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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证鹏元评级)
11月11日,人民银行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下一阶段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政策重心更加注重存量与增量政策协同发力及政策传导效率。经济形势方面,报告在肯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积极变化增多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供强需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反映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仍待巩固,内需修复仍需政策持续支持;政策定调方面,由二季度强调“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调整为“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显示短期政策或更加侧重前期政策落地显效及结构性精准支持,而非继续大幅加码总量宽松;物价方面,生产端与消费端价格走势分化,前三季度CPI和核心CPI累计涨幅较上半年小幅回落,PPI涨幅则明显扩大,反映工业品价格回升尚未充分传导至消费端,内需修复基础仍需巩固;利率方面,报告进一步明确贷款定价基准多元化改革方向,探索发放挂钩DR001的浮动利率贷款,推动货币市场利率向实体融资成本传导,反映利率政策更加重视定价机制完善和传导效率提升;公开市场操作方面,三季度隔夜OMO操作频次和操作量逐步增加,并于10月末宣布自11月2日起每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招标,7天期逆回购则更加侧重阶段性流动性调节,表明央行短端利率调控进一步向常态化、精细化和价格型转变,有助于增强资金利率运行的稳定性;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 通过下调PSL利率、扩大“六张网”支持范围、增加科技创新和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及支持企业清欠等措施,进一步强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政策由单纯扩大融资供给向改善资金循环、扩大有效需求和提升金融支持质效延伸;汇率方面,继续强调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政策框架未发生明显变化;防风险方面, 进一步完善金融稳定工具箱,设立债市非银大额赎回互换便利(BNSF),强化对非银机构流动性风险及债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推动金融稳定机制向非银领域和金融市场交易环节延伸。整体来看,三季度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基调,但更加突出政策集成显效、结构性精准支持、利率传导机制完善及金融风险防范,短期或以推动前期政策落地和观察实施效果为主,后续总量政策调整仍需视经济增长、物价走势及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而定。
报告专栏: 专栏1“我国银行存款结构的变化特征”重点分析对公存款占比较高、非银存款增长较快及居民和企业存款定期化等特点,反映金融资产配置方式持续变化,强调不能仅依据存款总量及部门分布判断资金流向,还需关注居民和企业资金使用行为及其向实际消费、投资的转化;专栏2“国际利率水平比较”通过比较主要经济体不同类型利率,指出我国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已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需兼顾银行负债成本及经营可持续性,同时强调国债利息免税等因素对债券收益率和信用利差的影响,利率比较应综合考虑期限、风险及税收差异,市场对政府债利息所得税取消保持关注,预计取消免税可能是未来趋缓;专栏3“设立债市非银大额赎回互换便利”重点关注非银机构集中赎回可能引发的债市流动性风险,BNSF通过建立极端情景下的应急流动性支持渠道,有助于阻断集中赎回与被动抛售的负向循环,标志着央行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向非银机构和债券市场延伸,但并不意味着对债券价格提供常态化托底;专栏4“提升金融服务适配性 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强调针对服务业轻资产、中小微主体较多等特点创新融资模式,推动金融支持由扩大信贷供给向提高融资可得性、完善风险分担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转变,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及内需修复;专栏5“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指出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可能造成产业链资金占用和融资成本的不合理转移,削弱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强调通过规范账款管理、推动清欠及完善金融支持机制改善中小企业现金流,促进产业链资金循环,提升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
一、2026年Q3货币政策报告
核心要点
1.形势判断: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供强需弱、结构分化仍然突出
三季度报告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积极判断,指出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但对现实挑战的刻画由二季度“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依然存在,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调整为“仍面临供强需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同时,报告指出“内需恢复还不平衡”,反映供给能力较强与居民、企业需求修复仍不充分的矛盾尚未根本缓解。前三季度GDP累计同比增长4.6%,低于上半年4.7%的累计增速,经济延续韧性但增长动能的均衡性仍需巩固。外部环境方面,报告强调世界经济增长韧性不足、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分化以及通胀走势和货币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
整体来看,三季度报告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更加客观审慎,在肯定经济主要指标积极变化增多、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基础有支撑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供强需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并强调内需恢复仍不平衡,反映当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内生增长动能仍有待巩固,经济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缓解。政策层面,央行对经济增长韧性的描述意味着短期大幅加码总量宽松政策的紧迫性相对有限,但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分化仍需货币政策持续支持。预计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在保持适度宽松基调的同时,更加注重存量与增量政策协同发力,通过结构性工具精准支持重点领域,推动内需修复和经济增长动能改善。
2.政策定调:延续“适度宽松”,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
二季度报告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三季度调整为“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并继续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三季度摘要不再单列“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但专栏仍强调财政金融政策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加强配合。报告同时将“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调整为“发挥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结合9月的工具调整,政策侧重从增量工具谋划转向存量和增量政策集成落实及结构性支持。
整体来看,三季度报告延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但政策重心由前期谋划增量政策进一步转向存量与增量政策协同发力及政策效果显现,反映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前期政策持续落地的背景下,短期货币政策或更加注重既有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传导效率,而非继续大幅加码总量宽松。同时,报告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强调有所增强,表明在当前流动性总体充裕、社会融资成本处于低位的情况下,政策更加重视通过定向支持重点领域改善融资结构、扩大有效需求。尽管三季度未再重复将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考量的表述,但稳增长、促物价回升的政策目标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往后看,央行或将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短期以推动前期政策落地显效和结构性工具精准发力为主,政策利率换锚落地,进一步降准的必要性与时点仍需视经济增长、物价走势及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而定。
3.物价:生产端价格涨幅扩大,消费端价格修复仍显温和
三季度报告维持“物价有望保持合理增长”的判断,并指出物价水平有望保持合理回升态势。前三季度CPI同比上涨0.9%,核心CPI上涨1.1%,分别低于上半年1.0%和1.2%;PPI同比上涨2.3%,高于上半年1.5%,其中9月PPI同比上涨5.0%。生产端价格变化受国内供需关系改善、外部输入性因素等多重影响,后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具有不确定性。
整体来看,三季度物价延续温和回升态势,但生产端与消费端价格表现有所分化。前三季度CPI和核心CPI累计涨幅较上半年小幅回落,而PPI涨幅明显扩大,反映工业品价格受到国内供需关系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共同推动,但向终端消费价格的传导仍相对有限,内需修复尚未形成全面的价格回升动力。往后看,央行延续对物价合理回升的积极判断,但进一步强调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表明物价运行仍面临外部供给冲击与国内需求修复不均衡的双重影响。政策层面,尽管三季度报告未再重复将“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考量的表述,但仍要求金融总量增长与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说明稳物价的政策目标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预计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仍将兼顾稳增长与物价合理回升诉求,在内需修复基础尚不稳固的背景下保持适度宽松,同时关注输入性价格压力及其向消费端传导的情况。
4.利率:探索DR001挂钩贷款,推动利率市场化传导机制完善
二季度提出“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推动贷款定价基准多元化”;三季度除继续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外,明确提出“推动贷款利率定价基准从比较单一地参考LPR定价向更加多元的定价基准转型”,并指导金融机构探索发放挂钩DR001的浮动利率贷款。9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略低于3.0%,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处于低位。
整体来看,三季度报告进一步细化贷款定价基准多元化改革方向,由二季度的原则性部署转向探索发放挂钩DR001的浮动利率贷款,反映央行在持续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的同时,更加重视货币市场利率向实体融资成本的有效传导。通过探索引入DR001等市场化定价基准,有望增强贷款利率对货币市场资金价格变化的敏感性,推动贷款定价机制更加多元化、市场化。考虑到当前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已处于低位,未来利率政策或将更加注重完善定价机制、畅通传导渠道和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而非单纯依靠进一步压低贷款利率支持实体经济。但DR001挂钩贷款仍处于探索阶段,实际推广效果及其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和利率风险的影响仍需持续关注。
5.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利率换锚落地,更加灵活高效
二季度央行新增公开市场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将临时正、逆回购操作利率区间宽度由70个基点收窄至50个基点,进一步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三季度央行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频次和操作量,7月末形成“月末3天+月初1天”的操作模式,8月进一步扩展至月中税期,表明隔夜逆回购由特殊时点的流动性调节工具逐步向常态化操作转变。10月30日,央行进一步宣布自11月2日起每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招标,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操作利率为1.25%;与此同时,7天期逆回购调整为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并主要在税期、月末等特殊时点开展。上述调整反映央行短端利率调控框架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隔夜逆回购操作常态化使央行能够更加及时、直接地调节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供求,增强对DR001等短端市场利率的引导能力,降低税期、月末等时点资金利率的波动;另一方面,隔夜逆回购与7天期逆回购在操作方式和功能定位上形成更加清晰的分工,前者更加突出短端资金价格引导,后者则侧重阶段性流动性管理和市场化价格发现,推动货币政策调控进一步向价格型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三季度DR001均值为1.38%,高于上半年1.31%,说明隔夜逆回购操作频次增加并不必然带动资金利率中枢下行,央行更侧重提高短端利率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往后看,随着政策而利率换锚落地,央行对货币市场短端利率的调控将更加精准,但资金利率中枢仍取决于央行政策利率、流动性投放安排及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对于债券市场而言,短端资金价格的稳定有助于降低机构杠杆融资成本的不确定性,但并不意味着债券收益率将持续下行,后续仍需重点关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及DR001的实际运行情况。
6.结构性货币政策:政策工具扩容提效,精准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三季度报告延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政策方向,但由二季度强调“落实好年初出台的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进一步转向“发挥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更加突出结构性工具的精准支持和政策落实效果。具体来看,一是加大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力度,央行将抵押补充贷款(PSL)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并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纳入支持范围,有助于降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成本,推动重点领域投资需求释放,并通过项目建设带动相关产业链需求。二是强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金融支持,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2000亿元,支持比例由60%提高至100%,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向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领域投放信贷的激励,有助于缓解企业技术升级过程中的融资约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三是加大对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有利于提高相关领域的低成本资金供给,缓解民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压力。四是强化企业资金循环支持,设立专项再贷款工具推动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着力缓解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占用和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改善企业现金流及经营预期,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整体来看,三季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呈现扩额度、降成本、拓范围的特点,反映在当前流动性总体充裕、社会融资成本处于低位,但内需恢复仍不平衡的背景下,央行更加重视通过结构性工具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由单纯增加融资供给进一步转向扩大有效需求、改善企业资金循环和提升金融支持质效。往后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或将继续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但政策效果仍取决于实际资金投放、项目落地进度及企业融资需求的改善情况。
7.汇率: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三季度报告在汇率政策方面基本延续二季度表述,继续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强调保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从汇率表现来看,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价为6.7053,较上年末升值4.1%,相比6月末的6.7852进一步升值;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由6月末的102.59上升至9月末的103.20,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也有所走强。整体来看,尽管人民币汇率呈现阶段性升值,但央行并未对汇率政策作出方向性调整,仍强调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三季度报告进一步强调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分化、通胀走势及货币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可能受到海外利率变化、国际资本流动及外部风险事件等因素扰动。预计央行将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在保持汇率弹性的同时,通过稳定市场预期、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和完善汇率避险服务等方式防范汇率超调,维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稳定的运行格局。
8.防风险:完善金融稳定工具箱,新增非银债市赎回冲击应对机制
三季度报告继续强调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但政策重点由二季度完善存款保险基金、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及后备融资机制等风险处置资源保障,进一步转向丰富金融稳定工具箱和强化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报告提出“加力实施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货币政策工具,用好债市非银大额赎回互换便利”,并专设专栏介绍债市非银大额赎回互换便利(BNSF)的操作机制。具体来看,央行于10月26日宣布设立BNSF,主要针对银行理财、公募基金等非银资管机构在极端市场环境下面临的集中赎回压力,通过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提供央票支持其开展回购融资,缓解因短期流动性不足引发的被动抛售压力,防范“集中赎回-抛售债券-价格下跌-进一步赎回”的负向循环,降低流动性风险在不同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染。与二季度更加强调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和金融稳定资源积累相比,三季度政策进一步关注非银机构流动性风险及其对债券市场稳定的潜在影响,反映随着非银资管机构债券投资规模扩大,央行金融稳定工具的覆盖范围逐步向非银领域和金融市场交易环节延伸。对于债券市场而言,BNSF有助于缓解极端情景下的集中抛售压力,降低市场流动性风险和潜在波动,但该工具主要承担应急流动性支持职能,并不意味着央行将直接干预债券收益率走势或对信用风险提供无条件兜底,BNSF的设立更多体现央行对债市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防范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报告继续强调健全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完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资本补充机制,表明金融风险防范正由事后风险处置进一步向事前监测预警、事中流动性支持和事后风险化解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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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政策报告专栏解析
专栏1“我国银行存款结构的变化特征”:存款结构反映资金配置变化与经济循环特征
专栏1重点分析近年来我国银行存款结构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经济金融因素,指出存款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转主要取决于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投资消费意愿,同时受到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发展和不同金融产品收益比价关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一是对公存款占比相对较高。2026年三季度末,我国对公存款余额约172万亿元,占各项存款余额的49.3%,高于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其中机关团体存款和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占比较高,反映我国存款持有主体和金融体系结构具有一定特殊性。二是非银存款增长较快。三季度末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增长19.1%,占各项存款余额比重由2023年末的9.0%上升至11.2%,主要与居民和企业将部分存款转向股票、债券、理财等金融产品有关,相关资金又通过同业存款、同业存单等渠道回流银行,反映居民和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更加多元化,不能简单将非银存款增长理解为资金空转。三是居民和企业存款呈现一定程度定期化。2020年末至2026年三季度末,企业活期存款占比由38.4%下降至27.9%,居民活期存款占比由35.3%下降至25.4%,一方面与低利率环境下居民和企业倾向配置收益相对较高的定期存款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微观主体投资消费意愿及资金使用行为的变化。整体来看,央行通过分析存款结构变化,强调不能仅依据存款总量或个别部门存款增减判断资金流向和经济活跃程度,而应结合金融资产配置、资金循环及居民企业投资消费行为综合观察。当前非银存款占比提升和存款定期化并存,表明金融资产配置方式持续变化,但资金向实际消费和投资转化的效率仍值得关注。与二季度专栏侧重分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质效不同,三季度专栏更加关注银行存款结构及资金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转情况,反映央行不仅关注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也重视居民和企业的资金配置行为及其背后的经济活动。在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的背景下,资金能否有效转化为消费和投资,仍取决于居民和企业的实际需求与支出意愿。
专栏2“国际利率水平比较”:我国融资成本处于较低水平,利率定价需综合考虑风险与税收因素
专栏2系统梳理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国债收益率、信用债收益率及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当前利率水平及其结构性特征。央行指出,不同金融工具在期限、信用风险和流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利率水平不能简单进行横向比较。具体来看,一是我国贷款利率已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截至2026年9月,我国政策利率为1.4%,企业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已降至3%左右,反映前期货币政策调整和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二是存款利率调整对贷款利率下降具有重要影响。商业银行需要保持合理的存贷款利差,以覆盖经营成本和信用风险,维持稳健经营及持续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因此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不仅取决于政策利率调整,也受到银行负债成本和净息差水平的约束。三是我国企业债信用利差相对较窄。目前我国企业信用债与国债收益率之差约为30个基点,低于美国、日本及欧元区低利率阶段的相关水平,说明我国信用债收益率中体现的信用风险补偿相对有限,但不同经济体的市场结构、风险特征及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不能直接据此判断我国信用利差偏离合理水平。四是国债利息所得税优惠对债券收益率定价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我国现行制度对国债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纳税投资者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税前国债收益率,因此在比较国债与信用债、贷款等资产收益水平时,需要考虑税收差异对收益率及信用利差的影响。
整体来看,本专栏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已处于较低水平,利率进一步下行需要兼顾银行经营可持续性和金融市场定价机制,同时也提示债券市场不能仅依据名义收益率判断不同资产的相对价值。央行特别指出,国债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使纳税投资者能够接受相对较低的税前收益率,因此国债与信用债之间的收益率差异不仅反映信用风险和流动性溢价,也受到税收制度影响。这意味着在分析国债收益率水平及信用利差时,应综合考虑税收因素,避免仅依据名义收益率差异判断债券相对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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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设立债市非银大额赎回互换便利”:完善非银流动性支持机制,防范债市系统性风险
近年来,随着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及金融机构资产配置结构变化,银行理财、公募基金等非银机构在债券市场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非银机构流动性风险对债券市场稳定的影响也随之上升。与银行主要依靠存款等相对稳定的负债来源不同,部分资管产品面临投资者赎回压力,负债端流动性与资产端债券变现能力之间存在一定期限错配。当市场出现集中赎回时,机构可能被迫出售债券以满足资金兑付需求,进而引发债券价格下跌、产品净值回撤和进一步赎回,形成流动性风险自我强化的负向循环。因此,非银机构风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问题,而可能通过债券市场交易和资产价格波动向其他金融机构传导,成为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风险来源。央行设立BNSF,反映金融稳定政策开始更加重视非银机构与债券市场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从政策功能来看,BNSF的重要意义在于弥补极端市场情景下非银机构流动性支持机制的不足。传统货币政策流动性投放主要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而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并不意味着非银资管机构在集中赎回时能够及时获得融资支持,尤其在市场风险偏好下降、交易对手风险偏好收缩的情况下,非银机构可能面临融资渠道收窄和债券变现困难的双重压力。BNSF通过央票互换和回购融资机制,为符合条件的非银机构提供应急流动性支持,使其能够在不集中抛售债券的情况下应对阶段性赎回压力,从而缓解流动性冲击向资产价格传导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央行的金融稳定职能不再仅关注银行体系流动性和金融机构个体风险,而是进一步向非银机构及金融市场整体流动性稳定延伸。结合此前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正在逐步完善覆盖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非银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BNSF并非简单扩大央行对非银机构的流动性支持范围,而是在金融稳定与市场纪律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极端情况下非银机构集中抛售可能产生明显的负外部性,单个机构为满足赎回而进行的资产处置,可能进一步冲击其他机构的资产估值和流动性,因此央行有必要在系统性风险形成自我强化之前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如果流动性支持缺乏约束,也可能弱化机构自身的流动性管理责任,诱发过度杠杆和风险承担。央行通过限定系统重要性参与机构、要求提供合格抵押品、明确机构法人偿还责任以及设置退出机制等安排,体现出政策支持主要针对系统性流动性风险,而非弥补机构自身投资损失。这种设计实际上强调了“救市场而不是救机构”的政策原则,有助于在维护市场稳定的同时控制道德风险。
对于债券市场而言,BNSF的设立有助于降低极端情景下非银机构被动抛售对债券价格和市场流动性的冲击,尤其能够缓解集中赎回引发的流动性溢价上升和市场波动放大,对债券市场稳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对于由经济基本面变化、利率预期调整或信用风险恶化引发的债券价格下跌,该工具并不能消除相应的估值调整,也不意味着央行对债券市场提供无条件托底。后续债券市场分析需要进一步区分基本面驱动的价格调整与流动性冲击引发的被动抛售,前者仍由市场供求和风险定价决定,后者则可能受到BNSF等宏观审慎工具的缓释。
专栏4“提升金融服务适配性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提升服务业融资适配性
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重要支撑。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4%,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49.4%。在当前经济仍面临供强需弱、内需恢复不平衡等问题的背景下,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不仅有助于扩大服务消费、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也有利于带动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进一步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央行在三季度报告中专设专栏介绍金融支持服务业的政策安排,反映服务业已成为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金融支持方向。与传统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服务业具有轻资产、中小微经营主体较多、融资需求分散等特点,部分企业缺乏足额固定资产抵押,传统信贷模式难以充分识别其经营价值和偿债能力。因此,服务业融资面临的约束不仅是融资成本问题,还包括金融产品与经营模式不匹配、银企信息不对称等结构性问题,单纯依靠增加信贷投放或降低贷款利率,不能够有效满足相关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
从政策安排来看,央行强调建立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推动全国性银行、地方法人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根据自身优势开展差异化金融服务,反映金融支持服务业更加注重专业化经营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全国性银行依托资金、技术和跨区域服务优势,能够在重点行业形成规模化金融服务能力;地方法人银行则可以利用对当地产业和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提高对中小微服务业主体的风险识别能力,缓解信息不对称。同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主动授信和随借随还等模式,有助于突破传统固定资产抵押和标准化贷款产品的局限,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现金流和无形资产价值。其政策意义在于推动金融支持由单纯扩大资金供给向改善融资可得性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转变,使金融服务更加适应不同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和风险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专栏不仅强调金融产品创新,还将支付便利化、征信体系建设及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纳入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现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着力点进一步向改善经营环境和畅通经济循环延伸。一方面,完善征信服务和数字化支付体系有助于积累企业经营交易信息,提高金融机构对轻资产服务业主体的信用评价能力,降低融资中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财政贴息以及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分担机制相结合,有助于缓解部分服务业主体融资成本较高、金融机构风险承担意愿不足等问题,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实际传导效果。这也表明,在当前社会融资成本总体处于低位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质效,需要从资金供给、风险分担和经营环境等多个环节协同发力。
整体来看,三季度专栏反映金融支持服务业的政策思路更加注重供需匹配和结构性传导,而非单纯追求信贷规模扩张。通过优化金融产品设计、强化差异化金融服务和完善财政金融协同机制,有望改善轻资产服务业及中小微经营主体的融资条件,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和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能力提升。但金融供给改善并不必然带来融资需求同步增长,服务业经营主体的投资意愿仍取决于行业景气、市场需求和盈利预期。特别是在居民消费需求恢复尚不均衡的背景下,若终端服务需求不足,单纯提高贷款可得性也难以形成持续的信贷扩张。因此,后续政策效果不仅需要观察服务业贷款投放规模,还应关注服务业投资、消费需求、就业及企业经营现金流等指标的改善情况,以判断金融支持能否真正转化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专栏5“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疏通产业链资金循环堵点,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近年来,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规模持续扩大,回款周期有所拉长。根据央行报告,截至2025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超过27万亿元,同比增长4.7%,部分大型企业凭借产业链优势地位延长付款期限,占用上下游中小企业资金,加剧其流动性压力。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企业通过账款凭证等非现金支付工具延长实际付款周期,甚至借助关联保理公司开展高息融资,使中小企业在承担资金占用压力的同时,还需支付额外融资费用。上述现象反映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并不完全源于自身经营能力或融资渠道不足,还与产业链内部资金分配不均衡、企业间议价能力差异及账款支付约束不足有关。在当前社会融资成本处于低位的背景下,部分中小企业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说明单纯增加信贷供给或降低贷款利率,不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实际资金压力。
从货币政策传导角度看,产业链账款拖欠可能造成资金成本和融资风险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不合理转移。一方面,大型企业通过延迟支付供应商货款,相当于获得了低成本甚至无息的商业信用融资,减少对银行贷款等市场化融资渠道的依赖,其投资和资金使用行为对政策利率变化的敏感性相应下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因应收账款长期占用,不得不通过银行贷款、应收账款融资等方式弥补营运资金缺口,并承担相对较高的信用风险溢价。由此形成大型企业低成本占用资金、中小企业高成本维持周转的融资结构,不仅削弱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也可能使央行降息释放的政策红利难以有效传导至真正存在资金需求的经营主体。进一步来看,账款拖欠还可能沿产业链向上游传导,使中小企业因现金流不足而减少原材料采购、设备更新及生产经营支出,抑制企业投资意愿和经济循环活跃程度。因此,治理拖欠账款不仅是改善中小企业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的重要环节。
从政策安排来看,央行通过规范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加强大型企业账款监测、支持大型企业利用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置换应付账款,以及提高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确权和融资便利性等措施,推动产业链资金循环改善。这一政策思路的重要变化在于,由过去更多关注中小企业融资供给,进一步延伸至企业间商业信用关系和实际资金支付环节。特别是支持大型企业通过市场化融资偿还供应商欠款,有助于将原本隐含在产业链内部、由中小企业被动承担的融资成本,转移至具有更强融资能力的大型企业,使资金成本和信用风险更多由实际融资主体承担,从而改善产业链融资结构。同时,清欠专项再贷款等定向金融支持安排若与账款治理、信息披露和信用约束机制有效衔接,有望缓解企业短期流动性压力,提高资金周转效率。但融资工具主要解决清欠过程中的资金来源问题,若缺乏对不合理账期和拖欠行为的持续约束,新增融资仍可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账款占用问题。
整体来看,本专栏反映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着力点进一步从降低融资成本、扩大信贷供给,延伸至改善企业现金流和产业链资金循环。在当前内需恢复不平衡、部分企业经营预期仍待改善的背景下,清理拖欠账款有助于释放被占用的营运资金,缓解中小企业资产负债表约束,并通过改善企业现金流增强生产经营和投资能力。与单纯依靠新增贷款支持企业相比,加快存量应收账款回收还有助于提高既有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企业对短期周转融资的被动依赖。但清欠政策的效果仍取决于大型企业支付行为是否实质改善,以及拖欠账款是否真正转化为中小企业可支配的经营资金。往后看,应重点关注企业应收账款回收期、逾期账款规模、应收账款周转效率及中小企业现金流改善情况,以判断账款治理能否有效畅通产业链资金循环,并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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