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的录像厅,我旁边的少妇靠过来,轻声问:弟弟,这个好看吗
那年我十九岁,在南方一家电子厂上班。
录像厅开在厂区后面一条窄巷里,门口挂着块蓝布,风一吹就往墙上拍。里面挤着几十把塑料椅,最前头摆一台大电视,画面泛着雪花。票一块五,通宵五块。工友们下了班常去,花几块钱坐一晚上,比回宿舍听人打呼噜强。
我第一次见琴姐,就是在那间录像厅。
那天放的是一部老港片,屏幕上一个穿黑衣的男人刚走进仓库,下面有人磕着瓜子议论谁会先开枪。我坐在靠墙的位置,旁边空着一把椅子。
放到一半,椅子上坐了个人。
我余光瞥见她穿着碎花裙,头发披在肩上,手里拎着一小袋瓜子。她大概二十七八岁,脸圆,皮肤白,眼角有些细纹。她把袋子放在膝头,安静看了一会儿。
我以为她跟我一样,都是来看电影的,就没搭话。
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朝我这边靠了一点,胳膊碰到我的胳膊。
“弟弟,这个好看吗?”
她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动别人。
我往旁边挪了挪:“还行。”
“你常来?”
“偶尔。”
“我头一回来,前面看了半天没看懂。”她抬手指了指屏幕,“那个拿枪的是谁?”
“演员。”
“我知道是演员。叫什么?”
我说了名字。她“哦”了一声,又看了两眼,像是仍然没明白,随后从袋子里抓出一把瓜子递给我。
“拿着,别客气。”
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她嗑了一颗瓜子,侧过脸看我:“你哪儿人?”
“北边。”
“一个人来这边打工?”
“跟几个老乡一起来的。”
“多大?”
“十九。”
她笑了笑:“真年轻。”
她问我在哪个厂、做什么工种、一个月能挣多少。我一一答了。她也说了自己的事:在附近一家制衣厂做活,嫁来这边几年了,丈夫跑长途,常常不在家。
我那时没什么心眼,只觉得她话多。电影里枪声响起来,她又问我这人是不是好人。我说不知道,等结尾看。
她忽然轻轻叹了口气。
“你们年轻人真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身边还有同伴。”
我不知道怎么接,就把瓜子壳放进掌心。
影片放到后半段,主角一群人在码头交火,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响。她又靠过来,脸离我近了些,气息贴着耳边。
“弟弟,我老公出差了,家里没人。看完以后,你跟我回去吧。”
我手里的瓜子一下撒到地上。
她说得像在问我吃不吃宵夜,可那句话落进耳朵里,我整个人都僵了。
我转头看她。她眼睛弯着,嘴角带着笑,像是认真,又像是在逗我。
“姐,我不去。”
“为什么?”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
“几点?”
“六点。”
“那也来得及。四点多我送你回来,睡一会儿就行。”
“不是早班的事。”
“那是什么事?”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她盯着我,笑意没退:“你怕我啊?”
“我不认识你。”
“这不就认识了嘛。”
她说完,肩膀又往我这边靠。我立刻把身子挪开,靠到了墙上。
“姐,你别这样。”
她脸上的笑停了停:“我怎么了?”
“我不去你家。”
“我又没说要把你怎么样。”
“那也不行。”
我说这话的时候,嗓子发干,手心全是汗。那时候我在厂里很少跟女工说话,平时递个扳手都要先看对方有没有空。更别说一个看起来比我大不少的女人,坐在昏暗的录像厅里,贴着我问要不要跟她回家。
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出声来。
“这么紧张干什么?我逗你的。”
我没笑。
她拍了拍裙子上的瓜子壳:“不过也不全是逗你。我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答应。”
“看这个干什么?”
“你长得老实。”她说,“想知道老实人是不是也会乱来。”
我忍不住回了一句:“老实人也怕出事。”
她怔了怔,随后笑得更厉害,捂着嘴,肩膀一抖一抖。旁边有个看电影的人扭头瞅了一眼,她才把声音压下去。
“行,不逗你了。你还真是个小孩。”
“我十九了。”
“十九还不是小孩?”
电影里又传来一阵枪声。她把那袋瓜子拎起来,站起身。
“我走了。”
“你不看完?”
“看够了。”
她沿着过道往门口走,走到蓝布帘子边,又回头看我一眼。
“弟弟,下回别把瓜子撒一地,别人还以为我欺负你。”
她说完就出去了。
我坐在原地,半天没动。膝盖边滚着几颗瓜子,手里攥着空空的壳。我把它们一颗颗捡起来,电影演到什么地方,已经完全没看进去。
出门时,一个在录像厅门口卖汽水的老头冲我笑。
“那女的你认识?”
“不认识。”
“她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我没回答。
老头把汽水瓶往箱子里摆好:“人家是正经人,不会拿你怎么样。”
我疑惑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
“你看她走之前还帮你把瓜子踢到墙边,怕人踩着。真要图你什么,哪有耐心管这点事?”
这话听着有些道理,又没什么道理。我没反驳,回宿舍时一路都在想:她为什么要问那句话?为什么说看我老实?又为什么说自己是在逗我?
第二天上班,我把这事讲给工友阿勇听。
他听到“跟我回去”那句,手里的镊子差点掉进流水线。
“她真这么说?”
“真的。”
“你就这么拒绝了?”
“嗯。”
“你傻不傻?人家都开口了。”
“我又不认识她。”
“看个电影不就认识了?”
“她有丈夫。”
阿勇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那又怎样?她自己说丈夫出差了。”
我把手里的零件摆正:“我不想去。”
阿勇盯着我看了几秒,没再劝。他知道我这个人胆小,可我不觉得那是胆小。那天我心里很乱,连她笑起来的样子都记得清楚,也记得她离我很近时那阵淡淡的洗衣粉味。可一想到跟她回家,我就觉得哪儿都不对。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再去录像厅。
晚上下班,我跟工友去食堂吃饭,吃完便回宿舍。阿勇还拿这事笑我,说我十九岁的人,活得像个四十九岁的老头。我说随他怎么讲,反正我不想再遇到琴姐。
可一个星期后,我还是去了。
那天宿舍停水,几个工友商量着去镇上看录像。我跟着他们进门,刚掀开蓝布帘子,就看见琴姐坐在最前排。
她旁边空着一张椅子。
她看见我,先是抬了抬手,像要打招呼,又慢慢放下。等我走近,她才问:“今天不忙?”
“刚下班。”
“来坐这边吗?”
我看了一眼她旁边的空位,又看了看后排几个工友。
“我坐后面。”
“怕我又逗你?”
我顿了顿:“有点。”
她没有笑,只点点头:“那你坐后面。”
她说完把空位上的瓜子挪到自己膝上。我走过去坐在后排。电影开始以后,我发现自己没法专心,隔几分钟就会看一眼前排。她一直坐得很安静,没回头,也没有像上次那样找我说话。
电影结束后,工友们说要去吃宵夜。我正准备跟着走,琴姐却先站了起来。
“弟弟,等一下。”
我停住脚步。
她把瓜子袋递给旁边座位上的人,走到我跟前。
“上次是我不对,拿你开玩笑,让你不舒服了。”
“没什么。”
“有就是有,别替我圆。”
她说得很认真,跟上回那副笑模样不一样。
我没说话。
她接着问:“你晚上吃东西吗?我请你吃碗馄饨,就在前面。”
“为什么请我?”
“想跟你说几句话。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我看着她,想起她之前那句“跟我回家”。那种发慌的感觉还在,但她这次没有靠近我,也没有把话说得模棱两可。
我点了点头:“吃完我就回去。”
“好。”
馄饨摊就在录像厅旁边,桌子小,塑料凳子矮。我们一人一碗,汤里浮着几片葱花。琴姐先喝了两口汤,才开口。
“我那天说丈夫出差,不是骗你。他确实在外面跑车。”
“我知道。”
“我一个人在这边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平时不认识几个人。厂里人多,可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
她拿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我老家有个弟弟,跟你差不多大。以前我在家时,他总跟在我后头。后来我嫁出来,他还在读书。我有时候看见你,就想到他。”
“那你干吗要说让我跟你回家?”
“我想看看你会不会答应。”
“为什么要看这个?”
“我自己也说不清。”她停了一下,“可能我就是无聊,可能我觉得你看起来不坏,也可能我说那句话时,心里真有那么一点想法。可你拒绝得对。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该用那种方式试你。”
她没把话说得很动听,也没有拿“把你当弟弟”来替自己开脱。我反倒不知道怎么接了。
“你不是有老公吗?”我问。
“有。”
“那你还……”
她低头看着碗:“有丈夫,不代表一个人就不孤单。但孤单也不能拿来要求别人答应我。”
我手里的勺子停了下来。
她看了我一眼,像是怕我误会,又补了一句:“我不是说自己要跟你怎么样。我那天说得越界了,你不舒服,往后我不说了。”
我终于放松了一点。
“我也不是觉得你不好。”我说,“我就是怕麻烦。再说我比你小那么多。”
“你十九,我二十八。”她说,“差九岁。也不是隔了两代。”
她说完自己先笑了。
我也跟着笑了一下:“反正我不会跟你回家。”
“好,我记住了。”
那顿馄饨只花了几块钱。吃完我没让她送,自己沿巷子回厂。走到宿舍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摊边,低着头把碗叠起来,跟摊主说了句什么。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阿勇。他没再说我傻,只问:“那你还敢跟她说话?”
“敢啊。她又没逼我。”
“她上次不是差点让你跟她回家?”
“她道歉了。”
阿勇抓抓头:“我就怕她不是认真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慢慢看吧。”
后来我开始叫她琴姐。
她下班晚的时候,会在录像厅门口等我。有时我们一起进去看片,有时在路边吃碗馄饨。她不再靠得很近,也不再问我跟不跟她回家。她把瓜子放在两个人中间,谁要吃谁自己抓。
我慢慢发现,她看电影并不是真的看不懂。
她会记住演员的名字,也会记住剧情里谁欠了谁一句道歉。她只是喜欢有人坐在旁边,听她说几句闲话。
我也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
那时我每天在电子厂重复同一套动作,手里的零件从左边传过来,检查完再推到右边。下班后宿舍里全是说笑声,可大家说的都是工资、食堂、哪个班组的活更累。琴姐跟我聊的东西不一样。她会问我老家冬天冷不冷,会问我小时候有没有下河,会讲自己做衣服时碰到的麻烦。
她偶尔也会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说:“先把这个月干完。”
“那下个月呢?”
“再说。”
“你这人,什么都要再说。”
“我十九嘛。”
“十九怎么了?十九也可以想想以后。”
她说这话时,自己也像是在劝自己。她嫁到这里以后,认识的人不多,丈夫常年在外。她并不常抱怨,可每次谈到家里,语气都会慢下来。
有一次,电影放到一半,她看见主角跟老朋友重逢,忽然问我:“你家里人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吗?”
“知道我上班。”
“知道你晚上来看录像吗?”
“知道也不管。”
“家里人不问,不代表你不想他们。”
我盯着屏幕:“那你呢?你丈夫知道你常来录像厅吗?”
“知道。他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来。”
“你们不一起看吗?”
她笑了一下:“他回来就忙着休息,或者去找熟人。我也不怪他。他跑车挺累的。”
我想起第一次见她时,她把“家里没人”说得轻巧。那时候我听见的只有邀请,后来才听见那句话后面空出来的那一大截日子。
可即使如此,我也没有替她把那种孤独变成什么特别的事。她有丈夫,我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坐在录像厅里,互相说几句话,吃一碗便宜的馄饨,并不代表谁欠谁什么。
过了两个月,琴姐的丈夫回来了。
那天我在巷口买汽水,看见一辆沾着灰的货车停在路边。一个高个男人从车上下来,肩膀宽,脸晒得发黑,手里提着一只旧包。琴姐站在录像厅门口,见到他便迎了过去。
“你回来了?”
“刚到。”
他把包递给她,眼睛朝这边看了看。
琴姐顺着他的目光发现我,跟他说:“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小兄弟,在电子厂上班。”
我叫了声叔。
他看起来比琴姐大不了太多,点点头:“在这边打工啊?”
“嗯。”
“干活辛苦。”
“还好。”
他们没多说。琴姐拎着包跟他回去了。临走前,她朝我笑了一下,跟平常一样,没有藏着掖着,也没有特意解释什么。
那两天她没来录像厅。
第三天晚上,她的丈夫又出门跑车。我在巷口遇见她,她刚从制衣厂回来,换了双旧鞋,手里拎着饭盒。
“你丈夫走了?”
“今晚走。歇了两天。”
我点点头。
她又问:“还看电影吗?”
“看。”
“那走吧。”
她没提家里的事,我也没问。我们照常买票,照常坐在塑料椅上看一部不太清楚的电影。她把饭盒里的花生米分给我,我把汽水推到她面前。
电影散场时,她忽然说:“你上次见到他,紧张吗?”
“有一点。”
“怕他误会?”
“怕。”
“他没误会。”
“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说过你是我认识的小兄弟。他还说我总算在这边交了个朋友。”
我听了有点意外:“你跟他说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们就是看录像、吃馄饨。要是真怕人知道,我也不会带你在巷口碰见他。”
那一晚,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必把这段关系想得神秘,也不必因为她是个已婚女人,就把所有来往都看成危险。我们确实只是朋友。她当初说错了话,却愿意承认;我拒绝了,她也没有因此翻脸或纠缠。
接下来的一年,我的日子还是重复着上班、吃饭、看录像。琴姐偶尔会跟我说起她老家的弟弟,说那孩子写信来要钱买书,说母亲总嫌他不回家吃饭。她说这些事时,脸上总带着一点笑。
她也知道我会给家里寄钱。
“你十九岁,就知道惦记家里。”她说。
“我妈养我这么大,我寄点钱怎么了?”
“没说不好。我是说你心里有家。”
“你没有吗?”
“有。”她把瓜子壳放在桌边,“只是离得远。”
有时我会想,她当初那句“看你老实”,到底有几分试探,几分真心。她从没再解释,也没有再拿那件事逗我。我们都像默契地把那句话放在那儿,记得,却不再往上添别的。
有一年冬天,厂里突然说要赶货,连续加了十来天班。我每天从流水线下来都觉得手指发木,澡也懒得洗,回宿舍倒头就睡。琴姐也忙,她们厂接了急活,晚上常常拖到十点多。
等两边都闲下来,已经过去大半个月。
那天我去录像厅,刚好碰见她。她比从前瘦了点,头发剪短,穿着一件灰外套。
“最近怎么不见你?”我问。
“忙。”她说,“你不也忙?”
“我以为你回家了。”
“没回。”她把票递给售票的,“你还以为我说不来就不来了?”
“我哪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
她还是那样,讲话带点笑,可我觉得她比刚认识时安静了些。电影放到中途,她一边看一边用手指捻着衣角。我问她怎么了。
“没什么。家里来信,说我弟又考砸了。”
“你担心他?”
“担心有什么用?隔这么远,我也不能替他读书。”
她说完就不说了。
看完电影,我们坐在摊边吃馄饨。她忽然问我:“你过年回不回家?”
“回。”
“几号走?”
“还不知道,要看厂里什么时候放。”
“你回去以后还会回来吗?”
“会吧。这里工资比家里高。”
她低下头,拿勺子把汤里的葱花拨开:“也是。”
我问她:“你想回去?”
“想。”她停了一会儿,“但回去住几天,还是得回来。丈夫在外头跑车,我在这边做工。就这么过。”
“那你不会觉得闷吗?”
她抬头看我:“会啊。你以前不是知道吗?”
我没说话。
她把碗里剩下的一只馄饨夹起来,放进嘴里。那句话没有让我觉得她在暗示什么,只让我想起第一次在录像厅,她贴近我说家里没人时的样子。那时她用一句玩笑把孤独藏起来,后来才慢慢敢承认。
“下次别那样问了。”我说。
“哪样?”
“问我会不会跟你回家。”
她愣了一下,随即看着我:“我后来不是没问过了吗?”
“我知道。”
“那你今天提这个干什么?”
我把筷子放下:“就是想说,我不怪你。但那天我真的吓到了。”
她脸上的笑收了起来。
“我知道。”她说,“那句话不该说。”
“你说自己无聊,我不觉得无聊是理由。”
“不是理由。”她轻轻点头,“只是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跟人交朋友,才故意说得那样。”
她没有替自己开脱,也没说我应该理解。我反而觉得心里松了一点。
“以后咱们就好好看电影。”我说。
“好好看电影,再吃馄饨。”她接了一句。
“行。”
她又恢复了笑意:“你说话总像个小老头。”
“你不也是?”
“我比你大九岁,当然可以说你。”
“那你也不能随便吓人。”
“知道了,弟弟。”
那顿饭吃完,我们各自回去。她走到路口时问我,下次想看什么。我说随便。她说那可不行,随便挑的片子不好看,得她来选。
她选的片子最后也没看懂。
我就坐在她旁边,一边给她解释屏幕上发生了什么,一边听她说她弟弟寄来的信。她说到弟弟时总要笑一下,像是隔着很远,也还能把他放在身边。
我那时开始觉得,琴姐叫我“弟弟”,并不是想让我替她填补什么。她只是把我当成一个能说话的人,而我也愿意听她说。
那年年关将近,厂里公布了放假日期。我要比平常早几天走,买到的火车票是夜里的。临走前一晚,琴姐约我去吃饭。
不是馄饨,是她自己做的家常菜。
她丈夫那天在家,开门见到我,先把手里的烟掐了。
“要走了?”
“明天走。”
“路上小心。”
“谢谢。”
琴姐在厨房忙,听见声音探出头来:“进来坐吧,饭马上好。”
我站在门边犹豫了一下。以前她邀请我去家里,我一定会拒绝。可这回她丈夫在家,门开着,屋里亮着灯,桌上摆着两双筷子和三只碗,没有什么让我不安的地方。
我走进去,坐在门口那张小凳子上。
她丈夫给我倒了杯茶,问我老家冬天冷不冷。我说挺冷。他又问厂里怎么样,年轻人做流水线能不能适应。我说还行。
他话不多,但没有不耐烦。琴姐端菜出来时,他起身帮忙,把碗筷摆好。
我第一次知道他们相处时是什么样子。她会嫌他走路带进来一地灰,他会笑着说自己在路上颠了一天,鞋底哪能干净。她让他少抽烟,他也没顶嘴,只把烟盒放到桌子另一边。
那顿饭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她给我夹了菜,问我回去后是不是还上学。我说暂时不念了,先攒点钱。她丈夫劝我别太累,年轻时也要学一门手艺。
我吃完饭,琴姐把我送到门口。
“明天什么时候走?”
“晚上七点多。”
“路上别贪便宜坐黑车。”
“我坐火车。”
“那也看好行李。”
我点点头。
她进屋拿出一个红包,塞到我手里。
“拿着。”
“琴姐,我不要。”
“不是大钱,给你路上吃点东西。”
“你留着吧。”
“你叫我一声姐,我给你点东西有什么不行?”
我低头看着红包:“我都十九了,还拿你的钱不合适。”
“我知道你十九。”她说,“所以才让你自己收着,别拿去乱花。”
她把红包往我手心里推了推,语气不重,却没有把手收回去。我推了一下,她还是坚持。我最后只好收下。
我说:“等我以后有钱了请你吃饭。”
“你先回去好好过年。”
“你也回吗?”
“我过几天跟他回去一趟,再回来。”
我看了眼屋里。她丈夫正坐在桌边收拾碗,听见我们说话,抬头朝我点了点头。
“那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琴姐说。
那晚我回宿舍,打开红包,里面是两张一百块的钞票,还有一张折起来的纸条。
纸条上写着她老家的地址,字写得不算好看,下面还加了一句:以后有机会过来,来找姐吃饭。
我看了很久,把纸条重新折好,夹进钱包里。
那不是一个邀请我离开现实生活的暗号。就是一个姐姐把自己的家乡地址写给我,告诉我那边还有个人认识我。
我后来一直没去过她老家。
有几年,我们还偶尔通信。她写字慢,信里总是说些家常:她弟弟考上了学校,丈夫回来的次数多了,制衣厂换了老板,工时也变了。我回信时说自己换过工作,学了点修机器的活,后来回了老家。
信越来越少,后来停了。
我没有再回到那座城市,也没有再见过琴姐。
可我一直记得九二年那个晚上。铁皮棚子里烟味很重,电视画面泛着雪花,旁边的少妇靠过来,轻声问我:“弟弟,这个好看吗?”
我说还行。
接着她问我愿不愿意跟她回家,我说不去。
她没有因为我的拒绝恼怒,也没有把孤单当成我必须接受她的理由。她后来道了歉,我们就一起看电影、吃馄饨,做了很久的朋友。
十九岁的我那时以为,拒绝一个人,就会失去一段关系。
琴姐让我知道,不是每一次拒绝都要变成翻脸。有些人听见了“不”,仍然能留下来;有些关系,也正因为那个“不”,才有了真正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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