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下网友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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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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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仔细探讨下:
武德九年,李元吉劝李渊杀掉李世民。李渊回答:“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
这句话很容易被读成父亲心软。放回当时的朝廷,它还有一层冷峻的意思:皇帝需要一宗能向天下交代的罪名,也要考虑秦王死后由谁接管他的军队、官署和旧部。李元吉催他动手,李渊始终缺一个可以放心的收束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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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最难处置的地方,在于他替唐朝完成了大量接纳工作。敌将投降后最关心活命与官职,新附州县也要有人接管,许多事都在他的军前有了着落。受恩者把活命和前程记在他的名下。赐死诏书一到,这些人立刻会想,秦王当年答应的事还算不算,自家今后的处境由谁担保。
给皇帝出这个主意很容易,替皇帝收拾后果很难。父子之情会影响李渊的选择,武德年间的局势则为他的选择定了价。这个价钱随着唐军的胜利一路上涨。
唐朝建国时,关中以外群雄并立。李世民先平薛仁杲,继而收复河东,武德四年又在虎牢擒获窦建德,迫使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投降。他的官职随战功累加,秦王、尚书令、太尉、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后来加号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天策府设置了官属,陕东道行台在辖区内还有专断处置之权。
这些头衔带着实权。行台管着地方军政,王府聚拢文官武将,军前的决定很快就能变成实际任命。秦王身边由此形成一套能够办事的班底,朝廷之外多了一个给人前程的去处。
李渊把这样的权柄交给儿子,有战争逼出来的需要。武德三年,他命李世民讨伐王世充,诏书写得很明白:府库资财不得私取,立功者破格赏赐,敌方归附者及时授官,待遇从优。新王朝地盘有限,愿意拿出官爵、财货换取胜利,是当时最有效的办法。
战场上的归附很少只凭一纸公文。守将要判断开门以后会不会被杀,部属能不能保住,家眷会不会受牵连。主帅能够当场作出保证,谈判才有分量。京城发布诏令,秦王在军前把诏令变成官位、赦免和活路。归附者感谢李唐,也会记住那个向他们伸出手的人。
尉迟敬德的经历最能说明这种关系。他原先追随刘武周,还曾参与俘获唐军将领。武德三年,他与寻相率八千人归降,李世民让他继续统领旧部。屈突通担心降卒生变,李世民仍表示信任。后来,尉迟敬德成为玄武门行动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的忠诚来自秦王在刀兵之后给出的实际保证,也连着旧部数千人的安危。
这种班底来自一次次公开授权。李渊把军队、财货和处置权交给他,希望他尽快结束战争。刘武周占据太原、关中震骇时,李渊一度准备放弃河东,退守关西。李世民请求领三万精兵收复失地,李渊随即调集关中兵力增援,还亲自到长春宫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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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江山受到威胁,秦王是最能救急的人。危机缓和以后,他的信用又随着归降将士和新附州县向外伸展。李渊想收回时,接权的人已经遍布各地。若只撤掉秦王的官职,那些凭军功和归附得到安置的人仍会寻找旧主;若把他们一并清查,刚归顺李唐的州县便会重新估量自己的处境。
朝廷公文也开始出现冲突。《资治通鉴》记载,太子令、秦王教、齐王教与皇帝诏敕并行,办事官员无所适从,只好按照收到的先后执行。皇帝在名分上高居众人之上,地方具体办事时仍要分辨哪一道命令更有效。
淮安王李神通受田一事,把这种冲突摆到了李渊面前。李神通有军功,李世民赏给他数十顷田。张婕妤又替父亲向李渊求得同一处田产,李渊另下手诏。李神通以秦王教令在先,没有交出。李渊大怒,责骂李世民:“我手敕不如汝教邪?”
田产只有一处,请托来自两套关系。张婕妤的父亲借内廷求恩惠,淮安王凭军功受赏。一道手诏可以重写,秦王多年分赏形成的关系很难全部作废。那些承诺以秦王名义执行,使用的仍是唐朝的官爵和资源。皇帝若一概承认,秦王的威望会更高;若随意推翻,朝廷的信用也会受损。
这也解释了李元吉劝杀时,李渊为何追问“何以为辞”。公开罪名可以写进诏书,秦王府旧部的反应无法用诏书预定。杀一个外姓将领,可以把问题定为个人逆罪;秦王代表李家平定四方,杀他等于公开处理唐朝创业过程中最庞大的一份功劳。功臣与新附者如何接受这个结果,也无法省略。
李渊还考虑过让李世民离开长安。《旧唐书》记载,他曾准备让秦王回洛阳主持陕东事务,建天子旌旗。建成、元吉随即提醒他,秦王左右多有山东人,听到去洛阳都很高兴,此去恐怕不会再回来。方案随即搁置。把秦王留在京城,两派日日冲突;让他东去,又可能形成一个握有地盘和完整军政班底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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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已经着手调整双方的权力。他尝试过把秦王的成功路径交给太子。武德五年,刘黑闼再度起兵,王珪、魏征劝李建成亲自出征,借军功结纳山东豪杰。李渊同意,并把陕东道大行台、山东道行军元帅以及河南、河北诸州的处置权交给太子,允许他便宜从事。
这次授权很能说明李渊的认识。秦王凭军功建立的关系,东宫也需要一份。太子若只能在京城等待继位,就无法让各地官员和将领相信,跟随自己同样可以得到保障。李渊开始把战时形成的信用引向太子,希望东宫逐渐接住那些原本属于秦王府的人心。
魏征在军中建议释放刘黑闼的囚俘,安慰后遣散。此前严厉处死将帅、拘押妻儿的做法,已经使赦令难以取信。太子采纳建议后,刘黑闼部众加速离散。山东人关心的依旧是活路,赦免能不能兑现,比诏书写得多么漂亮更有用。
武德九年,局势已经进入实质收权阶段。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秦王府将领被要求随李元吉北征,秦王帐下精兵也将拨入元吉军中。程知节遭外放,房玄龄、杜如晦被逐出秦王府,还被禁止私下拜见秦王。这一连串处置没有立即废掉秦王,实际效果是逐步拆开他与将领、谋臣之间的联系。
从李渊的角度看,这些处置提供了一条比公开赐死温和的路:先调整兵权与人事,让秦王府逐渐失去独自行动的能力。秦王府众人从中读出了另一种意思。尉迟敬德曾被下狱,险些丧命;程知节眼看辅佐之人接连离去;房玄龄、杜如晦若私下进府,便可能获死罪。他们很难相信,秦王失势以后自己还能平安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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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李世民先动手的人因此格外急切。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人日夜进言,其中有个人的野心,也有全家老小的性命。秦王一旦倒下,他们过去的功劳可能变成结党的罪证。这些安排传到他们耳中,已经有了清算的意味。李世民若继续等待,身边这些人也可能各自逃散。
史书中关于昆明池设伏等密谋的对白,未必句句可靠。材料经过贞观以后的整理,后来者的剪裁难以完全避免。调将、抽兵、逐走房玄龄和杜如晦,已经足以说明秦王府受到的压力。秦王集团无法确认李渊最终会走到哪里,只能按照最危险的处境行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伏兵进入玄武门,兄弟相残由此发生。
战斗并没有随着李建成、李元吉被杀立刻结束。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率东宫与齐府精兵二千人反攻,敬君弘、吕世衡战死,薛万彻还准备转攻秦王府。直到尉迟敬德出示二人首级,宫府军队才溃散。京城禁军和宫府兵里,仍有不肯服从李世民的力量,这一点也能让人体会李渊当年的顾虑。
随后的处置同样值得留意。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都被处死,宗室属籍也被削除,政变显露出极其残酷的一面。轮到宫府百余名旧属时,李世民采纳尉迟敬德的建议,停止大规模株连。冯立、谢叔方、薛万彻得到赦免,魏征受到礼遇,王珪、韦挺被召回任职。
李世民此时具备宽赦的条件。他已经控制局面,也有一套完整班底接管朝政。李渊若提前处死秦王,接收者很可能是东宫与齐王府。这些人同秦王府将佐结怨已深,尉迟敬德遭过下狱,房玄龄和杜如晦遭过斥逐。秦王旧部很难相信,对方掌权后的赦免会长期有效。没有可信的接收安排,宽赦就难以消除恐慌。
李世民掌权后,很快废除陕东道大行台和益州道行台,改置洛州都督府、益州大都督府,天策府也被撤销。亲历过这段岁月的人,同样不愿让战时官署继续保留独立班底。秦王府赖以扩张的几项战时设置,最终在流血以后才被撤销。
李渊的失误带着创业政权的印记。打天下时,他把足够大的权力交给最能办事的儿子,让军功、官爵和归附者的前途迅速结合。天下稍定,他想让这些关系重新归于朝廷,一直没能提供一个让各方安心的接转办法。收权开始以后,每一道命令都可能被秦王府理解成下一步清洗的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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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那道问题,李渊的迟疑里有父子亲情,也有连续多年的现实计算。留着秦王,储位之争还会恶化;突然杀掉,军功封赏和归附人心可能立刻失控,北面的突厥威胁也未消失。李渊愿意承担前一种风险,因为它看起来还有转圜时间。他接受逐步拆解秦王府的安排,希望把众人对秦王的依赖接回朝廷。
秦王集团没有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玄武门那一箭射中李建成以前,许多人已经把自家的生死押在李世民身上。皇帝能决定一个人的罪名,众人受过的旧恩不会因一道诏书消失。武德年间最难收回的东西,正是那些已经在战场上兑现过的活命与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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