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讲到,初冈敬治曾参与征韩计划,最终因一场海上风暴而全盘流产。看似是天意使然,让初冈敬治终于可以抽身脱离东京的政治纷争;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征韩议题引发的派系争斗,从未因一次航船的覆灭而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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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治政府中枢的征韩派官员已然失势,但民间的尊皇激进分子依旧势力庞大。就在中村六蔵、冈崎恭助暗中谋划借船渡海、实施征韩行动的同时,另一批激进志士决意于东京起兵,打算以武力逼迫明治政府对朝鲜开战,二卿事件由此酝酿而生。
这场起事的核心人物是爱宕通旭与外山光辅,二人在东京广招各地浪人与尊皇志士,秘密筹备政变。他们制定的初步计划分为两步:一是直接向天皇呈递建议书,痛陈当朝政府贻误国事、错失大势;二是联络东北诸藩,以久保田藩为核心武力后盾,借助东北士族的军事力量逼迫政府推行征韩政策,清洗以长州派系为主导的官僚集团。
当时久保田藩派驻东京的公议人,正是与初冈敬治志同道合的挚友中川健蔵。他全程密切关注东京激进派的密谋动向,持续将朝堂秘事、起事筹备细节悉数通报身在久保田藩的初冈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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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曾因东京招魂社旗帜事件与初冈敬治结缘的古贺十郎,也是二卿事件的核心参与者之一。此时的古贺十郎,因牵涉横井小楠刺杀案被流放京都,不久后又遭免职罢官。
失意之下,他在京都紫野开设私塾,聚拢一众志同道合的尊皇之士,主动结交公家派系人物,又通过古松简二牵线搭桥,打通了九州派系的人脉渠道,积极为起事积蓄力量。
此刻的初冈敬治虽远居久保田藩,远离东京的政治漩涡,但作为狂热的尊皇派志士,无论是中村六蔵、冈崎恭助的渡海征韩计划,还是东京如火如荼的二卿政变密谋,都让他心潮涌动、跃跃欲试。
为摸清各方起事的详细部署,初冈敬治派遣心腹后辈中村恕助前往京都拜访古贺十郎。
自东京招魂社旗帜事件后,古贺十郎便认定初冈敬治是立场一致的同道中人,得知中村恕助奉初冈敬治之命前来,心中欣喜万分。
古贺十郎不仅向中村恕助详尽告知了征韩激进派的起事计划与决心,还亲笔写下密信,托付中村恕助带回久保田藩,力劝初冈敬治顺势起兵、共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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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四年(1871年)二月十三日,中村恕助怀揣古贺十郎的密信返回久保田藩,立刻登门游说初冈敬治参与起事。
古贺十郎在密信中写道:“将此大事托付中村氏,恳请其奔走斡旋。”信中所言“大事”,正是计划占据日光山举兵起义,同时联络东京、关西各地同党,发动第二次维新战争,颠覆现有政局、推行征韩国策。
面对邀约,初冈敬治并未当即应允。历经此前征韩计划的惨败,他已然看清激进起事方案中的诸多漏洞,心态愈发谨慎,始终态度暧昧、未置可否,这让满怀期待的中村恕助大失所望。
无奈之下,中村恕助转而联络中川健蔵私塾的门生,招募亲兵以备起事,随后携带初冈敬治劝诫古贺十郎谨慎行事、暂缓举兵的回信,折返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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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村恕助往返奔走、两地联络之际,爱宕通旭带领比喜多源二、安木刘太郎等人抵达东京,开始暗中联合久保田藩、久留米藩在东京的同道志士,以及土佐藩的堀内诚之进等人,敲定起事方案:攻占日光、在东京城内纵火,借机挟持天皇迁都京都,倒逼政府推行征韩政策。
同一时期,滞留京都的外山光辅,也与自家家臣高田修酝酿出一套大同小异的起事计划。高田修奉外山光辅之命,四处秘密串联,拉拢了青莲院门跡家臣三宅瓦全、菊亭家家臣矢田隆男与其父矢田稳清斋、美作国庄屋立石公久等一众势力。
其中,立石公久还与隐匿于久留米藩境内的大乐源太郎保持密切联络,互通消息。
为统筹东西战线、同步举兵,外山光辅派遣使者联络东京的爱宕通旭,约定两地呼应、协同行动。为获取皇室名分加持、壮大起事声势,众人还试图拉拢贺阳宫朝彦亲王站台助阵。
可就在拉拢亲王的关键阶段,他们于明治四年三月在元柳町料亭召开的首次秘密集会,消息遭人泄露,全盘传入明治政府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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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阳宫朝彦亲王
当时,明治政府正全力查办维新重臣广泽真臣遇刺一案,对全国各派势力的异动侦察极为严密,因此得以迅速破获征韩派的政变密谋。可以说,二卿事件的侦破,是政府查办广泽真臣遇刺案过程中的顺势收获。
案情败露后,山县有朋奉命主导叛乱镇压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尊皇激进派政变,迅速走向覆灭。
明治四年三月七日(1871年4月26日),外山光辅率先被捕;三月十日,东京久留米藩藩邸被官府查封,藩知事有马赖咸遭幽禁;三月十三日(5月2日),熊本藩军队奉明治政府之命接管久留米城,拘禁藩内核心起事骨干,仅大乐源太郎在官兵合围前侥幸逃脱;三月十四日(5月3日),爱宕通旭被捕。
此次事件中,先后共有339人被逮捕,酿成了自安政年间以来规模最大的狱案。
侥幸出逃的大乐源太郎,最终于三月十六日(5月5日)在久留米被应变队队员斩杀,史称“久留米藩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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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留米遗址
而二卿事件两大主谋爱宕通旭、外山光辅,于明治四年十二月三日(1872年1月12日),在二条城芙蓉之间被勒令切腹自尽。
事件爆发时,古贺十郎被囚禁于柳川藩邸,等候押解东京受审。身陷囹圄的他,仍心系后续事务,亲笔写下书信,打算将起事后续事宜托付初冈敬治,准备送往东京秋田藩邸。
当时初冈敬治还在久保田藩,中村恕助也未返程归来,这封密信最终落入了中川健蔵手中。他拆阅后,发现信中言辞激进、牵涉极广。
待中村恕助返回藩地,中川健蔵立刻搜查其随身物品,将所有密信、文书等证据悉数上交藩厅,同时以监管不力为由主动递交辞呈,提前抽身、保全自身。
最终,中村恕助被拘禁查办,初冈敬治也受案件牵连一并被羁押,于五月二十九日被押解至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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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城
六月四日,初冈敬治被投入日比谷临时牢房,历经多轮严酷审讯;十月三日,被转移关押至传马町大牢。同年十二月三日上午,司法省作出终审判决:初冈敬治与小河某、高田修、古贺十郎、疋田等人一同被剥夺武士身份,判处斩刑,当日下午行刑。
有史料说法称,初冈敬治最初仅被判处十年监禁,后因后藤象二郎从中施压,才被改判死刑。其遗体安葬于东京板场总泉寺,发丝则被亲友带回秋田,掩埋于天德寺后院地藏堂旁,留作念想。
纵观整起二卿事件,初冈敬治虽归属征韩派、认同其政治主张,全程却仅参与过早期调配船只的筹备工作,并未涉足东京、京都的政变密谋,充其量只是事件的同情者与隐性支持者,绝非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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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最终落得死刑结局,根源在于早年间埋下的恩怨。初冈敬治旅居东京期间,曾多次得罪维新派核心人物,早已埋下祸根。以长州藩为首的维新派系向来有仇必报,早在大村益次郎刺杀案时,便已有整治初冈敬治的想法。此番即便他未直接参与叛乱,仅凭往来密信,便足以被罗织罪名、推向绝境。
对久保田藩而言,所谓“初冈敬治事件”,本质上是初冈敬治毕生对抗长州维新派系、坚守尊皇征韩理念的所有抗争活动的集中清算。
二卿事件与初冈敬治之死,对后世日本的思想格局与地方政局影响深远。自此以后,明治新政府内部以京都为核心、构建传统国家体制的平田国学派,在近代化的时代大势中迅速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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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田笃胤
学界普遍认为,平田笃胤的学说曾凭借一众热忱弟子与追随者广泛传播、风靡一时,而其在明治初年迅速衰落的直接导火索,正是明治四年爆发的二卿事件。
受此次事件冲击,平田笃胤的著作销量骤降,影响力断崖式下跌。同时,平田派国学因缺乏严谨的文献考据体系,被学界归为非正统学问,彻底遭到学术领域的排斥与边缘化。
不仅如此,二卿事件与初冈敬治事件的余波蔓延至久保田藩,直接引发秋田维新四大事件的最后一桩——志贺为吉权少参事遇害事件。
下一期,我将为大家详细解读秋田维新四大事件的收官篇章,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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