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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5月到2026年11月:
当印尼人民开始追究权力,而非归咎于族群
作者:赖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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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赖剑文(Harryanto Aryodiguno) 博士 系 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 。
2026年11月12日,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Gibran Rakabuming Raka)辞去副总统职务。这一政治事件不仅意味着国家领导层出现重大人事变动,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印尼政治发展、社会意识与族群关系的重要契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政治权力面临合法性危机时,社会的不满究竟会指向谁?
是掌握国家权力、制定公共政策的政治精英,还是那些长期以来被贴上经济特权、外国代理人或社会问题制造者标签的少数族群?
这一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1998年5月印尼发生的政治动荡与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
将近三十年过去,印尼社会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使普通民众能够更加直接地观察政府行为、监督政治精英,并对公共政策提出批评。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印尼正在逐渐摆脱以族群为替罪羊的政治传统,转向以制度责任和政府治理为核心的民主政治?
这正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吉布兰辞职:政治合法性与权力结构的变化
根据2026年11月12日的媒体报道,吉布兰于11月11日向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表达辞职意愿,并于次日向人民协商会议提交辞职信。
人民协商会议主席艾哈迈德·穆扎尼(Ahmad Muzani)表示,吉布兰的辞职决定出于个人意愿,并以国家利益及政府顺利运作为考量。
然而,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一事件不能仅被理解为个人的政治选择。
自2023年印尼宪法法院针对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年龄资格作出具有争议性的裁决以来,吉布兰的参选资格便持续受到公共讨论。
由于吉布兰是前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的长子,这一裁决也引发了社会对于政治家族、利益冲突以及司法独立性的质疑。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政治社会学理论中指出,现代政治统治不仅需要权力的实际运作,更需要被统治者对权力正当性的认可。
换言之,合法取得政治职位与持续获得社会认同,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当政治人物的权力来源受到持续质疑时,即使其职位在形式上具有法律依据,政治合法性仍可能面临挑战。
从这一角度观察,吉布兰辞职可以被解释为缓和政治紧张局势的一种可能途径。
如果政治争议持续扩大,围绕其参选程序、司法裁决及政治家族影响力的不满,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动员。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断言吉布兰辞职的真正动机,也不能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前总统佐科已经完全失去在军方或警察体系中的政治影响力。
但可以确定的是,印尼政治权力的分配与政治联盟关系正在经历新的调整,而社会对于政治责任的讨论也日益公开。
更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政治不满是否正在形成与1998年不同的社会表达方式。
族群政治理论:当族群身份成为政治工具
要理解印尼政治与族群关系的变化,必须引入族群政治理论(Ethnic Politics)。
美国政治学者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L. Horowitz)在1985年出版的《冲突中的族群》(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中指出,族群冲突不能简单归因于文化差异或历史仇恨。
政治竞争、社会地位差异、群体间的相互认知以及对资源分配的担忧,都会影响族群身份如何被动员。
换言之,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冲突,但在特定政治环境下,它可能成为组织群众、争取支持甚至转移社会不满的工具。
另一位政治学者保罗·布拉斯(Paul R. Brass)在《当代印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暴力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Hindu-Muslim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India,2003)中进一步指出,某些看似自发的族群暴力,实际上可能受到政治组织、地方网络及特定利益行为者的推动。
这种观点提醒我们,族群冲突不一定只是社会情绪自然爆发的结果,也可能与政治动员机制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安德烈亚斯·维默(Andreas Wimmer)在《族群边界的建构》(Ethnic Boundary Making: Institutions, Power, Networks,2013)中强调,族群之间的政治边界并非永恒不变。
国家制度、权力结构、社会网络与政治竞争方式,都会影响族群身份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这些理论为理解印尼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当国家遭遇经济危机或政治合法性危机时,某些政治行为者可能利用既有的族群刻板印象,将复杂的制度问题简化为特定族群造成的社会问题。
在印尼历史上,华人社会就曾多次面临这样的处境。
长期以来,部分政治叙事将华人与财富集中、经济控制甚至外国势力联系起来。
然而,这种叙事忽略了印尼华人社会内部巨大的阶层差异。
印尼华人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普通职员、小商贩、教师、农民和劳动者。他们的经济条件、政治立场与社会经历并不相同。
将国家经济问题归咎于整个华人族群,不仅缺乏严谨的社会科学依据,也容易掩盖真正需要追究的制度责任。
1998年5月:国家治理危机如何演变为族群悲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尼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货币大幅贬值、物价上涨、企业倒闭以及失业增加,使社会不满不断累积。与此同时,苏哈托长期执政所形成的政治权力集中、裙带资本主义、腐败问题以及制度监督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涉及金融体系脆弱性、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庇护关系、政策失误以及制度性治理问题。然而,在政治和社会秩序急剧恶化的过程中,部分针对经济困境的愤怒却转向了华人群体。
1998年5月发生的骚乱、抢劫、纵火及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成为印尼社会历史记忆中的深刻创伤。值得强调的是,华人并不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或印尼政治制度失灵的集体责任主体。许多受到攻击的华人家庭,同样只是依靠日常劳动和经营维持生活的普通公民。
但在族群刻板印象与政治动荡相互交织的环境下,他们却成为暴力的受害者。通过霍洛维茨与布拉斯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一个重要现象:当国家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而社会又存在长期积累的族群偏见时,经济与政治危机便可能被转化为针对特定族群的敌意。
社会原本应该追问的是:谁制定了错误的经济政策?谁从不透明的权力关系中获利?谁应该为金融监管失灵和政治腐败承担责任?然而,当这些问题被族群化的叙事取代时,真正的制度责任反而可能被模糊。这正是1998年留给印尼最重要的政治教训之一。
2026年的印尼:人民的政治意识是否正在改变?
过去,政治信息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及有限的社会传播网络流通。如今,普通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读司法裁决、观察国会辩论、追踪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论,并比较政府政策与实际执行结果。
大学生与公民社会组织也能够利用数字平台开展政治讨论和社会动员。这种变化可能使社会不满更加直接地指向政治制度及具体决策者。围绕吉布兰参选资格的争议,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相关讨论主要涉及宪法法院的裁决程序、政治家族关系、候选人资格以及司法制度的公信力。这些议题的核心并不是族群身份,而是国家制度如何运作,以及政治权力是否受到有效约束。
这或许说明,至少在部分公共讨论中,印尼社会正在表现出更强的制度问责意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学术上的谨慎。互联网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理性的提高。社交媒体既能够传播事实,也可能扩大谣言、制造政治极化,甚至强化族群和宗教偏见。因此,我们尚不能断言印尼已经完全摆脱族群政治,更不能认为类似1998年的暴力事件绝不可能再次发生。
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当国家发生政治危机时,公众是否越来越倾向于根据政治人物的行为、政策与制度责任作出判断,而不是根据其族群或宗教身份进行归责?如果这一趋势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印尼民主政治便可能出现更深层次的变化。
从族群替罪羊到政府问责:民主政治的真正转型
在印尼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某些复杂的国家问题经常被简化为身份问题。当经济增长放缓时,社会可能将责任归咎于特定商业群体。当贫富差距扩大时,某些政治言论可能强调族群之间的财富差异。
当自然资源开发引发争议时,外国投资者或具有特定族群背景的企业家,有时也会被描绘为国家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些解释往往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国家究竟如何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自然资源开发涉及政府许可、法律监管、税收制度、环境保护及利益分配。
如果资源开发缺乏透明度,首先需要调查的是制度安排、监管责任以及相关决策者的行为。如果某些企业存在违法行为,就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追究具体责任,而不能将个别企业的行为扩大为整个族群的集体罪责。同样,如果政府管理失当,社会需要追究的是行政能力、制度设计、政策执行与政治监督。
这并不意味着族群不平等、经济垄断或外资影响不值得研究。恰恰相反,这些问题需要更加严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但是,研究经济权力的分配,与将经济问题归罪于某个族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借用维默的族群边界理论,当政治竞争逐渐围绕政策、制度和治理绩效展开时,族群身份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重要性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如果能够持续,将有助于减少利用族群差异转移政治责任的空间。然而,它仍然需要司法独立、媒体自由、公民教育以及不歧视的法律执行作为制度保障。
民主成熟的标志:不再需要族群替罪羊
吉布兰的辞职,并不自动意味着印尼民主已经成熟。一位政治人物退出权力中心,也不意味着长期积累的政治问题能够立即解决。但是,这一事件至少提供了一个观察印尼政治社会变化的重要窗口。
1998年5月,印尼社会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华人群体也承受了不应由其集体承担的暴力与伤害。2026年11月,围绕副总统职位的政治争议,则使公众重新关注宪法程序、司法独立、政治家族与国家权力的责任问题。
两者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并不相同,因此不能作简单类比。然而,比较这两个时期,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印尼人民是否正在逐渐学会,将政治愤怒指向应当承担责任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将某个族群作为国家失败的替罪羊?
这是一个需要通过长期观察和实证研究回答的问题。但它也应当成为印尼民主发展的重要方向。一个国家的衰退,不应被简单归咎于某个族群的存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也不能仅凭企业家的族群身份或资本来源来解释。
真正需要被检验的,是国家治理能力、制度透明度、公共资源分配、法律执行以及政治权力的问责机制。对于印尼华人而言,这不仅是族群安全的问题,更是平等公民身份能否得到充分保障的问题。对于整个印尼社会而言,这也不仅是少数族群的命运,而是民主政治能否超越身份对立、建立共同政治责任的问题。
一个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不应当让普通公民为政治精英的错误承担集体罪责。更不应当在国家遭遇危机时,再次通过族群仇恨寻找简单的答案。
从1998年5月到2026年11月,印尼是否已经完成这一转变,仍有待历史检验。
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明确一个原则:国家治理的失败,是权力运行与制度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某个族群与生俱来的罪过。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没有政治危机,而是在政治危机发生时,人民懂得追究权力,而不是迫害自己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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