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会场里的人陆续退场,记者们正收拾采访材料,邓小平却走到他们面前,停下脚步说:“请你们帮忙辟个谣。”
一句话,让原本准备离开的记者重新围拢过来。那段时间,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处在关键阶段,任何一句表述,都可能被放大,甚至影响谈判气氛。
这场风波的起点,并不复杂。香港记者在会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提问,核心意思是:香港居民担心解放军进驻,回归以后中国是否一定会派军队驻扎?
耿飚曾任国防部长,对军事问题并不陌生,但香港问题牵涉主权、外交、国防和谈判安排,不能只凭个人理解回答。面对突然发问,他的回答出现了模糊之处,被概括为中国政府未必一定派军队进驻香港。
问题就出在“未必”二字。
会后,香港一些报纸迅速刊登相关消息,把个人回答处理成了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甚至出现“中国不会派军队进驻香港”的说法。消息传开后,英方和香港社会都产生疑问,中方谈判代表也承受了不小压力。
邓小平很清楚,这不是普通的口舌之争。香港问题谈的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驻军问题则直接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若此时让外界形成中国已经放弃驻军权的印象,后续谈判必然更加被动。
香港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了这个问题不能含糊处理。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又使九龙司地方一区被割让;1898年,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岛屿租给英国,租期为九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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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文件性质不同,香港也因此形成了岛、九龙和新界分属不同安排的局面。尤其是新界租期截至1997年6月30日,成为后来中英交涉中无法回避的时间节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没有立即以武力解决香港问题,原因并非放弃主权,而是要综合考虑国际环境、国内建设和香港本身的社会状况。香港与内地相邻,又处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贸然采取行动,可能带来更大的代价。
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重视的正是主权原则与现实安排之间的平衡。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明确表示,香港主权问题没有讨论余地。与此同时,他提出,香港回归后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原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
这就是后来“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基础。主权必须归还,制度可以保留;国家统一不能打折,香港的繁荣也要得到保障。两者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谈判能够推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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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谈判并没有因此变得轻松。中英双方在主权表述、行政管理、外交国防以及驻军等问题上反复磋商。中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外交和国防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既然国防属于中央权力,中央当然不能被剥夺驻军权。
英方对此态度消极,希望香港拥有更大的自治空间,并试图保留某种特殊影响。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甚至在文字表述上也十分谨慎。香港不是英国把主权交给中国,而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个区别不能混淆。
因此,5月25日面对记者时,邓小平没有绕开问题。他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恢复行使主权后,中国当然有权在香港驻军;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维护香港稳定的重要安排。香港不承担驻军费用,相关费用由中央负责。
这番话很快被记者记录下来,并通过广播和报纸传递出去。邓小平还专门向港澳代表解释,驻军并不意味着改变香港的社会制度,也不等于削弱香港的自治,而是表明香港不再是外国管治下的土地。
英方随后试图继续交涉,希望中方重新考虑驻军问题。中方代表周南的回应十分直接:“这个立场是坚定的,没有谈判余地。”这句话不是情绪化表态,而是对前期谈判原则的再次确认。
5月28日,耿飚作出书面检查,承认自己的回答缺乏依据,也没有充分估计政治影响。对于一位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来说,公开承认失误并不容易,但香港问题的敏感性,要求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严格斟酌。
风波没有改变谈判方向。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同年12月19日,两国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互换批准书,声明正式生效。
此后,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期。邓小平于1997年2月19日逝世,未能亲眼见到7月1日香港回归。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场由一句模糊回答引发的风波,也成为香港回归谈判中一次极具警示意义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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