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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电影多一点时间:与视频论文大神李起万的三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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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撰文|张超群

2026年10月,李起万(Kevin B. Lee,下文简称Kevin)的首部长片《后世残影》(Afterlives)来到杭州,入围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西湖荣誉”单元。影片的制片人、柏林独立制片公司pong的负责人卡洛琳·基尔贝格(Caroline Kirberg,下文简称Caro)也到场参与放映与交流。


影片从2014年ISIS发布的宣传片《Flames of War》出发。Kevin曾试着逐段分析它如何制造恐怖,后来把注意力转向接触过这些材料的人,听他们怎样理解、使用和回应这些影像。

2024年6月17日,我第一次通过Zoom采访Kevin时,《后世残影》还在制作中。那次我们主要谈论视频论文,我当时正着手写一篇相关的中文论文。他和莱奥·加利贝特-莱妮(Lého Galibert-Laîné,下文简称Lého)已经完成《瓶装歌曲1–4》(Bottled Songs 1–4)这组影像书信,打算把有关极端主义宣传影像的研究拍成长片。

2025年,我开始与pong联系,还不知道Kevin的新片正由他们制作。Kevin的短片和pong的电影,分别影响了我做电影研究的方向。到了《后世残影》,这些关注在同一部电影里相遇了。

2026年8月在洛迦诺,我与Kevin、Caro第一次当面相见。10月在杭州,我再与Caro交谈。三次正式采访之间,还有持续的看片、翻译和通信。

从2024年到2026年,我们在不同阶段谈到相近的问题。2024年,Kevin还在尝试用生成式AI接近那些从网上消失的影像。2026年,我又向他提起“终极拾得影像机器”,他仍然认同这个判断,也谈到它对拾得影像构成的挑战。影片完成以后,同一个问题也有了继续追问的地方。这些往返,使我希望把三次谈话放在一起,让读者既能听见当时的判断,也能看到它后来怎样在创作实践中产生新的观点。

Kevin把《后世残影》称为“寻找对话的独白”。他的声音带着观众进入调查,与其他人的交谈又使他重新考虑自己在影片中的位置。电影里的对话也经过了选择和剪辑,谁获得更多空间,谁拥有最后一句话,都是创作者需要作出的判断。整理这三次谈话时,我也想保留这种往返。2024年的问题可以在2026年被重新提起,Kevin的说法也可以从Caro那里得到另一种回应。我的看片和翻译经历留在这些声音之间,它们成为索骥影像和诸多问题的一个线索,也让尚未得到解答的疑问在这次文稿编撰中如实地呈现给读者和影迷们。

2025年通信时,我问过Caro,pong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她带着玩笑回答:“你说ping,我们就说pong。”回看这些谈话,这句话也让我想到他们共同工作的方式。一个人提出尚未成形的想法,另一个人接着往下想。他人的回答可能使问题变得更具体,也可能使它走向原先没有想到的地方。

“给电影多一点时间”,于是也包括给这样的交谈留出时间。Kevin与pong怎样共同完成一部电影,我怎样从他们的作品出发提问,都在这几次相遇中逐渐展开。


一|长片之前:从视频论文到《后世残影》

Kevin的《变形金刚:幕前制作(一部桌面纪录片)》(Transformers: The Premake,2014)曾让我想继续做电影研究。他在YouTube上搜集了355段视频,沿着围观者的镜头追踪剧组拍摄。其中,迈克尔·贝在三星发布会上因提词器故障说了声“Sorry”,转身离场。Kevin让我们从几个上传者那里看见同一次离场,又把网友给发布会添上的爆炸,与围观者拍下的片场爆炸接到一起。平常在大片里指挥爆炸的迈克尔·贝,就这样进了别人给他剪的爆炸场面。



Kevin·2024年· Zoom

「视频论文和桌面纪录片当然有关系。我会把视频论文定义为一种用声画媒介来批判性地反思声画媒介的视频。你用这个媒介,也有意识地反过来审视它。具体的做法很多。早先我们用现成影像,拿已有的电影或其他媒体材料来思考这些作品。现在丰富得多了。你可以拿摄影机自己拍,可以用虚拟现实,也可以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我最近对AI感兴趣。我在想,可以做一篇关于AI的视频论文,也可以尝试让生成式AI参与视频论文的制作。这个形式还在发展。对我来说,要紧的是它能不能让人带着批判的意识去看这些媒介。

这和我2007年开始做视频论文时很不一样。当时我把电影当作档案材料,用电影来思考电影。等到我开始做桌面纪录片,我想看的东西就包括了我们看电影、接触影像的时候,自己身处的那个环境。我关心的是影像从哪里来,会流向哪里,人又怎样跟它打交道。这样一来,你看的范围大多了。

说到我自己,我可以谈谈十年、十五年前使用现成影像的做法。很多视频论文现在也还是这样做,挑一部电影来分析。我用过不少不同的办法,不过回想这十七年,我总是从自己在材料里注意到的,最让我好奇、最想追下去的一件事出发。有时候,一部片子里的一个画面、一个场景就够了。比如《变形金刚:幕前制作》。我在YouTube上看到一段视频,是有人在芝加哥拍下的《变形金刚》片场的一场大爆炸。我还有七个月才能看到这部电影,居然已经能看到里面的爆炸了。我想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就从这里开始做了那部片子。有时我想弄清一个场景为什么要这样拍,试着通过摄影、场面调度或演员的表演,理解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也有时候,你从一个问题走进了制作过程,或者某个人的生平。调查总得从一个问题开始。回到AI,也是看它引出了哪些疑问,从中找一个最值得追下去的。」

2018年,Kevin和Lého合作的《阅读//绑定//班宁》(Reading // Binging // Benning),把这种寻找带向了一部他们还没有看过的电影。鹿特丹影展请他们为詹姆斯·班宁的新片《读者》(Readers)做一部映前短片。Lého从文字介绍里得知,班宁拍了四个人各自读书,每人一个长镜头。她找来这四个人的照片,又从网上找别人读书、翻页的视频,把四段素材排进剪辑时间线,试着拼出一部想象中的《读者》。

Kevin则在YouTube上找到约32部班宁的旧作,一部接一部排进时间线,总长四十一小时三十五分五十九秒。把这些影片排在一起时,他想起十年前在电影节看过的《美国铁路》(RR,2007)。片中的四十三个镜头,各自看着一列火车穿过风景。他记得自己当时总觉得,画面里也许有什么是他没看见的。短片里,光标沿着YouTube的进度条移动,后面的镜头先出现在缩略图里;回到全屏,一长列货车正从风力发电机前驶过。

快到片尾时,两人找到受班宁启发的视频,一段草地和树的影像就叫“班宁练习”。网页上随后出现了Lého自己的名字,她上传了一版《读者》。白底上逐字打出片尾的话:“也许,这个创作过程甚至发生在你观看班宁电影前。”等观众准备看班宁的新片,先看到的,是两个还没看过它的人拍出来的电影。两个人围绕同一部作品,带出了各自看过什么、记得什么,也留下了不同的寻找路径。



《阅读//绑定//班宁》截图

我也向Kevin提起他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所做的演示《从爱森斯坦到#银幕人生》(From Eisenstein to ),听他谈蒙太奇怎样作用于今天的观看。

Kevin·2024年· Zoom

「那次演示谈了很多东西,我现在还记得演示的结尾。我想弄清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才能体验到爱森斯坦所说的那种蒙太奇效果。对我来说,这关乎一个很日常的动作上,就是刷社交媒体。这件事有两面。你滑动屏幕,各种各样的图像从面前经过。现在可能更极端,一个视频接着一个视频。有时相邻的两段内容差别非常大,呈现的生活、看待事情的角度完全不同,你却已经习惯了,甚至感觉不到它们放在一起有什么突兀。从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来看,这大概有点可悲。这样的碰撞已经成了常态。现在的难处,在于怎样重新产生他所说的冲击,让观众不得不停下来,想想这幅图像和下一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对爱森斯坦来说,这种激情是有政治意义的。观众要试着理解生活里原本分散的那些东西,开始意识到自己处在怎样的现实里。

可我们生活在激情过剩的状态里。能看的东西太多,你已经顾不上想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只觉得它们都在同一股信息流里往前走。所以我想,今天的艺术家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怎样造成这样一个瞬间,把观众从惯常的信息流里带出来,让他回头想想自己的处境。桌面纪录片曾让我看到这种可能。电脑桌面本来是我用来上网搜索的地方,突然之间,它本身居然能让我有一次看电影的经验。我也就开始回想,我平时在网上、在桌面上过的是怎样的生活。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我没有做很多桌面纪录片。我总觉得,每多做一部,这种形式就变得没那么特别了,能让人吃惊、让人忽然有所觉察的可能也会少一点。所以我用它的时候会更慎重。每次都得想清楚,这次要怎样用,才能产生爱森斯坦谈的那种蒙太奇效果。」

在《变形金刚:幕前制作》中,鼠标把不同上传者的拍摄接在一起;到了班宁短片,一次尚未发生的观看,也能带出一连串已经看过、读过的东西。进入《后世残影》,这些搜索和联想仍在继续,只是Kevin要与同一批材料相处得更久。

到了2026年,我们又谈起他过去大约每周完成一篇视频论文的节奏。

Caro·2026年·洛迦诺

「以前做短片,你可以做完一部,再接着做下一部。现在面对长片,思考作品的方式也不同了。」

Kevin·2026年·洛迦诺

「那样做非常高效,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我没有像做这部电影时这样,深入地投入每一篇视频论文所涉及的题材。」

《瓶装歌曲1-4》里的影像书信,原本有一个明确的收信人。Lého曾回忆,为了向Kevin说明自己查到了什么,一封邮件需要附上三四十个链接和视频时间码,后来索性做成十二分钟的视频。这封私下发给Kevin的信,成为《瓶装歌曲》的第三部。筹备长片期间,Lého决定退出。按Kevin的回忆,继续接触这些宣传影像已经让Lého很难受,Lého也有了别的想做的作品。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必须从一个人的作者位置重新做整部电影。pong 一直推动我明确自己站在哪里,而这正是我一直觉得困难的地方。也许我最初希望共同创作,部分就是为了避免完全以自己的名义说话。」

Caro·2026年·洛迦诺

「这相当于在项目的一半突然离开,整部作品都需要打乱重组。」

Kevin·2026年·洛迦诺

「但通信的想法仍然留下来,只是转化成了我与银幕上其他人的对话。」

合作的变化,也让pong的创作者们更早进入影片的写作。

Caro·2026年·洛迦诺

「我们理解这个决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比原先设想的多得多。我们pong成了Kevin可以来回商量的人。Mareike Bernien也承担了更多工作,我们请她更早加入了。

原来的设想是,你们先做自己的东西,到了剪辑阶段,再由菲利普或其他人提供剪辑方面的咨询。后来,这种参与提前了很多。从Kevin写作开始,pong的很多人就一起思考美学方案,以及怎样帮助Kevin从屏幕背后,走进现实的物理世界。」

制作时间拉长,影像也经历着自己的变化。《后世残影》追索的材料已经在网上传播过多年,一些录像后来不再能够取用。2024年Kevin谈起AI时,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形。Kevin关于ISIS影像和宣传的研究仍在继续,而那些的作为研究起点的影像却随着议题的消散和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位置变化,变得难以索引,甚至消失了。

二|影像消失之后:AI与档案
2024|能否找回消失的影像

2024年第一次交谈时,《后世残影》还在制作。Kevin已经开始尝试用生成式AI追索那些从网上消失的极端主义宣传影像。

Kevin·2024年· Zoom

「我才刚开始使用生成式AI,我的第一次尝试是在我正在做的一部长片里,叫《后世残影》(Afterlives)。它延续了我和Galibert-Laîné一起做的《瓶装歌曲1-4》。那个项目里有四部视频论文,我们试着分析“ISIS”制作的极端主义影像。现在又过去了几年,这部长片想再往前走一步,看看今天还能在哪里找到那些影像,它们如今又起什么作用。

我在做的其中一段,是试着用生成式AI查询“伊斯兰国”的媒体材料。我想看平台收到这个请求会怎么回应。我想弄清它能接触到哪些数据和材料,又会把它内部的什么东西解释成“ISIS”的影像。那些东西有很多已经从网上删除了。很奇怪,你好像还能在生成式AI那里找到它们,可它给你的东西已经被转换过,像是经过了一层过滤。我想,这或许是接近一批已经消失的纪实影像档案的一种办法。假如它们还留在AI的训练数据里,那也是个黑箱,你没法打开来看。通过这个尝试,我可以开始调查AI由哪些东西构成,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在别处已经找不到的数据。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还没试过文生视频。我想知道的是,怎样用它做出能让人反过来思考这种技术的作品。已经有人在试了,比如Johannes Binotto在尝试用生成式AI重做经典电影,看看它里面到底藏着怎样的档案。还有Alan Warburton,他做了一篇视频论文《The Wizard of AI》,用生成式AI制作的图像来讨论和批评生成式AI。如果我要做文生视频,我希望观众看见那些影像的时候,会去想它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只是做出一个产品,或者满足一下好奇心,比如我想知道小熊猫在太空里跑来跑去是什么样子,工具当然能满足你。我更想试的是,有什么能让你从那个幻想里一下子醒过来,让你不得不面对一些东西。

我所说的是对生成式AI这项技术的批判。还有,怎么把它和现实重新联系起来。生成式AI可以把你越带越远,越走越深入幻想,你就容易忘了它的物质基础。其中包括它调用的档案材料,也包括人付出的劳动。机器要运转,要消耗能源、资源,要用到已有的媒体材料,还用到了人的创造力和劳动。我觉得,重新让人记起AI借来制造幻想的这些现实,是批判性地使用AI可以做的一件很有用的事。

这让我想起和Galibert-Laîné聊过的一件事。我们合写过一篇文章《Troubling the Desktop》,里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在Galibert-Laîné看来,桌面纪录片有一种力量,你做这部片子的时候,也把那一刻的互联网和电脑文化记录下来了。互联网一直在变。你今天在桌面上录下来的东西,哪怕只过一两年,可能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在经历这样的变化。比如,谷歌在改搜索功能,让AI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后搜索结果甚至可能不再把你带到原来的网站,而是替你读一遍不同的网页,给你一个摘要。你和信息的来源之间又多了一层过滤。我觉得这让人不安。就拿新闻网站或博客来说,如果读者看完谷歌或ChatGPT给的摘要就走了,没有人点进网站,这些网站就会失去那部分广告收入。互联网的文化和经济都在变化,桌面纪录片能留下一份历史记录,让人看到互联网原来是什么样子。」

谈到这里,我想到“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也想到哈伦·法罗基。2024年恰逢他逝世十周年。Kevin曾是法罗基研究所的首位驻地者,我想听他谈谈,法罗基若遇到生成式AI,会怎样观察它的工作过程。


Kevin·2024年· Zoom

「把生成式AI和现成影像联系起来,值得我们重思“拾得影像”在当代意味着什么。我觉得,AI就像一台终极拾得影像机器(the ultimate found footage machine),把这么多已有的材料收进来。可它也像一台会改造拾得影像、甚至毁掉拾得影像的机器。它以一个庞大的既有材料档案为基础。你看不到那些原片,它给你的只有原始材料经过转化的版本。我觉得,我们得想一想这样的将来:档案里的影像被改变、被污染,也可能被藏起来,到后来,你已经没办法再接触它们。

这种变化在别处也看得见。很多片子只能在流媒体平台上看,下载不了。有的学生想取一段素材,最后想出的办法是对着屏幕拍。这是他们唯一想得出来、能把片段留下的办法。我们现在所处的媒体环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想直接拿到材料也越来越难。因此我现在觉得,除了用现成影像来做视频论文,还值得做一些关于这些影像的处境的视频论文。值得考察的是谁在控制、使用这些材料,谁拥有它们,又是谁决定我们能拿到什么、拿不到什么。

如果法罗基遇到生成式AI,我想,他首先希望产生的,可能是一种间离效果。这对他一直很重要,不妨想想他晚年做的《平行 I–IV》。

那是在电子游戏环境里做的一组作品。他花很多时间玩游戏,把游玩的过程录下来,再回头看。他留意游戏给他操纵的角色带来了什么,角色之间怎样互动,也观察周围的环境、建筑和整个游戏世界的结构。他一边在里面玩,一边留心自己所处的环境,始终带着很敏锐的观察和批判意识。我想,他面对社交媒体大概也会这样。假如他在刷Instagram,我想他会很仔细地琢磨,它是怎样运转的,自己眼前出现了什么,又受到哪些影响。他会观察自己接收内容的过程。到了AI这里,也同样值得琢磨我们怎样回应它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生成式AI尤其棘手的地方在于,很多过程藏在里面,有点神秘。我最近和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聊过这个问题。在今天还活跃的艺术家里,我甚至觉得,她可能比谁都了解生成式AI。她大意是说,谁要是告诉你他知道AI到底怎么运作,你可别轻信。就连做研究的人、开AI公司的人,也解释不了它做出来的很多事情。

生成式AI里看不见的环节,给想要研究这种环境的人带来了一个难题。有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没有答案,而且有太多环节是看不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把自己围绕ISIS使用的一些提示词,还有AI生成的图像给别人看。他们被图像吸引住了,很想分析它们,好像在看一幅画。我当时就有点怀疑,仅仅谈它们的审美、构图、形式,是否真是理解这些图像最有意思的办法。AI生成的图像之所以这么奇怪,跟它背后的预测算法有关。算法处理文字提示、关键词,还有一些概率,比如这个词跟另一个词放在一起,通常会生成什么样的、符合人们期待的图像。每一幅图像都指向背后一整套需要弄明白的东西。所以,要理解它,得走到图像之外很远的地方。

回头看,这跟我自己的变化倒也一致。我刚开始做视频论文,只想弄明白屏幕上有什么。用的是电影学校教的那些很经典的东西,比如构图、场面调度、摄影、光线。后来我越来越想知道,屏幕后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影响着我们在屏幕上实际看见什么。这些东西对我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比屏幕上的画面还重要。我想,做桌面纪录片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大步。现在回想起来,我希望自己当时多做一些研究社交媒体的视频论文。在社交媒体上,一幅图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整个平台如何运转,比任何一幅单独的图像都更值得研究。到了生成式AI,我觉得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它怎样工作上。单分析生成的图像是不够的。很多时候,图像本身也没那么有意思,它往往只是重新组合了取自其他图像的一些东西。让我更想弄明白的是,这些东西究竟是怎样组合起来的。」

2024|创作与流通

同一次谈话里,我也想知道,生成式AI会怎样改变视频论文的制作。

Kevin·2024年· Zoom

「我最先想到的是自动化。很多人想知道,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快、更容易、更便宜。生成式AI现在的主要卖点就是这个。我不觉得这样做出来的视频论文一定会更好。比如,你可以让AI生成配乐,也可以让它照着最受欢迎的视频论文的剪法,帮你剪一篇,现成的公式拿来再用一遍就行了。我担心,越是想做得快一点、便宜一点的人,就越容易接受AI给出的这些做法,这样一来,能做出新东西的机会反而变少。这是比较悲观的一种看法。我也相信有人可以用它做出有创意、有意思的东西。

但那就得花更多精力。你得琢磨怎么写提示、怎么给它设定条件,才能做出它通常不会给你、你以前也没见过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人的劳动也许只是换了个地方。想想做一篇视频论文,最大的力气花在哪里。也许是想出构思,做研究,写稿,找片段,剪片子。AI在这些环节都可能帮上一些忙。我自己常用ChatGPT,可我用它并不是为了找答案,也不打算让它替我把活做完。它通常会给我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我看了会想,这也太蠢了吧,我可以做得比它好。有意思的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反倒想不到。也许我只是需要先有个东西摆在面前,好让我作出反应。我用ChatGPT,有点像是在激我一下。也许AI能为做视频论文的人提供一个很烂的例子,让你想去做得更好。我希望大家能这样用它。」

我能在网上看到Kevin早年的作品,也因为他曾把作品从YouTube转到Fandor,再转到Vimeo。我想知道,他怎样面对这些迁移,又是否因此对公开作品的互联网开源行为有所迟疑。

Kevin·2024年· Zoom

「我确实想把作品留在网上,做成自己的档案。我记得自己在法罗基研究所的驻地博客里写过。那阵子我一边整理作品,一边回顾自己走到那时做过的事。可惜的是,过去一年里,Vimeo上的下架通知越来越多了。如果视频论文里用到了有版权的内容,譬如电影片段或音乐,就可能被下架。据我所知,我自己的作品还没有碰到这种事,但我觉得它们在Vimeo上被下架的可能性在增大。

我2007年从YouTube开始,大约有三年只往那里上传。后来YouTube因为版权问题下架我的作品。再后来Fandor请我过去,他们喜欢我的作品,也希望我能有个安稳的地方放这些视频。我从2010年到2016年在那里做了大约七年视频论文。后来他们也遇到了版权方面的压力,不想吃官司,把我的视频全都撤了。于是我把它们传到Vimeo。那时候我以为在那里还算安全。现在又过了七年,Vimeo也开始下架视频了。我觉得大概没有什么地方完全可靠。也许我的硬盘还算可靠。但愿我的视频还都在硬盘里。要存档,真没那么容易。没有一种叫作“存好了”的永久状态。得想清楚存这份档案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愿意花多少力气、投入多少资源来维护它。不是建一次就完事了,你得一直照料它,让今天的人还能用得上它。」

2024年之前,我在网上看过Kevin几乎所有的视频论文,也为其中一些做过中文字幕。

Kevin·2024年· Zoom

「所以你做的翻译很有意思。说到档案,还得说它怎么流通。流通本身就是一种存档。你把一篇视频论文译成中文,是把它带到另一个地方,无论你是发给谁,还是在哪里发表。作品重新开始流通,这也等于又存了一次档。到了那里,它就会有它在那里的生活。档案不在某一个地方就算完成了,它是一整套需要运转的系统。这跟我们刚才谈视频论文有点像。在我看来,重要的不只是单件作品,还有它周围的系统。存档也一样,除了那些东西本身,还得有一套办法让它们继续活着。要让它运转,总需要有人带给它新的能量,让它重新流动起来。所以我很感谢你做的事。

生成式AI和版权肯定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事情会怎样,还没定下来。现在可能是生成图像最自由的一段时间,因为一旦这件事变得更值钱,一旦它有了更大的经济价值,就会有人想把这份价值据为己有。原作的版权人会更努力地去主张,新生成的图像里有原图的痕迹,因此他们也应该从中获得收益。这跟十五年前YouTube上发生的事很像。我的账号当初被关,也是因为类似的事。里面有三方。一方是创作者,在这个例子里就是我。一方是原来那些素材的创作者或所有人,可能是电影公司,也可能是手上有那段影像的其他人。还有一方是平台,也就是YouTube。这三方各有自己的利益,有时发生冲突,有时也能合作得很好。在一些情况下,其中一方会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或者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到了AI这里,你也会看到原始内容的创作者、拿这些内容做新作品的人和平台之间的争执。这样分也许是简单了一点,但把这三方认清楚还是有用的。他们很容易成为朋友,也很容易反目。我们再看会怎么发展。

现在中国电影发展如何?除了贾樟柯的电影,我真正熟悉的不多。不过现在我可能对中国的视频论文比对中国电影还要好奇。我很想知道中国创作者创作的视频论文是什么样?」

我能观看和翻译他的作品,已经依赖于这些持续的迁移。换一个平台,译成另一种语言,作品会遇到新的观众,原来的链接却可能失效。《后世残影》追问的旧影像同样没有停在最初发布的那一天:有人分析它们,有人保存它们,也有人让它们进入新的材料和新的用途。两年后,成片让我们能够重新讨论这些转化带来了什么。

2026|重问“终极拾得影像机器”

两年后在洛迦诺,我又向Kevin提起他在2024年说的“终极拾得影像机器”。那时我记得“终极拾得影像”,却漏掉了“机器”这个词。

Kevin·2026年·洛迦诺

「《后世残影》如果现在再做,我可能会做得不同,可能会更多地处理 AI。有意思的是,这是第一次放映后没有讨论 AI。以前观众总对那一段特别感兴趣,甚至让我想,也许我应该干脆做一部关于 AI 和 ISIS 档案的电影。但我也很高兴没有这样做,因为这部影片包含了很多年,也包含了这段时间里逐渐浮现的许多问题。

我现在心里有点矛盾。得先想想,我当时是在什么语境里把生成式AI叫作“终极拾得影像”的。

或者说,它也许给拾得影像带来了一种终极挑战(an ultimate challenge to found footage)?生成的图像显然有它的来源,可你没法把它和那些来源准确地对应起来。它像是对某种存在于别处的东西产生的幻觉,就好像在追逐一个幽灵。那一段我尝试做的就是这个:把生成式AI当作一种档案,让那些通过其他途径已经接触不到的影像显现出来。

我觉得那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之一,也让我希望自己当时再往前多走一点。但这又回到前面的问题:我觉得每一年做,这部电影都会成为不同的版本。某个时刻,你必须说,好了,这部影片呈现的是我在这段时间里与这些材料接触、打交道的过程。」

在洛迦诺那次谈话的后半段,我又提起那台“机器”。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觉得那个判断仍然成立。它就是终极的转化装置(the ultimate transformational apparatus)。这也让我想到,用拾得影像来做作品,到底有什么意义。对做拾得影像的艺术家来说,这关乎怎样让档案获得新的生命和意义,也关乎怎样重新关照它。

AI 可以有很多用法,也可以被用于这样的工作,但它也可以走向相反的方向,不尊重真实历史,或者切断自己与真实历史、与原始材料实际来历的关系。这样一来,就是从过去窃取东西,为当下生产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它会与数字殖民主义发生联系。」

2024年,他已经担心原片会在AI的转化中变得不可接近。到了洛迦诺,我们面对的是成片里一段具体的尝试:生成的图像让人想到某些旧影像,却不能把人准确带回那些来源。他仍认同“机器”的判断,问题也继续向前走了一步:这些转化与真实历史保持着怎样的关系,又为谁创造了价值?

在《后世残影》中,到了生成式AI那一段,Kevin望着眼前的新图像,却担心过去的罪行会被“埋进未来的图像”(buried in the images of the future),被安全算法“封入墓穴”(entombed in algorithms of safety)。紧接着,他说自己想把那些罪行重新挖出来(unbury those crimes so I can finally grasp them)。

《后世残影》中,艺术家Morehshin Allahyari制作的美杜莎头像也是一个存储装置,观众可以通过USB接口取用其中的资料。谈到影片中生成式AI的段落时,我想到的是,站在那尊头像前的人,尚且有一根线可以接回它所依据的材料。面对AI生成的图像,Kevin想追到原来那段录像,却已经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想,我们能够做的是判断它的效果:它对我们、对其他人产生了什么影响?这里涉及价值的创造,也涉及价值的扰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AI 生成始终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在生产什么价值,代表谁的利益,又让谁付出代价?」

追问生成影像的来源,也会把问题带回使用影像的人。研究者选择哪些材料、怎样向别人展示,都会影响它们随后获得的含义。Kevin借助法罗基的作品思考这些动作,也在《后世残影》中把自己留在画面里。镜头记录下他怎样操作和解释材料,这个分析者的位置因此也可以被别人重新审视。从这个角度回看法罗基,我在意的还有:当一个人的身体进入自己的分析,他让观众看到了什么,又有哪些东西仍然留在他的视野之外?

三|从法罗基到对话:研究者的位置

2024年,我们谈起视频论文里身体的姿态,以及它与图像的关系。

Kevin·2024年·Zoom

「说到视频论文,我在这方面受启发最多的是一位德国的视频论文作者和老师,叫Michael Baute。2012年,我和他一起做过一部视频论文,谈的是德国电影《桥下》(Under the Bridges)。他也很熟悉哈伦·法罗基的作品。我是通过他和其他几位德国学者接触到法罗基的,也从那里学到很多关于姿态的东西。法罗基有几部作品把姿态处理得非常好。尤其是《手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Hands),一部大约半小时的视频论文,看的就是电影里的手。如果要举关于姿态的视频论文,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例子之一。」

两年后在洛迦诺,我们继续谈法罗基。Kevin提到自己的视频论文《哈伦·法罗基的现身》(Harun Farocki: Presented),它观察法罗基的身体如何参与影像分析。


Kevin·2026年·洛迦诺

「这部影片讨论的是,法罗基如何把自身的在场变成电影分析的工具。他的身体、双手、眼睛和声音。在他的电影里,它们不只是以传统纪录片的方式出现,而是成为分析的方式。

几年前做这篇视频论文时,我开始真正反思自己的在场。我不再只把它理解为一种再现方式,也开始把它理解为一种分析方式。」

谈到法罗基遮挡女性照片的动作,Kevin也回看了自己早年的理解。

Kevin·2026年·洛迦诺

「但我回头看,觉得自己当时对法罗基的理解仍然比较表面,更接近影迷或电影研究式的形式关注,比如他怎样用影像来反思影像。但我对于他实践中的政治维度理解不足,而那其实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当我借助他的作品不断思考影像的政治时,也开始对他提出问题。我在一篇讨论“暴力的关怀”的文章中写过一个例子。它让我重新想起《世界的图像及战争的铭文》中的一个时刻,法罗基观看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拍摄的阿尔及利亚女性照片。为了被拍照,这些女性被迫摘下了面纱。他用自己的手再次遮住她们的脸。我想,这包含一种尝试:能不能重新想象这些女性希望自己被看见的方式?它或许也是一种声援的姿态。但与此同时,一只男性的手遮住女性的脸,也有某种暴力。这是一个开放的、成问题的、令人不安的影像。我觉得他本人也会接受这种问题性,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单一的意义。可是,我也认为,他对于自己电影方法中的性别关系和性别政治,没有那么敏感。

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我的电影希望用更偏向女性主义的方式进入这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片中有那么多女性参与者,并且有很强的跨性别女性主义意识。」

这让我想到《后世残影》中Nava Zarabian的一个动作。她播放一段有儿童出现的宣传录像,伸手遮住他们的脸,Kevin把这项取舍也拍了下来。法罗基遮挡的是相册中的女性照片,Nava面对的录像还在播放,也正被另一台摄影机拍摄。分析影像时,研究者也在决定它怎样再次被人看见。



《世界的图像及战争的铭文》剧照|《后世残影》剧照

Kevin自己的调查也遇到了困难。他寻找被杀害的叙利亚士兵可能埋葬的地方,却被一家叙利亚人权组织反问,为何如此关注这些士兵,而叙利亚军队也曾对平民犯下战争罪行。他找到的集体墓地报告又提到,有些家属担心,登记失踪者的信息泄露后,会使自己和亲人遭到报复。片中的旁白说:“我的关怀,也潜藏着进一步造成暴力的可能。”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确实对自己的这种愿望起过疑。或者说,至少我更觉得自己要为它负责。我觉得,追问自己的冲动很有价值: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这也是我不断被问到的问题——为什么要拍这个题材?

十年前,ISIS 还经常占据新闻头条的时候,这件事可能更容易被理解。一个自认为具有媒介批判意识的人去做这样的电影,好像很合理。现在却有人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拍它。这个变化说明,在过去十年里,大众与 ISIS、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原来的好奇、焦虑和恐惧,渐渐变成了另一种恐惧:与其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不如干脆不要再谈。即使这个题材已经不再“时髦”,继续留在它身边,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

我为《后世残影》做中文字幕时,发现“care”很难从头到尾只用一个中文词。它有时是“关切”,有时是“照顾”或“保护”。到了这里,“care”既指一个人的感情,也牵涉他怎样使用手上的资料、谁可能承受后果。

Kevin·2026年·洛迦诺

「一方面,我是在挑战“只要观看,就是关怀”这个想法。我觉得媒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运作的:你究竟打算如何处理自己的关切?但另一方面,真正付诸行动,与只是观看某件事、作出反应之间,距离又非常大。行动需要投入多少努力、多少资源,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我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告诉大家怎样关怀才是正确的。」

再看片里的人,几位男性研究者靠技术维持与影像的距离,其他参与者又展示了不同的做法。我仍有些犹疑:这样的剪辑,会不会把人重新分配到性别的两端?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认为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风险。性别二分的可能性总会存在,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怎样处理它。但我也觉得,电影里确实有一些令人意外的时刻。比如我们发现,美杜莎这一形象也有一种跨性别的可能,美杜莎可以是一个男孩,而不只是女性。这意味着什么?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可能性也许几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可能以为,这是一种当代才出现的酷儿可能性,但这些事情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对话怎样改变电影

Lého退出以后,原来写给另一位作者的影像书信已经变了样,等待回应的愿望却留在《后世残影》里。Kevin把粗剪交给不同的观众,得到的意见并不一致。在洛迦诺,我们也谈到,他怎样在听取这些意见时保留自己的声音。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发现,自己始终在寻找对话。我会把这部电影说成寻找对话的独白。我讲了很多话,但并不是为了听自己的声音,而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希望它能得到回应。」

Caro·2026年·洛迦诺

「这一点是能感受到的。关键是你的位置。你并不是来告诉全世界事情究竟怎样,而是不断提问。从一个人物走向下一个人物,你也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东西。」

Kevin·2026年·洛迦诺

「粗剪时我们找了几组人来看。美国的两位给了最尖锐、也最诚实的反馈:电影的问题太多了,需要更坚实一点,需要我更明确一些。我一半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另一半却觉得,寻找本身就是我的位置,我想保持开放。怎样保持开放,却不让人觉得迷失?

散文意味着你能够跟随思想的旅程,看见头脑怎样工作,怎样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理解世界。在散文电影里,这不仅依靠语言,也依靠影像。一个人的思路总是跳来跳去,我想,这也可以是一种美学,不能只说他东拉西扯。同时我也愿意听意见,怎样借助别人的反馈强化自己的声音,又不把它丢掉?」

在《瓶装歌曲1—4》中,Kevin与Lého已经深入分析过极端主义宣传影像。制作长片时,他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接触过这些材料的人。

Kevin·2026年·洛迦诺

「开始这个项目时,我基本上就不再接着看那些宣传录像了,之前已经做过那部分工作。我意识到,不需要再凝视那个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开始甚至不该陷得那么深。这对我们今天接触的内容也有启发。有些内容因为使你不安、刺激你,反而诱使你一直深挖。但最好的行动有时是退后一步,看看影像周围,而不只是画面里面发生了什么。这部电影尝试做的,就是寻找和描述框架,而不只是图像。」

在洛迦诺,我们也谈到贯穿《瓶装歌曲1-4》和《后世残影》的工作。

Kevin·2026年·洛迦诺

「核心是,在不再直接接触这些视频的情况下,找到理解它们的方式,因为直接分析这些影像的工作,我们在前一个项目中已经做过了。这一次,我们希望与其他接触过这些影像的人形成对话,建立相互理解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走出自己的个案,去理解别人、向别人学习。我觉得,这部电影确实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Caro·2026年·洛迦诺

「我同意。当然,这个问题由Kevin来回答最合适。但如果说得宽一些,我认为核心是应对有害影像,以及我们采用的应对机制。这不只关乎ISIS宣传。如何应对有害影像,是这个项目的基础,也是我们向资助者介绍的议题,这一点其实不一定需要进入那些特定宣传材料的所有细节。

网络上有那么多东西,我们都能接触到。影片也在讨论,面对这些材料,我们需要保持怎样的警觉。我们要长期与它们打交道,也必须考虑它们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对我而言,这就是更广的语境。」

我更关心的是,这些谈话有没有改变他原来的判断。

Kevin·2026年·洛迦诺

「真正的对话有一个标志,那就是你能够感到一个人的视角对另一个人产生了作用,塑造、丰富,或者深化了对方对这个议题的理解。我想,这就是发生在影片中的事情。我不知道片中的人物是否也因与我的互动而受到影响,但我确实从与他们的对话中学到了很多。

我希望影片传达的是,花时间与另一个人在一起,听他们说话,会怎样影响自己的主体性。我的声音确实构成了影片的框架,但我不希望它以对这个议题拥有权威的方式占据主导。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的声音是承托一幅画的画框,那么随着时间推进,你会看到这个画框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影片后段,Anne Speckhard与Nava的谈话被剪在一起。Anne认为,前成员讲述从认同到失望的经历,可能劝阻正在被极端组织吸引的人。Nava怀疑,这是否把极端主义的形成和预防说得过于简单。两人并未在现场进行这场交谈,观众听到的交锋来自剪辑。

Caro·2026年·洛迦诺

「这里也涉及界限应该画在哪里,怎样保持平衡。比如某位人物说了一些很值得质疑的话,我们怎样回应,又不变得专断?我觉得那些话很有意思,但我们究竟走多远?又怎样把我们对她的疑问放进去?

我认为影片后三分之一把她和另一位人物剪辑在一起的方式很有意思。你不仅用自己的声音质疑人物,也让人物彼此提出问题。她们不是与你共同制作影片的合作者,但你仍然可以稍稍退后,给她们一定的空间。」

Kevin·2026年·洛迦诺

「也有人会说,那恰恰是最具操纵性的一段,因为我基本上像一个DJ,把她们的话放进了一场从未真正发生过、只存在于我的剪辑中的对话。那么,这样做的伦理是什么?你觉得它是在操纵,还是一种负责任的电影制作方式?它是否让一些原本可能注意不到的联系显现出来,并通过相互对照,使彼此的观点获得更丰富的意义?

这样的场景并不是我预先设想好的,是在剪辑中显现出来的。电影制作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发现的时刻,我觉得影片也包含了这些不同阶段。」

在杭州与Caro再谈起这些取舍时,我想到,为《Flames of War》配音并参与杀戮的Mohammed Khalifa,后来也在采访中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做错了,可他造成的伤害仍在。在我看来,认错并不足以要求别人原谅。

Caro·2026年·杭州

「以《后世残影》为例,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让Anne Speckhard占据过多空间,并且在接近结尾时,让另一个声音对那种立场提出质疑。我不希望电影停在她说‘他们也是受害者’的地方。我不想冒犯她。这部电影本身很好地平衡了这些立场,我也不想用一句‘我不希望她在里面’破坏这种平衡。我想说的是:我不希望她拥有最后一句话。

这正是整部电影关心的问题,也是pong所关心的一部分:仔细判断,我们希望让谁的声音获得力量。pong当然没有要人怜悯恐怖分子的意思。」

团队还曾面对是否到监狱里继续采访Khalifa的选择。

Caro·2026年·杭州

「我想到的是Mohammed Khalifa。他可能希望,接受Anne Speckhard的采访能让自己受到的裁判轻一些。但他最后还是被判刑了。

当时也讨论过要不要到监狱里去见他。我们反对这个想法,说:‘不,为什么一定要去见这个恐怖分子?’我们抵制了这个想法,确实明确说了不。」

从谁拥有最后一句话,到是否继续拍摄某个人,Caro谈到的都是会进入成片的取舍。听她讲这些,也能更具体地理解,pong怎样参与一部电影。Kevin在《共同海损》中看到的影像方法,到了共同工作的过程中,还要经过讨论、试看片和一次次修改。十月与Caro再谈时,我也想从这些工作中了解,自己喜爱的pong电影是怎样形成的。

四|pong的影响:电影怎样在合作中改变

pong由默尔·克罗格(Merle Kröger)与菲利普·舍弗尼(Philip Scheffner)于2001年在柏林创立,Caro和亚历克斯·热尔博(Alex Gerbaulet)于2014年加入。Kevin想与他们合作,始于Philip的《共同海损》(Havarie,2016)。影片把邮轮乘客拍摄海上橡皮艇的三分多钟录像拉长到九十分钟。画面来自这段录像,声带里却有救援中心的无线电通话,以及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电话。



Kevin·2026年·洛迦诺

「《共同海损》促使我与 pong 合作,其实有点奇妙,因为我总会问自己:如果我也做一个更像《共同海损》的版本,只关注一个视频,通过处理影像把它不断深入,会怎样?某种意义上,我拍出来的版本总也安定不下来,伸向许多方向。它在形式上是极繁的(maximalist)。

但《共同海损》的简单也会骗人,它背后其实有大量制作工作。团队去了不同地方,接触许多人。这些人在声轨上形成了某种评论的合唱。即便画面看上去很简单,声音和人的声线仍然让它变得非常丰富。」

到了杭州,我又向Caro谈起这个决定:摄制组已经拍过那些人,成片留下了他们的声音,画面却始终来自邮轮乘客的录像。

Caro·2026年·杭州

「Philip当时在剪辑室里,而且已经剪出过一个版本。那是2015年,大量叙利亚难民来到欧洲的时候。Philip 觉得,他不想在媒体上已经不断流通的那些影像之外,再添加更多难民的影像、更多有关个体难民生活的影像。他为此很挣扎。他需要打断这一切,不希望我们的电影淹没在那些影像之中。

他想在这股影像流里放入一个抵抗的影像。我们把那段影像拉长到九十分钟,它原本是 YouTube 上一段三分半钟的视频,也是整部电影最初的起点。他找到这段视频时就觉得:这个画面、这个角度,已经包含了我想讨论的全部权力关系。那么,为什么不回到最初的想法,从这里重新思考?

他就直接试了。随后,他给我们看,Merle、Alex 和我,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看过之后都很受触动,觉得可以试试。」

在Philip的《欧罗巴》(Europe,2022)里,Zohra因居留许可未获续签,失去工作和住处。我与Caro谈起这些遭遇怎样进入电影。


Caro·2026年·杭州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属于 pong 的特点,也是我与 Merle、Philip 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关心更安静的故事。前面我们谈过,希望给哪些声音、哪些立场更多空间。我们真的很重视那些安静的声音。我们认为它们应该被听见,而且它们也许需要一种载体,因为它们本身并不一定很响亮。

我们自己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发出声音,并不是在大声喊叫。我们会尝试寻找其他方式,让情感的表达不那么直接。不过,如果你允许自己进入影片的那个情感层次,我觉得它可以非常动人;这种情感也包含反思。

它不是最简单的那种情感。这里还有另一层:去思考制度,让制度变得可见可感。声音在这里很重要。在 Philip 的所有电影里,声音都非常重要。它可以构成一个世界,传递感受与想法,而想法本身也能够产生感受。居留许可的审核便是一种残酷的制度,把人排除在外。在《欧罗巴》里,我们把这个制度所做的事情直接转化为电影,当制度把一个人从法国的小镇中排除出去,我们就把她从自己的电影里剪掉。

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智、非常知识化的构想。但它也有游戏性。我很好奇,这会对观众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们直接移除主角,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它同时作用于好几个层面。它让你思考,这是理智的部分,但也制造了一种空缺,你可能在某种身体层面上感受到它。」

Caro谈到声音,我想到《玉米田杀人事件》(Revision,2012)里的一个安排:Philip让受访者回听自己的录音,他们可以暂停,补充、评论或更正。摄影机把这个重新倾听的过程也记录下来。《后世残影》里,也常常是先有人开口,画面的意思才慢慢变了。我想知道,这种倾听的习惯怎样成为pong工作的一部分。


Caro·2026年·杭州

「我和Philip有共同的声音兴趣,不过这首先是他自己的兴趣。他做过噪音音乐,声音一直对他非常重要。我不能代替他回答,但我能说的是,我自己怎样理解声音。声音可以做几件不同的事。其中一点是,它是一种不那么显眼的、用来创造电影世界的手段,更接近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这是电影声音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它能够为你的电影经验、你的影院经验增加另一个维度。

有时,这种作用也非常明确。比如在《玉米田杀人事件》中,Philip 让片中的人物处在倾听的位置上。这是一种很有新意的方法。他们是在听自己说过的话。但这又是声音的另一种运作方式。它关乎他们说了什么,也关乎他们是怎样说的。

比如,我现在正在说话,但我并不知道,在谈论自己的过程中,我究竟透露出了哪些东西。我无法完全控制这一点。这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也是让人们听见自己说话的想法的一部分。

如果我重新听一遍自己在这次谈话中说过的内容,我可能会说,这里应该换一种表达方式。这样一来,我就会更加控制自己。在说话、在声音中,有一些潜意识层面的东西会显露出来。」

说到“我现在正在说话”,Caro把我们这次谈话也放进了她讨论的电影方法。重听同一段话,可能会发现说话时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两年后再问同一个问题,也可能听见原来的回答里尚未展开的部分。回到《后世残影》,这些声音还要与画面一起被组织,让观众有时间听见其中的差别。

给上一句话留一点时间

《后世残影》里声音和画面的关系,也让我想到pong的电影。在洛迦诺,Kevin谈到一份把画面、声音和话语分成三栏的工作稿。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记得 Caro 给过我一本蒙太奇工作文本,它成为我组织影片的模型:画面是什么?声音是什么?话语是什么?我开始用这三个通道来思考、安排影片。第一版里面是大量的旁白、一些影像,几乎没有声音。它像一面镜子,让我看见自己的思维习惯。作为影评人,我更多用概念和解释的方式思考。但这个过程要求我在每个场景里把三个栏目都填出来,推动我越来越多地从这些不同维度思考。」

我喜欢Kevin短片里点击、切换窗口的速度,但几次看《后世残影》,尤其在影院里看,有时会跟着联想往下走,有时也会失去方向。谈到这里,Kevin说起与创意制片人Mareike Bernien、剪辑师Janina Herhoffer的合作。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和 Mareike 来回讨论过很多。她一直说,我真的需要看见一条贯穿的线索,需要知道它往哪里走,怎样向前,而不是只往旁边走。但我也觉得,有时候横向移动比向前更有用,它能创造某种不可预期性。你用了迷失方向这个词,我认为它在某些时刻确实具有电影价值。但你必须把它保留起来,知道什么时候才应该使用;不能每次都这样,否则就完全混乱了。要考虑的是,在整部影片的进程里,什么时候突然改变一下、让观众惊讶于你的思想或影片会走向哪里,才是有意义的。

这也是 Janina 作为剪辑师发挥作用的地方,她帮助我设计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一刻接着一刻、线性地体验它。影片不是按照线性顺序制作的。我有美杜莎研究、ISIS 研究、殖民历史研究,它们是不同的材料组。最初并不清楚应该怎样排序,或者是否应该拆开,在不同地方重新回到它们。这些是我与 Mareike、Janina 反复讨论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应该把一个故事集中在一块讲,还是先到这里、再到那里、然后又回来?最后我们更多采用块状结构,因为影片本来已经相当松散,尽可能集中内容对它更有帮助。因此,你会与某些人物待得更久,获得一些较长、较完整的相处时段。

我把旁白里的问句全部删掉,把所有问号都去掉。这是个很好的思想实验,先去掉所有问题,看看是不是真的缺了什么。我现在也好奇,最后究竟又放回了多少问题,肯定比以前少。提问是非常有力的修辞工具。你向观众发问时,就是在激活他们。但一部电影里究竟能向观众提出多少问题?如果问题太多,又得不到回答,就会有问题。」

Caro·2026年·洛迦诺

「那主要是 Mareike 和 Janina 的工作。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分工,我呆在银幕背后,努力维持整个工作的一致和协调。我也有几次和 Mareike 单独谈过,在没有 Kevin 在场的时候互相交流,讨论我们在哪些地方看法一致。然后由 Mareike 和 Kevin 去继续工作。那个阶段,我自己直接参与的交流没有那么多。

但我认识 Janina 很久,知道她是很好的剪辑师。她善于分析,不只靠直觉,也会通过分析去接近她认为影片需要的东西。我认为要让影片呼吸,你必须真正去做;而能够这样做,又需要信任材料中的某些东西。这时候,有另一个人来看素材非常有帮助,特别是一个有不同类型经验的人。她剪过剧情片、较为传统的纪录片,也很熟悉艺术家电影。至于我自己,主要还是在反馈时提出意见。」

约七十五分钟的粗剪完成后,Janina觉得影片需要喘口气,有些地方甚至可以更长。Kevin得重新考虑自己熟悉的剪辑速度。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认为这涉及网络时间与电影时间的区别。虽然我采用桌面纪录片这种方式,试图把这两种模式、两种时间性放在一起,但对我来说,起点是网络时间,因为那是我自己的经验。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把这种网络经验转化为电影经验。

网络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焦虑的时间。你试图快速、冲动地做事,看到一个东西,马上又点击另一个,不断往下追。电影则需要某种被动性:你不必一直点击。」

Caro·2026年·洛迦诺

「就实际制作而言,放慢速度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开始剪辑时,我们都觉得信息以很快的速度涌来,太多了,抓不住,也无法在理智上理解。而我们也希望看到一部能够发展出感情的电影。所以,我理解的呼吸,不只是让影像停留更久,而是让此前说过的话继续产生作用。这是真正的工作,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之前我担心,最后会是一部冷冷的、概念性和智识性很强的影片。昨晚有位观众说:谢谢你,这部电影非常有感情。我在影院首映时也有过这样的感受。

现在影片有了呼吸的时间。你和剪辑师一起找到了节奏,让影像、文字和旁白形成平衡,让观众有时间沉思、处理所接收到的东西。影片也有令人应接不暇的部分,那些部分同样需要存在。」

Kevin·2026年·洛迦诺

「比如那些网络上的视频,不是不断滚动,而是真正停留在一幅影像或一个网页上,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把它作为电影影像,而不只是网络影像来接收。上网时,你往往快速看一眼,觉得明白了,就转向别的东西。但正如 Caro 所说,理解某样东西和感受到某样东西之间有距离。你需要停留足够久,让影像被吸收、内化,让它从自己身上经过。

比如与片中艺术家相关的网页,涉及中东神话里的怪物形象。最初,我把这些怪物看作有用的信息,可以帮助解释她的作品、提供背景。但那是研究,还不是电影,也不一定产生情感。真正花时间看着、凝视一个怪物,听一点它的故事,你才开始吸收和内化它的意义。这不仅是在智识层面,也是在情感层面。」

说到影院里的“被动”,我起初以为Caro也是用这个词来形容观众,继续谈下去才听出分别。

Caro·2026年·洛迦诺

「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兴趣,恰恰是相反的,是创造一个需要观众主动参与的空间。我不喜欢影片时时刻刻告诉我应该怎样想。我喜欢提出问题的影片,它们要求观众主动起来,形成自己的——不一定是答案,而是思想,以及接近这些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封闭起来。」

Kevin·2026年·洛迦诺

「但我确实认为,被动性可以在电影经验中发挥作用,也可以成为一种激活的方式。被动与激活并不一定相互对立。在电影里,被动甚至可能是激活的必要条件。上网时你向前倾,不断点击;看电影时你靠后坐,接收影像。它激活的是头脑里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参与方式。不是说你不参与了,而是这种参与不要求你时时刻刻做些什么,它要求你去接收。」

Caro·2026年·洛迦诺

「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电影中梦一般的氛围,可能是我所经历的头脑最活跃的时刻。那是另一种主动状态,不是那种有意识的、智识性的、认知性的状态,也不是一直试图解释自己看见和听见了什么。」

这几句话里,“被动”的意思随着回应发生了变化。Kevin从不再点击的身体说起,Caro想到的却是影片是否替观众决定了思想;等他说到接收影像也能激活头脑,她又补出了梦一般的经验。同一个词在往返中有了几种不同的用法,谈话也走到了最初的问题之外。给观众留出这样的时间,是他们在制作中不断讨论的一件事。

把时间留给谁

片中谈到的注意力与关怀,在Caro的工作里还有一个具体的尺度:什么时候,把多少时间留给哪一部电影。

Caro·2026年·洛迦诺

「在电影制片中,注意力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什么时候,给哪位电影人,投入多少注意力?我同时和好几位电影人合作,而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我的注意力,都希望感觉自己是唯一的那个。这是我工作中很棘手的一部分。

如何应对并处理这些向你提出的要求,是制片工作的核心。你要关心项目,也要让对方感受到你在关心它,知道你已经把能够投入的时间投入进去。同时,你要判断,什么时刻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项目上。」

我把制片人在这些取舍中的作用称作一种“魔法”。在杭州,Caro谈起她与导演怎样讨论预算。

Caro·2026年·杭州

「说到预算,我知道制片人和导演经常吵架。那是一个很典型的情景:导演想把钱花在这个、那个地方,制片人说不行。我们有时也会这样。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状况本身有些不对。大家都知道预算是多少。我会和 Philip、Merle,也和部分团队成员,公开地讨论预算。

也许这就是我能带来的一种务实的‘魔法’,我很少真的因为预算跟人争吵。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需要争吵。这不是以争执的方式谈判,而是来回讨论什么更重要。多一个拍摄日,让团队多一些时间,还是用一台更贵的摄影机。我们通常会选择更多时间和便宜一些的摄影机。」

《后世残影》完成以后,Kevin与pong还为课堂放映准备了一份讨论指南。2026年在洛迦诺,谈到作者希望表达的内容与观众自己的理解,他把这两者看作一场仍在继续的对话。

Kevin·2026年·洛迦诺

「我觉得它是一种对话。这正是我们要做讨论指南的原因。电影并不想给出所有答案,而是创造一个空间,让观众能够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好电影很难在自身之内就完成。观众在心里琢磨它,在它引出的谈话里继续想,它也就得到了更充分的实现。这也是我相信散文电影的原因:散文电影可以继续延伸电影,把电影带进对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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