像物及拟态场景(如数字人、虚拟现实、元宇宙等)。多模态传播更加有利于营造和激发大众情绪或情感,让人沉浸其中而不自觉,从而更好地为公共传播实践赋能增效。

第二,传播主体。公共传播从大众传播时代“中介化的、被代表的主体”,走向了数字时代“作为自主行动者的主体”,最大程度实现了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和“公共化”(所有能动主体共同参与)。申言之,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主体不再局限于大众传播时代的精英文化阶层,凡是具有参与和传播能力的主体(包括智能体)在理论上都可成为公共传播的自主行动者。数字时代公共传播发生的最大质变,是普通公众能以各种可见性方式参与到公共传播实践中,且不时能够发挥关键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如在“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碳九化学品泄漏事件”中,当辖区内的传统主流媒体受限不能或不便介入公共传播时,正是普通公众在数字公共空间通过各种可见性方式纷纷发声,对于揭开事实真相、改变事态发展方向,发挥出了关键性的“变量”作用。

从中可见,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和“公共化”,不仅极大增强了数字时代公共传播的活力,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传播实践的样态。普通公众作为传播主体的自我赋能,是推动数字时代公共传播发生实践变革的底层动力。离开了公众的自主参与,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效能或将逐渐式微。当然,也应警惕这种底层动力过度越界扩张,进而助推滋生戾气乃至暴力。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行一个标准、一体管理(习近平,2020:318-319)。这为引导和规范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实践确立了根本遵循与原则要求。

第三,传播结构。传播空间和传播主体的变化,必然带来传播结构的改变。大众传播时代,常态化的公共传播结构是由不同层级和类型的媒体分布构成,如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综合媒体和行业媒体等。这种传播结构的变化,主要由机构媒体的属性、权威性、公信力等因素决定,纵向结构分层化和横向结构同质化并存,可视为其典型特征。这种传播结构通常保持相对稳定状态,较少因传播机构(主体)出现分歧和博弈而导致颠覆性的结构变动。

在传播空间开放化和传播主体公共化的交互影响下,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已经演变为公民的日常实践行为。在传播结构演化过程中,这既是一种增量,更是一种变量。借助数字技术赋能,机构媒体(平台)、政务公号、平台服务商,以及社交媒体、自媒体、普通网民等不同类型主体,都以各自方式共同参与公共传播。当遇到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所谓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以及自媒体、机构媒体与商业平台之间的力量对比,都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动。从传播力和影响力来看,传统的“主流”传播者,可能被逆转变成“支流”乃至“末端”,而所谓“非主流媒体”甚至“草根”传播者,却可能跃升为公共传播场域的“中心”,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如在“郑州暴雨倒灌地铁”事件中,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表现出了较强的自组织性和社会动员能力,为网络化公共传播注入了强大动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暴雨救援工作中,“可在线编辑互助文档”(俗称“救援文档”)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广泛运用,这些在线文档是由普通在校大学生临时自发组建,通过管理分工确保24小时能够不间断地填写、更新和传播,社交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相互接力传播,犹如黑暗中的一抹亮色,为救援行动顺利推进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戴佳,季诚浩,2024)。与此相比,很多地方主流媒体却囿于多种主客观因素(包括不作为、职业惰性等),只是作为“二传手”象征性地播发政府通报内容,没有体现出公共传播的专业精神和责任担当。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了防止虚假、歪曲的信息搞乱人心,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肆虐泛滥,主流媒体在这方面要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习近平,2020:319)。数字媒介变革正在重塑舆论引导新格局,任何传播机构(主体)要防止被边缘化,必须以实际行动锻造转型为新型主流媒体。从长远来看,新型主流媒体将不再是被体制化赋予的,而是通过专业实力和责任担当来体现。

无论传播技术和媒介环境如何变化,公共传播的核心功能都在于促进沟通与对话。由此而言,公共传播的主导性范式亦当是对话范式。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出现动力转换,主要系因对话的动力机制、实现方式和价值追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第一,对话的动力机制。在大众传播时代,公共传播的动力机制主要是媒介体制赋权,公共传播要取得较好社会反响,最重要的是将有关议题纳入媒体议程,特别是主流权威媒体议程,公共传播的效果基本是与媒体的权威度和影响力成正比。进入数字时代,公共传播实践更多是自我赋能,在交互连接的传播空间和无限增长的信息海洋中,传播主体的任何言行要被看见、被听见,形成规模化的互动和对话,通常取决于传播流量及其焕发的情感能量,而且作为基础性要件的传播流量可能是自身携带的,也可能是被附加上的(通过算法推送、人为炒作等手段)。这意味着数字时代公共传播的对话机制,已难以像大众传播时代那样“被组织、被规划”,其多是根据传播流量及其情感节律走向而动态生成。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技术或资本的推波助澜下,这种对话机制也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让人难以察觉,不明真假。可见,数字时代公共传播内在的对话机制实已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其背后存在的利益博弈也更加剧烈,与大众传播时代相对可控的公共传播对话机制存在迥然差异。

第二,对话的实现方式。在大众传播时代,公共传播的实现方式是“二阶化”,即在传统媒体上公开传播即可视为公共性的实现。传统媒体作为“公众代言人”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价值宣示性,依托其上的公共传播实际是“一对多”式隔空对话,且对话两端并不实时同步,主客体间存在难以逾越的“二元”鸿沟。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实践,对话的实现方式通常是“三阶化”,即在公开性和公共性之间,多了公共化的阶段。出现作为“中介”的公共化过程,意味着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实践,通常需经由多元主体的开放参与和讨论。如果没有这个公共化过程,一则公共性不易有效达成,二则即使达成也可能是虚假的或者纯度不高,甚至可能演变为前文所言的形式网络化公共传播。只有经历充分、有机的公共化过程,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公共性,进而由互动网络化公共传播走向融合网络化公共传播。即言之,数字时代公共传播的展开及其公共性的实现,通常体现于多主体交互对话的动态化过程,而非如大众传播时代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第三,对话的价值追求。在大众传播时代,公共传播的对话方式是单向而静态的(撒播),追求的价值也往往是单一的,即通过同一化传播,努力实现“舆论一律”;而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对话的模式特征转向了参与性和过程性,多元主体和利益的交织汇合,使其追求的价值也随之走向了复合化。在这种分化传播的情景下,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更多体现的是存异,这个“异”能否走向“同”,则主要取决于对话所能达到的质效。在数字时代公共传播场域中,伴随着传播空间和主体参与性的开放,可见性问题变得日益凸显。正是看到了看见性的重要,英国学者约翰·B. 汤普森(John B.Thompson)甚至认为,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可见性取代了对话,成为媒介化公共性的核心元素(邓力,2011)。从更宏观的语境来看,实际上其表明的并非两者是相互替代关系,而是重在说明可见性将日益成为对话的前置条件,即没有足够的可见性,则难以达成有效的对话性。可见性和对话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只有在足够的可见性中,对话的价值维度才能被充分展现出来,从而才能进一步激发出更大范围、更加能动的参与性,也才能更好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沟通与协作,最终聚合形成最大的公共性。

四

结语

基于不同价值取向的公共性,公共传播的语用指向亦会有所不同。西方公共性是基于自由主义之上的一种“言说性”或“对抗性”的公共性,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公共性,则更强调其上下协调或公私整合的“实用性”(李蔚,2023)。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习近平,2022:338)。因而,不同于西方语境中公、私对抗性的公共传播,中国数字空间兴起的以公众参与为特征的公共传播,应做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在法治轨道内充分发挥上下协调或公私整合的作用,从而推动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力量。

数字媒介兴起不仅丰富了公共传播的意涵,而且拓展了公共传播的形态。在新技术、新媒介赋能下,数字时代的公共传播为实现更大范围、更加多样的社会连接,提供了开放、便捷的新型互动空间。作为一种互动仪式的公共传播,除了具有形式化的象征意义,起到表明姿态或烘托氛围之用,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通道,并以此能够更加深入而细微地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让人们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交互变革,推动“公共传播网络化”走向“网络化公共传播”。网络化公共传播将各种区隔化的公共传播聚合起来,激发出更大的传播势能。究其根本,数字时代公共传播的形态演变,主要是因应公共传播对话范式的底层逻辑实现了动力转换。这是一个由内向外的系统性演变过程,本文仅从对话的动力机制、实现方式、价值追求三个层面进行了简要分析。参与性、可见性和公共性是塑造数字时代公共传播实践的三大要素。在智能科技革命推动传播结构深度变革的背景下,只有准确把握公共传播对话范式底层逻辑及其动力机制转换的发展趋向,才能更好拓展数字时代公共传播研究的价值意义与创新路径。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7期。

本期执编/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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